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2日，工作人员在海南海口粮油储备有限公司粮食储备库检查储备粮 图/新华社

从二战结束至今，很多国家都在建立和完善应急物资储备体系，以应对潜在的危机或灾害。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对完善“自助—共助—公助”救助模式至关重要。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提高对灾害问题不关注或关注度较低人群的防灾意识，都是防灾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具挑战之处。

普通人除了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做好“自助”的准备，还要守住最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这不仅是危急时刻‘共助’的一个基本动因，更是维系社会团结、维系社会健康的基本要素。而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在 （“囤货”） 这个行为模式上建立起更有韧性、更细致的灾害对应模式，那就算有意义了”。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洋

编辑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食物从地板堆到天花板

乌克兰裔英国作家玛琳娜·柳薇卡(Marina Lewycka)曾在2005年出版的小说《乌克兰拖拉机简史》中，细致地刻画了饥荒时代留下的烙印。柳薇卡的父母是乌克兰人，二战期间他们背井离乡，被驱逐到德国基尔的一处难民营。1946年柳薇卡在那里出生，随后在英国长大。

在书中第二章“母亲的小遗产”开头，柳薇卡用了三大段来描述主人公的母亲柳德米拉的“食物储存清单”。难以计数的食物被母亲分储在储藏室、床底、种植棚、车库和冰柜里，并定期更新。

在储藏室，食物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一听听的鱼、肉、西红柿、水果、蔬菜和布丁罐头，一袋袋的糖（砂糖、细砂糖、冰糖、红糖），面粉（普通粉、自发粉、全麦粉），米（布丁米和长颗粒米），通心粉（普通通心粉、短而卷曲的通心粉、细面通心粉），小扁豆，荞麦粉，干豌豆，燕麦，一瓶瓶的油（菜籽油、葵花籽油和橄榄油），腌菜（西红柿、黄瓜、甜菜根），一盒盒的麦片（主要是小麦片），一箱箱的饼干（主要是巧克力消化饼干）和一板板的巧克力。在地板上，瓶子里和坛子里的是一加仑一加仑黏稠的淡紫色液体，它们用李子、红糖和蒜瓣制成，仅仅一杯就足以让最资深的老酒鬼（这在乌克兰社区里大有人在）昏睡达三个小时。”

柳薇卡的母亲是她小说的灵感来源。在柳薇卡眼中，生于1911年的母亲有节俭的天赋，“可以把骨头和甜菜根做成罗宋汤，把过期牛奶制成斯美塔那酸奶油。”通过在书中对母亲柳德米拉的塑造，柳薇卡试图阐明这种“天赋”的由来。

柳德米拉出生在乌克兰。1932年，她21岁时，“欧洲粮仓”陷入了一场持续一年的严重饥荒。这场被称为“Holodomor” （乌克兰语，意为“饥饿而死”）的饥荒导致了数百万乌克兰人死亡，其间有超过2500人被判食人罪。

即便已在英国生活了50年，饥荒留给柳德米拉的记忆伤痕从未愈合。“她确定无疑地知道，在乐购超市和消费合作社堆得高高的货架和存得满满的柜台后，饥饿依然在游荡徘徊，它撑着骷髅的身躯，睁着空洞的眼睛，伺机而动，一旦你放松警惕，就将你摄入囊中。”女儿嘲笑柳德米拉的储备“足够供养一支军队”，可她坚持自己的生存哲学：饥荒会被作为政治武器，而战胜饥饿的唯一方法是贮存和积蓄。这是她找回自我和自由的漫长尝试。

▲2022年3月1日，乌克兰基辅，一栋居民楼在冲突中被炸毁，市民排队采购应急物资 图/视觉中国

重启“手册”的争议

除了时代遗留的饥饿梦魇，家庭物资储备也常和过去动荡不定的时局相关。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面对紧张而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曾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等口号。如今，在部分偏远地区的建筑外墙上，还能依稀看到这些因岁月流逝和时代变迁而斑驳的口号和相关宣传画。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冷战结束，核战争阴影渐散。同时，农业科技、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的发展也让全球饥荒人数显著下降。“囤积”一度离我们越来越远。但作为动荡与不确定性的附带产物，它又如幽灵般不时萦绕。过去十年间，很多国家都曾发布过“指南”、“手册”，告知民众如何应对潜在的危机或战争威胁。家庭应急物资储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016年8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新的《民防方案》。长达69页的《民防方案》建议每位德国公民储备可维持两周生存所需的食物，以便在救援人员到达前自保。列表中除了米、面、油、盐，还列出了应储存的面包、面条、水果、蔬菜、土豆、肉类、鸡蛋、巧克力等食品的数量。这是冷战后德国政府首次要求民众储备生存物资。

虽然德国政府表示，该方案早在四年前就着手制定，旨在修正过时的民防方案，不少民众还是视之为对当时德国接连遭遇暴力和恐怖袭击事件的回应。当时，受“阿拉伯之春”和国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兴起等影响，欧洲正经历二战结束后最大的一波难民危机。据欧盟统计局对2016年前9个月的统计，欧盟各国接纳难民总数近99万，其中德国接纳难民最多，超过61万。难民问题与恐怖主义结合使德国面临严峻挑战。在应对反对党关于“鼓励囤积物资是散播恐慌和不安”的指控时，时任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表示，“力量来自合理的准备。”

2018年5月底，出于对恐怖袭击以及波罗的海地区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的担忧，瑞典也重启了防战防险手册。约一周内，名为《如果灾难或战争来临》（If crisis or war comes）的手册投送到全瑞典480万户家庭。这本20页的小册子介绍了瑞典可能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包括军事冲突、自然灾害、网络攻击和恐怖袭击等，告知国民如何“在日常生活天翻地覆”时，满足食物、水、取暖和通信等基本需求。

▲瑞典《如果灾难或战争来临》（if crisis or war comes）手册

小册子中列举的情况包括：商店无法提供食物和其他商品；无法为汽车提供加油服务；无法通过移动取款机提现；移动网络和互联网无法正常工作；无法获得药物或医疗帮助……“当我们受到威胁时，互相帮助的意愿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如果你准备好了，你将有助于提高国家应对重大压力的能力。”小册子写道。

瑞典上一次向国民派发手册是在1961年，冷战时期。当时手册的名称是“如果战争来临（If War Comes）”。负责手册修订的克里斯蒂娜·安德森谈到半个多世纪后，国民面临安全风险的流变，“二战后的几十年，人们只关注战争。当下的社会已完全不同，气候变化、恐怖袭击、流行病和假新闻等威胁要复杂得多。人们需要学习并知道如何应对。”

在德国和瑞典，这些手册的重新问世在当时并未引发大规模的囤积和抢购。事实上，新的“民防计划”推出后，德国社会曾掀起一波关于“是否有必要储存食物和水”的讨论，并导致“仓鼠（Hamsterkaufe）”一词在社交网络短暂流行。而在瑞典，据本地媒体“The Local Sweden”记者理查德·奥林奇（Richard Orange）回忆，一种较为普遍的态度是，“日常生活的天翻地覆”在2018年仍然显得“十分遥远”。

面对可见的危机，并非所有政府都是“手册”的拥趸。2020年3月，英国皇家联合军种国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伊丽莎白·布拉（Elisabeth Braw）在《卫报》撰文谈及英国民众在疫情初期疯抢卫生纸的场面，“英国面临的根本挑战是，没有人告诉英国民众如何为突发事件做准备。”2019年，布拉曾向一群政府官员建议，英国可以效仿瑞典发布类似的指南。官员们拒绝了，“因为这会引起恐慌”，布拉说。

▲2020年11月7日，英国伦敦，民众购物囤货 图/人民视觉

锻“链”

在布拉关于发布应急指南的提议被政府官员回绝前，一部分英国民众已经开始为可能到来的危机做准备。

根据2018年6月生效的《退出欧盟法案》，英国会在格林尼治时间2019年3月29日23时正式脱欧。然而，历经18个月的谈判后，英国和欧盟仍未就脱欧协议达成共识，英国面临无协议脱欧的风险。

在慈善机构工作的海伦娜提前囤积了足以支撑三个月的食物和日常用品。考虑到紧急情况下，宠物食品和玩具不会是政府考虑的优先项，她为自己的宠物狗查理囤够了一年所需。

海伦娜没能获得母亲的理解。母亲是脱欧的热切支持者，指责她“轻信、无知和散布恐惧”。在接受《卫报》采访时，海伦娜表示，她希望母亲是对的，“如果一年后我坐在这里想：‘该死的，我的架子上还有罐装土豆，我会非常高兴。’”

和海伦娜一样，居住在剑桥的经济学家、英国财政部前顾问黛安娜·科伊尔（Diane Coyle）也是囤货者中的一员。在科伊尔看来，很多反对者未充分理解现代供应链的运行模式，“不只是超市货架上的商品，而且是商品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所有进口原料或部件，都可能受到影响。”无协议脱欧很可能导致供应链物流受阻，原材料与货品流通不畅，进而影响产品出货进度，最终影响市场交易。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世界正处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出版了反思现代化和全球化风险的著作《风险社会》。贝克在书中提出，风险有别于传统危险，它是现代化的威胁力量和令人怀疑的全球化所引发的后果。自1986年《风险社会》首次出版至今，人类越来越频繁地目睹“文明火山”的喷发。

在全球化背景下，影响安全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越来越多。现代供应链体系庞大而精密，保证了企业得以降本、提质和增效。精益生产和即时生产模式有利于企业削减库存、减少浪费。然而，供应链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环出现问题，耦合就可能成为桎梏。

▲2022年5月24日，人们在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家超市选购婴幼儿奶粉。美国国内“奶粉荒”已持续数月，起初归因于供应链不畅和工人短缺 图/新华社

2021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了《2021年世界贸易报告》。报告的数据显示，2000-2010年全球总出口年增8.7%，2010-2019年增速放缓至3.7%。报告还指出，新冠大流行造成的健康和经济危机是对世界贸易体系的一次大规模压力测试，对全球供应链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在全球迈入“慢全球化（slowbalisation）”的同时，世界经济正陷入低速增长期，并面临发展范式的纠偏和供应链瓶颈难以消除的困境。俄乌冲突是最新的催化剂。

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全球粮食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国小麦和葵花籽油的出口总量分别占全球贸易的30%和76%。2022年3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食品价格指数创下历史新高，较上年同期跃升34%。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IFPRI）的数据则显示，截至2022年4月初，俄乌两国的出口限制已经影响到全球17%的粮食供应。

多米诺骨牌效应还在继续。3月以来，埃及、土耳其、印尼、印度、阿根廷、匈牙利、塞尔维亚等粮食主要出口国相继宣布暂停或限制玉米、小麦、豆类或食用油等的出口。5月4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2022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明确指出，俄乌冲突暴露了全球粮食体系的相互关联性和脆弱性。

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影响后，出于对潜在物资短缺及食物价格上涨的担忧，3月起欧洲部分地区再现囤货潮。一些商店不得不对食用油和谷物类商品实行定量销售。在德国，曾被社交网络调侃的“仓鼠”一词开始出现在贸易协会发布的通知上。

据英国《金融时报》3月的报道，一家位于德国法兰克福的Penny超市在店里张贴的告示上写道，“请表现出团结，想想你的邻居——不要不必要地囤货！”而来自意大利米兰的Sabrina Di Leto购买了20包意大利面和几公斤的面粉，并打算将后院改造成菜园和鸡舍。在米兰，3月中旬面包的售价高达每公斤8欧元，较上年11月上涨了约一倍。不是所有人都能承担囤货的成本，那些严重依赖俄乌小麦出口的贫穷国家将比欧洲承受更严重的打击。

▲2022年3月23日，上海闵行一个封控小区内，居民选购运进小区的蔬菜 图/新华社

受疫情影响，国内部分城市也出现过一些囤货现象。如4月23日北京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15例，此后数日各大商超菜市迎来人流量高峰、电商平台的社区订单猛增。需求增加引发蔬菜市场价格波动。《北京青年报》梳理，25日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是3.91元/公斤，26日上涨至5.15元/公斤。为了保供，产地、商户、卖场、物流、政府各部门迅速反应。据《北京日报》报道，4月27日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58万吨，打破了市场成立34年来历史同期最高纪录。而根据常年数据测算，北京市蔬菜日供应量维持在1.8万吨就能满足市民需求。随着蔬菜供应终端趋于饱和，北京蔬菜流通秩序始终维持正常。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的研究专长是应急管理、公共安全管理与政策、国家安全管理，在他看来，相比饥荒和短缺的时代，现代社会不是缺少物资，而是高度依赖于物流和供应链。“在一个物质充裕的社会，人们习惯于有钱就能采购到一切，对极端情况的耐受程度较低。而物流和供应链经常会受到各种因素的扰动。”王宏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速度快、隐匿性强，导致‘动态清零’困难加大，拉长了供需矛盾持续的时间。”王宏伟认为，如何确保灾难发生之下供应链的韧性和稳定性，是所有政治和经济主体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值得从国家安全的高度去关注。”

▲王宏伟

体系

瑞典民事应急署（MSB）的数据显示，自2022年2月29日起的一周内，《如果灾难或战争来临》手册的电子版已被下载近9万次，而去年同期的下载量为790次。

人们的焦虑需要被承认和管理。虽然心理学家和民防专家的共识是，为可能的紧急情况或危机做好常态化准备，比恐慌性购买更明智；然而无可避免的是，后者更为常见。在全球范围内，如何提高对灾害问题不关注或关注度较低人群的防灾意识，都是防灾教育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最具挑战之处。

有“日本灾害社会学集大成者”之称的《灾害与社会1：灾害社会学导论》（以下简称《灾害与社会1》）曾论及“公助”的局限性，“即使充分考虑到灾害应对需求，行政服务体制还是以满足日常需求水平为基础的。尤其在城市型灾害中，灾害规模越大，行政服务供不应求的情况越严重”，“为了把灾害的受害程度控制在最小范围内，‘自助’、‘共助’和‘公助’必须协同一致，各自发挥作用。”

日本是“多灾之邦”。据王宏伟介绍，日本的灾害治理模式经历了几个转变的过程。二战后的日本满目疮痍，无论是治山、治水、治河、治沙，灾害的本源治理均由政府投资。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受新自由主义影响，日本开始强调“自助”，“自己的安全自己守护”；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成为另一个转折点，因志愿者在灾后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共助”被进一步纳入灾害应对体系。

中国同样是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1998年张北地震后,民政部、财政部出台了《关于建立中央级救灾物资储备制度的通知》,在全国建立了救灾物资储备制度。2003年“非典”后，借鉴美国、日本、欧洲等在风险管理和综合减灾方面的经验，中国开始强调发挥社会公众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主张将应急管理的关口前移，实现“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

“欧美国家的危机响应模式是自下而上。社会主义的优势体现在巨灾发生时或恢复重建过程中，我们可以充分调动多方力量，统筹应对。但这种优势需要向风险防范和应急准备方向延伸。”王宏伟对《南方人物周刊》说。

▲2021年12月17日，美国中部地区多个州遭极端天气袭击，人们在肯塔基州梅菲尔德市格罗夫斯体育场领取救援物资 图/新华社

社会在变化，灾害也在“进化”。当国内和国外、传统和非传统、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风险交织，灾害治理模式也需要更具创新性、灵活性和适应性。王宏伟认为，由政府主导向社会多元共治转变是发展趋势，也对我国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格局提出了挑战，“会有一个不适应的过程。”

2021年11月2日，几则关于应急物资储备的消息在网上广泛传播。商务部印发的《关于做好今冬明春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市场保供稳价工作的通知》提到，“鼓励家庭根据需要储存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满足日常生活和突发情况的需要。”接着，“江苏下发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等消息也在网络上热传。2日当晚，商务部研究院流通与消费研究所副所长关利欣回应称，《通知》是基于当年秋冬季节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蔬菜价格波动上涨、新冠疫情多地散发、拉尼娜现象或将升级等情况提前做的工作部署，目的是更好地保障今冬明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必需品供应充足。商务部早前的数据显示，受种植区强降雨和煤炭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截至2021年10月22日的四周内，蔬菜批发价格飙升28%，已处于当年2月以来最高水平。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也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回应称，建议清单是正常工作安排，旨在提高社会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事实上，早在2020年10月14日，国家发改委等14部门印发的《近期扩内需促消费的工作方案》就提到，卫生健康委、应急部、发展改革委等需在秋冬季推出全国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并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加速制定扩充版清单，引导城市家庭进行家庭急救箱等医疗物资储备。

近年来，全国多个省份均发布了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王宏伟表示，相比紧急状态下的政治动员模式，综合减灾更应采取常态化治理模式。这意味着应急管理不再只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把企业、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的力量整合起来，形成合力。

2022年5月16日，《求是》杂志刊发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文章《完善国家储备体系 保障初级产品供给》。文章在谈及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储备体系时谈到，“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健全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实物储备和产能储备、政府储备和企业储备相结合的储备机制，增强全社会安全发展韧性。”

虽然家庭作为社区的基本组成单位，是受各种灾害影响的主要群体和灾后急需援助的对象，因此以家庭为单位储备的应急物资理应是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在王宏伟看来，从应急物资储备角度，“自助”的提出只是为了培养底线思维，预防极端情况出现。外部救援力量有时无法及时到来，“自助”可缓解“公助”的压力。“这并不意味着要把物资储备责任分解落实到老百姓头上。”

王宏伟观察，最近人们在囤货时更多的是储备日常生活物资，特别是食品，而非真正的应急物资。事实上，在许多省份的应急管理部门发布的家庭应急物资储备建议清单中，除了水和食品，还包括各种应急食品、个人防护用品、逃生工具、医疗急救用品和药品、相关信息资料等等。王宏伟强调，“公众的物资储备应遵循合理和适度冗余的原则。在一个日常物资供给非常及时而丰富的时代，让老百姓去走向另一个极端，再回到物资匮乏时代，是不可能的。”

▲2021年11月12日，成都粮食集团青白江国家粮食储备库，工人卸下从外省运来的粮食 图/新华社

意义

2020年6月，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李永晶在《南方周末》发文谈及日本“自助—共助—公助”三位一体的救灾模式。从日本的经验教训出发，李永晶写道，“由于人们以及政府因其必然有限的理性和能力，在应对灾害的过程中无可避免地会发生失误，因此，为了将灾害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一种多重的防御机制就显得必不可少。”（《现代日本“与灾害共生”的文化观察》）

如今，两年过去了，住在上海嘉定区的李永晶对灾害有了更直观的体验。从4月1日开始，他所在的小区实行“足不出户”的政策，近三周后才实现了“小区自由”，可以在小区内走动。5月第2周，他凭居委发的限时出入许可证，时隔40天，第一次步行到指定的超市购物，超市距离小区大概4公里。最后一周，他拿到了新的出门许可证，每日白天可出去一次。其间，他重新思考了“自助”、“共助”与“公助”的意义和关系。“很多事情，如果不是你的真实体验，可能在关键地方的理解上就会差那么一点点。体验会强化此前从书本、观察或推理中获得的认知，你会更知道什么是最关键的东西。”李永晶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李永晶

除了物资储备，自助首先需要精神方面的准备。“现代社会是风险社会”的认知正逐渐被越来越多人正视和接受，正如《灾害与社会1》所说，人们不得不“从肯定硬件承受力的有限性出发，思考社会如何把灾害的破坏控制在最小程度”。与风险共生并非消极的宿命论，而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积极应对。从灾害社会学的角度看，提高对灾害或风险环境、预防及技术对策等的科学认知，有利于缓解其突发带来的心理丧失与不安，也是从心理层面减少社会“脆弱性”和提升“复元·恢复力”的必要前提。

在李永晶看来，“自助—共助—公助”的救助模式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的解释和应用能力，在于它作为一种灾害应对机制，考虑到了人们形形色色的需求。“自助”和“共助”相对灵活，能照顾到多样化需求，但能力有限。“公助”能力强大，但原则上不考虑个体差异，只能按照一刀切的、普惠的方式进行，有时候政策的棱角可能会伤害到一些人，甚至造成次生灾害。

《灾害与社会1》曾提出，在传统的灾害认知中，灾害被看作一种解剖社会、揭示社会本质的机会，但这并不只是指社会的弱点会在灾害的破坏过程中得以暴露，也意味着引发灾害的各种原因也潜藏在社会过程自身之中。

疫情同样是面镜子。李永晶认为，面对危机，中国社会治理的优势体现在社会动员和管制层面，但很多细致的工作仍有待完成。“最重要的一点是完善‘共助’（或‘互助’）和‘公助’层面的法律法规，以便在灾害引发的混乱时期有章法可循。只有在法律规范下的公共救助活动，才是‘公助’，以区别于以自愿和任意为特征的‘自助’和‘共助’。三者的责权关系应做出更明确的界定，这个过程需要专门知识，需要广泛的社会参与以达成共识。”

1980年代末，李永晶还在辽宁省大连市念初中时，学校曾开设一门名为“人防常识”的课程，用的是全国通用教材，教授的内容包括遭遇原子弹袭击时该如何自我保护、如何躲过冲击波等等。多年后，李永晶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教授过几年“社会学概论”课程。受在日本生活体验的启发，每年讲这门课时，他都会安排一次主题为“公民与安全教育”的特别讲义，内容涉及地震、火灾、踩踏、劫持、溺水等突发情况的应对。通过在课堂上对虚拟危机的模拟，李永晶希望帮助学生们提高危机意识，以便在危机到来时能“自助”以及“助他”。

而当模拟成为现实的危机时，思考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就成为一种必然。“这两年大流行引发的一些区域和全球危机事件，确实在颠覆一部分人对安全、和平与幸福的传统观念。能够认识到真相，是一个好的开始。”李永晶说。

“囤货”正是思考和行为模式改变的一种表现。李永晶居住的小区有几百户人家，封控时邻里们会通过微信群互通有无。其中有一家人十分慷慨：有人茶喝完了，女主人直接拿出了一斤；有人想喝可乐，女主人一下送出了六罐；有人急需酱油或调料，女主人让直接过去拿……李永晶觉得，这家人的慷慨和善良毋庸置疑，但前提是有足够的“冗余”，相反则可能心有余而力不足，“在更严重的危机时刻，这种‘冗余’可能是为你等到‘共助’和‘公助’的救命条件。”

如今，在社交网络上，“逢事必囤”成为一个梗。有人将“囤菜”比作“买期权”。曾经在一代人身上留下的烙印正以某种形式重现。疫情会带来哪些不可逆的改变？这些影响将会如何被消解或如何成为常态？它会成为重塑国民应对灾害的观念乃至文化的契机么？

“为什么不呢？”当我把这些问题抛到李永晶面前时，他这样回答，“如果还没有成为这个契机，我们所有当事者就有必要以自己的方式，让它成为一个契机。正视创伤是思考真正的开始，否则灾难可能被简化为‘数字’，简化为某种自然秩序或宏大叙事的一部分。长此以往，人们也就只能在这个粗大的线条上思考问题。”

而“囤货”背后，应如何重建安全感和信任感？对李永晶来说，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应重新被审视。除了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做好“自助”的准备，守住最基本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可能更重要。“这不仅是危急时刻‘共助’的一个基本动因，更是维系社会团结、维系社会健康的基本要素。而如果我们的社会能在这个行为模式上建立起更有韧性、更细致的灾害应对模式，那就算有意义了。”李永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