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从小说到电视剧的艺术转换中，脱胎于小说《青木川》的电视剧《一代枭雄》在历史叙事上呈现出迥异于原著的艺术风貌。在比较视野中审视小说与电视剧在历史叙事上的差异可以窥见遮蔽于历史叙事背后的创作者的历史态度、价值判断及艺术思考，但在历史叙事方面，电视剧对于小说的改写在艺术表现上并非全部值得肯定。对电视剧创作者而言，如何在坚守“电视剧立场”的基础上尽可能吸取文学营养以提升自身艺术价值，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正确面对的问题。

比较视野中的历史叙事

——从小说《青木川》到电视剧《一代枭雄》

〇任庭义

（原载《四川戏剧》2015年08期）

摘要:在从小说到电视剧的艺术转换中，脱胎于小说《青木川》的电视剧《一代枭雄》在历史叙事上呈现出迥异于原著的艺术风貌。在比较视野中审视小说与电视剧在历史叙事上的差异可以窥见遮蔽于历史叙事背后的创作者的历史态度、价值判断及艺术思考，但在历史叙事方面，电视剧对于小说的改写在艺术表现上并非全部值得肯定。对电视剧创作者而言，如何在坚守“电视剧立场”的基础上尽可能吸取文学营养以提升自身艺术价值，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和正确面对的问题。

2014年伊始，根据满族女作家叶广芩的长篇历史 小说《青木川》改编的电视剧《一代枭雄》在国内多家电视台热播。在从小说到电视剧的艺术转换中，脱胎于《青木川》的《一代枭雄》在历史叙事上呈现出迥异于原著的艺术风貌。在比较视野中审视小说与电视剧在历史叙事上的差异可以窥见遮蔽于历史叙事背后的创作者的历史态度、价值判断及艺术思考。

一、历史还原与历史重构

尽管电视剧《一代枭雄》改编自小说《青木川》，但二者所指涉的事件和人物都无法绕开青木川这一真实存在的“历史文本”。事实上，在青木川的历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魏辅唐是小说中“青木川的魏富堂”与电视剧中“风雷镇的何辅堂”共同的艺术原型。抛开小说与电视剧之间的改编关系不谈，作为“艺术文本”存在的小说或电视剧均围绕青木川这一“历史文本”而展开，是对青木川历史的一种还原或重构。

小说《青木川》采用了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手法，作者叶广芩以类似“罗生门”的叙述方式将现实与回忆交错穿插，试图在多维度的历史重述中还原和重构青木川这一“历史文本”的真实面貌。历史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对历史的书写却包含了太多的主观认识和判断，这些主观认识和判断往往遮蔽了历史的本来面貌，使客观的历史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多样性。正如小说所言:“半个多世纪过去，镇上有资格参与谈论的人逐渐稀少，话题便显得越发珍贵，越发不清晰。版本的演绎越来越多，甚至同一个经历者，上午和下午的叙述就不一样，一小时前和一小时后就不一样，刚才和现在就不一样，这给了青木川喜欢听故事的后生们充分的想象空间。”①这反映出青木川历史的复杂性及创作过程中对其进行历史还原的艰难性。面对半个多世纪前青木川纷繁复杂的历史，“小说采用追忆与现实穿插的手法，精心设计三条线索:冯明寻梦访旧，冯小羽寻找消失于历史迷雾中的程立雪，钟一山寻访贵妃踪迹。这三条线索之间不构成时间、逻辑联系，互不干扰、单独发展，但各自承担不同的叙事功能。”②

作者以非史家笔法和日常不确定的话语形式使《青木川》的历史叙事在内容和形式上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艺术形态。叶广芩曾坦言自己所面对的是一段“一言难以说尽的历史”，在书写这段历史时，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用今天的眼光”“尽量用宁静的心态一一道出”，目的在于“让自己和读者共同体味到文化、历史、今天、未来”。③在对历史进行深入探寻和反思的过程中，《青木川》关于历史重构的逻辑是从多样的现实话语中剥离并还原历史的真正面貌。作家以忠实历史的态度在小说所展示的多维历史空间中让读者自己对历史及历史的真实性做出评判，最终还原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历史真相。可见，作者具有借青木一隅再现整个历史之复杂状貌的创作意图。小说中，在青木川的现实与历史之间，多重话语的交错穿插以及各种不确定性所凸显的正是作者面对“一言难尽的历史”时的一种历史态度和历史价值观。

与小说《青木川》相比，电视剧《一代枭雄》的历史叙事采取了一元化的视角，从何辅堂返回风雷镇始，到风雷镇和平解放，何辅堂及风雷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以“野史笔法”娓娓道来，带有极强的民间历史叙事意味。无意对历史的真实性与复杂性进行探究，电视剧历史叙事的重心在于设释何辅堂这一虚构人物何以成为“一代枭雄”。在电视剧的历史重构中，历史还原的价值立场全无踪迹，相反却表现出一种对历史进行虚构和“戏说”的倾向，带有明显的夸张与传奇色彩。在这里，历史只是一种载体，在其架构下，历史重构的艺术目标直指“一代枭雄”的叙事主题。与《青木川》所呈现历史的复杂性相比，电视剧历史叙事所竭力突出的关键词是“乱世”。从历史还原的角度讲，“乱世”是符合何辅堂所处历史的时代特征的。

“历史还原的本质是对历史精神的还原，对历史文化的追记。”④“乱世”是练就“一代枭雄”的重要环境，在电视剧创作者所设定的这样一个虚拟的历史环境中，主人公身上所有的不合理与不可能都变得顺理成章，这是电视剧关于历史重构的叙事逻辑。

从小说《青木川》到电视剧《一代枭雄》，在关乎历史还原与历史重构的历史叙事中，二者之间的差异是小说与电视剧迥然不同的话语姿态及其创作者不同的历史态度。在日趋边缘化的生存困境中，文学依然保持精英立场面对读者，而电视剧则在“娱乐至死”的时代语境中越来越走向娱乐化的叙事模式。在从小说到电视剧的艺术转换过程中，电视剧通常将小说进行通俗化处理，将精英立场转换为大众文化文本，以期在观众中产生更加广泛的影响。当文学的影像传播成为潮流，电视剧之于文学的改编观念也越来越趋于开放和自由。从小说《青木川》和电视剧《一代枭雄》的历史叙事来看，尽管是一种改编关系，但小说的历史叙事理念并没有过多投射到电视剧中。

（青木川长街宴 郭军 摄）

二、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

历史叙事的基本特征是在对个人命运的表述中表达其相应的历史观念。“人处于历史之中，历史也存在于人之中。人与历史在原始基础上存在着如此深刻、如此神秘的孪生现象和相当具体的相互依赖性，要想将它们割断是不可能的。因此绝不能把人从历史中分离出来孤立地看待，也不能把历史和人分离开，抛开人去研究历史;同样，也不能抛开历史深刻的精神现实去研究人。”⑤人与历史的关系是有关历史叙事的“艺术文本”无法绕开的重要内容，小说《青木川》与电视剧《一代枭雄》也不例外，但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其对人与历史关系的表述又表现出显著差异。两者都聚焦于“历史文本”中魏辅唐这一人物原型，但前者的叙事重心在历史的人，后者的叙事重心则在人的历史，人与历史的位置对换，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叙事模式。

小说《青木川》的历史叙事主要围绕半个多世纪前魏富堂在动荡的历史变迁中个人命运的沉浮而展开。作者将魏富堂深锁于复杂的历史之中，如同一个历史寓言，将历史与人性的复杂性并置，塑造了魏富堂这一性格复杂、多元的人物形象，力图还原历史上这一人物的真实面貌。小说中，魏富堂亦匪亦绅，亦善亦恶，杀过人，贩过鸦片，修过桥，办过学校，既是一方霸主，也为一方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过贡献。1952年春天，他以土匪、恶霸等罪名被枪毙，及至平反后，在官方认可的墓碑中书有“草创地方武装，发展经济，捍卫家乡”“开办富堂中学，聘校长，延名师，博收群秀培植人才”“致力地方二十年，建青木川一方之特殊局面”⑥等历史功绩。在作者笔下，人物的复杂深藏于历史悖论之中，似乎历史有多复杂，魏富堂其人就有多复杂。与此同时，在小说的叙事过程中，作者始终将魏富堂的个人命运及形象与历史紧密相连。在这里，历史不仅仅是一种背景性存在，也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支配或决定着魏富堂等众多人物的命运。以魏富堂的个人命运映射历史，魏富堂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其个体价值，而在于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包含着作者本人对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反思。

与小说不同，电视剧《一代枭雄》则围绕“时势造英雄”的叙事逻辑，在近代中国风云变幻的历史进程中着力表现主人公何辅堂的个人发迹史。在叙事意义上，历史在电视剧中作为背景存在的特征更加明显，而“一代枭雄”的发迹史则被强化和突出。遵循这一单向的价值尺度，电视剧着力凸显了“一代枭雄”的性格魅力，并在小说人物的基础上对何辅堂这一人物形象进行了更多正面化的改写。其中，最明显的一处改写就表现在与鸦片有关的情节设计上。小说中，尽管魏富堂明令禁止本地人吸食鸦片，但他曾经以贩运鸦片聚敛财富却是不争的事实。鸦片是魏富堂形象的重要“污点”，也是其最终被执行枪决的重要罪名之一，而电视剧对鸦片在情节发展中的作用却进行了彻底改写。剧中，何辅堂的父亲死于贩运鸦片，何辅堂对鸦片恨之入骨，即使在狱中面对死亡威胁时，也不改最初立下的禁烟原则，鸦片由“污点”变为人物形象的亮点。学者雷达在谈及“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时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写出‘历史的人’易于达到，要真正写出‘人的历史’就非常之难。这意思是，你可以从制度、礼俗、衣食，乃至情节、因果链上符合一般的历史真实，但你要超越‘形似”写出一个个活的灵魂怎样进入历史、参与创造过程，充分显现出历史运动的偶然性，或然性，千变万化，柳暗花明，而且还能提示出主体选择背后的潜在必然性，就不是那么容易抵达的境界。”⑦综观全剧，何辅堂的人生史诗在关涉“人的历史”这一命题时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显然只是“形似”，甚至在情节设计上还有诸多不合逻辑之处。电视剧改变了小说的历史叙事逻辑，但却没有在自身所设定的历史逻辑上做到极致。从观众欣赏的角度来看，电视剧的艺术魅力更多来源于对何辅堂这一人物性格本身的认同。当然，电视剧与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在改编过程中，电视剧如果对小说完全亦步亦趋，在艺术表现上显然也无法为观众所接受。

（老屋岁月郭军摄）

三、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

在历史题材小说或电视剧的创作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总是揉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历史真实，则必然与历史无缘，而如果离开艺术虚构，则与艺术无缘。因此，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有机统一起来是历史题材小说或电视剧创作者必须遵守的一条基本原则。从审美角度而言，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存在着一个极具拓展性的艺术空间，这一艺术空间正是各种历史题材“艺术文本”审美效果生成的基础，其对观众的吸引力通常都源于此。在具体的作品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统一无固定模式，其揉合形式随作品的艺术风格及创作者的艺术态度等而表现出多元化形态。

小说《青木川》在叙事形式上将历史与现实交叉融合，在叙事内容上则以探究青木川的历史真相为艺术目标。小说呈现给读者的历史是断点式的，而非连续的，是历史中的重要事件，而非完整的历史过程。大量的历史空白和诸多没有定论的主观叙述为读者留下了大量的想象空间，也使作者不必拘泥于传统“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过程式历史叙述方式。在这样一种“开放式”的历史叙述中，小说的整体历史氛围又是极其真实的，在关乎50年前各种历史情节的处理中，小说渗透着作者强烈而明晰的历史意识，对于各处细节的处理也都合情合理。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青木川》的诞生与作者叶广芩在陕西周至县挂职的经历密切相关。挂职期间，作者为了调查周至老县城的败落和当年周边的匪患情况来到青木川，于是就有了后来的小说。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原型如徐种德(小说中的许忠德)、魏元霖(小说中的魏元林)等现实中依然健在。在史实的基础上，小说的艺术虚构似乎已被其内容和形式中所包含的历史真实消解殆尽，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接近于历史原生态的审美幻觉。但不可否认，小说中的艺术虚构依然存在，在创作谈中，作者曾提到《青木川》出版后自己再次来到青木川时的内心忐忑:“我不知《青木川》能否得到当地干部群众的认可，朴实的乡民能否将文学与历史分得清楚，不知我对这里的过去和今天把握得是否准确？”对于这种担心，作者在后文谈到:“谈及小说内容，83岁的徐种德说我对青木川的历史做了最公允的评价。”⑧如青木川复杂的历史一样，小说中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也显得复杂而微妙。

电视剧《一代枭雄》的叙事是在为观众所熟悉的线性历史时空中展开的。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处理上，电视剧与小说显然并非一路。作为大众艺术文本，电视剧《一代枭雄》为求“好看”，在“历史文本”的基础上编织了各种传奇，甚至超出了艺术虚构的范畴，炮制了许多不合乎历史与生活逻辑的情节，如剧中何辅堂入狱之前疯狂追求程立雪的情节设计就实属败笔。诸如此类的艺术虚构尽管可能博得观众眼球，但却从整体上拉低了作品的艺术格调。全剧在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问题上，尽管艺术虚构显而易见，但依然可见历史真实的影子。在情节推进过程中，剧中有许多随意点染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与历史极为贴合，这些中国近代史上的真实存在又不时会让观众产生一种类似历史真实的审美幻觉。电视剧创作者缝合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基础正在于片名“一代枭雄”中所包含的传奇指向。如何将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缝合为艺术真实，电视剧创作者显然有着清晰的创作思路，如在改编过程中，编剧有意将青木川改成了风雷镇，将魏辅唐改成了何辅堂，这些改动可以划清电视剧与青木川的界限，避免观众对号入座，以求得艺术虚构上的更大自由度。

(作者系青岛农业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艺术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注释:

①⑥叶广芩:《青木川》，太白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4页。

②李春燕、马琳:《(青木川):历史诗情再现人性复调解读》，《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第29—31页。

③⑧叶广芩:《一言难尽(青木川)》，《长篇小说选刊》200年第3期，第4—5页。

④周月亮、韩骏伟:《电视剧艺术文化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0页。

⑤[俄]别尔嘉耶夫:《历史的意义》，张雅平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页。

⑦雷达:《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少年天子)沉思录》，《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第1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