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与他举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

中苏两国关系从合作到恶化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邓小平认为，讲清历史问题可能对解决和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所以在他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他特别谈到了这个问题：

“从鸦片战争起，中国由于清王朝的腐败，受列强侵略奴役，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比英国更早，强租中国领土澳门的，是葡萄牙。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

“日本占了中国不少地方，台湾就被它占了五十年。中国有很多地方被日本划为它的势力范围，特别是在北方，很多大城市有日本租界。1931年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932年在中国的东北搞了个‘满洲国’。1937年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打了八年。最后，由于中国抗战，由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的共同战斗，包括苏联出兵，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彻底失败了。日本对中国的损害无法估量，单是死人，中国就死了几千万。所以，算历史账，日本欠中国的账是最多的。但是由于日本战败，中国收复了所有被它侵占的地方，它在中国没有占去一寸土地。悬案是一个钓鱼岛，那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上面没有人烟。我访问日本时，记者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说，这个问题可以挂起来，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对于这个问题以及同类的纠纷，后来我们提出了一种设想，就是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

“另一个得利最大的是沙俄，以后延续到苏联。”1922年12月30日以俄罗斯联邦、白俄罗斯、乌克兰和外高加索联邦等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而成的苏联，在当时世界上是土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占有东欧的大部分以及几乎整个中亚和北亚；陆地与挪威、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蒙古及朝鲜接壤；与瑞典、日本、美国及加拿大隔海相望。尽管其宪法规定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15个平等权利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盟共和国）按照自愿联合的原则组成，但其政府权力高度集中，并奉行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的社会主义制度及计划经济政策，由苏联共产党一党执政。

“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十月革命后也还有侵害中国的事情，例如黑瞎子岛就是1929年苏联从中国占去的。主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胜利时，美、英、苏三国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划分势力范围，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利益。那是斯大林时期。当时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同苏联签订条约，承认了雅尔塔的安排。”

新中国成立的过程中，苏联曾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7年10月5日起苏联始提供武器弹药，其对华一系列的军事等方面的物质援助，从一个方面将使中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迅速壮大。但在这个过程中，苏联也以“老大哥”的身份，获许了许多在华特权。“中国同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达成了协议，划定了边界。后来中苏进行边界谈判，我们总是要求苏联承认沙俄同清王朝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承认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害中国的历史事实。”邓小平指出，“鉴于清代被沙俄侵占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是通过条约规定的，同时考虑到历史的和现实的情况，我们仍然愿意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合理解决边界问题。”

那个时期，美苏争霸在世界范围内愈演愈烈。“中国不侵略别人，对任何国家都不构成威胁，却受到外国的威胁。中国是个贫弱国家，但是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何方？从建国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个问题。那时威胁来自美国，最突出的就是朝鲜战争，后来还有越南战争。朝鲜战争，中国出了志愿军，同美国直接较量，苏联供给的军火还要中国付半价。”

中国在当时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打压和封锁下，生存空间受到压迫。另一方面，在与美国争霸上，苏联也是不遑多让，其大国沙文主义也逐渐露头，不断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甚至还大兵压境，对中国的主权和人民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邓小平在会谈中尖锐地指出：“后来中苏两国关系不好了，中国面临经济困难，但无论怎样困难，也得还这笔军火债，我们提前两年还清了。”

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开始恶化。邓小平总结说：“60年代，在整个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加强军事设施，导弹不断增加，相当于苏联全部导弹的三分之一，军队不断增加，包括派军队到蒙古，总数达到了一百万人。对中国的威胁从何而来？很自然地，中国得出了结论。1963年我率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谈破裂。应该说，从60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邓小平在第三次上台后，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的状况，在他亲自过问与指导下，中苏关系改善的时机越来越成熟。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年初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发表讲话，传递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号。邓小平得知这一讲话内容后，立即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要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这年夏天，邓小平同陈云、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领导开会时，就中苏关系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方针。邓小平表示，要采取一个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是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要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邓小平指出，在改善关系时，要将现实问题置于首位，要将重点从意识形态争论转向国家利益的考虑。

邓小平为1989年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确立了主题：“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首先提出，中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我建议利用这个机会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在回顾中苏两国交往历史时，邓小平谈道：“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戈尔巴乔夫对此坦诚地表示：“过去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只有一种模式，现实证明并不是这么一回事。”

事实上，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邓小平一直没有停止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思考。他在1985年会见津巴布韦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邓小平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见时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在一个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

对苏联模式的弊端，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认为：“革命是这样，建设也是这样。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如何开辟中苏两国的新未来？邓小平表示，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他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这次会见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它宣告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最终实现。邓小平的谈话，也是对后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原因的最深刻的揭示。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俄关系依据此次会见确定的国家关系原则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