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录自

秦晖：21世纪的全球化困境：原因与出路

——兼评《21世纪资本论》#

遗憾的是，与前述欧美、东亚、西班牙、南非(1970～1990年代)等多数情形不同，中国(与1970年前南非类似)的情况却显得十分“特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恰恰在“双顺差-高增长”最典型的时期，中国的基尼系数很快上升，不平等的状况在加剧，甚至比资本输出-商品输入的西方还更甚![6]

[6]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12年年终西南财大一课题组发布调查报告称，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0.61，贫富悬殊“世所罕见”，远远甚于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消息一出网上哗然。中国官方统计部门其实一直有基尼系数统计，但并不公布，此时面对舆情，国家统计局长不得不出来说话：十年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73以上，2008年达到0.491，没有学者说的那么高，但也很高了。关于0.61这个惊人数字，局长并未一口否定，而是说抽样方法与样本量不同，“民间调查是官方统计的重要的、有益的补充”。他还给出了其他国家的近期基尼系数，让“大家自己比一比、看一看”：阿根廷0.46，巴西0.55，俄罗斯0.40，墨西哥0.48，印度0.33。(国家统计局官网：马建堂就201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

这是什么道理呢?在西方，上述加剧从逻辑上是很容易解释的，无论从市场经济(要素博弈之均衡条件改变)的逻辑，还是从社会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的角度都很容易解释。但是在中国这就很难解释：从“社会主义”的角度讲，中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比所谓资本主义的西方更贫富悬殊、基尼系数更高?而从“市场经济”的逻辑讲，既然与西方相反，全球化过程在你这里是减少了资本稀缺和劳动过剩，怎么你的劳动者谈判地位还是那么弱，甚至比西方弱得多?

这只能说是“经济以外”的原因了：因为B类型国家的政治体制导致劳动者的谈判地位被人为地压低，劳动获得的回报是低于市场均衡水平的。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近年来在“民工荒”导致“企业用工成本上升”(按：这无疑是有利于劳动者的市场均衡变动)的情况下，中国很多地方为展开“招商引资”竞争，动用政府力量“帮企业解决用工短缺问题”，“政府将企业招工这一经济行为行政化”，“招工指标层层下派”，甚至用纳税人的钱重奖招工中介。尤其是借助教育行政化体制，通过教育主管部门迫使职校技校学生扩大进厂“实习”规模，“实习”期根据企业订单来安排，以满足企业“弹性化的用工需求”，“实习”工资畸低，且与学生所学专业“经常毫无关系”，但不“实习”就不准毕业，迫使大量学生把“本应用来学习的时间和体力消耗在一条条流水线上”。2010年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摆脱了困境，而且避免了“人力成本”的“过度上升”。据调查当年暑期就有10万在校学生被派到深圳富士康“实习”，昆山富士康的“学生实习工”达到整个厂区员工的六分之一，而向重庆富士康派遣实习工的职技校达119家，太原、武汉富士康也是类似情况。在体现中国基础设施建设惊人竞争力的建筑业，低工资自不待言，“年底结算”更是体制认可的“中国特色”，时至2013年，不给农民工按月发工资仍是普遍现象，全国工地按月支薪的比例只有19.9%，北京最低，只有5.5%，因为北京政府工程多，而拖欠工程款的“时常是政府项目”。只要年底给钱就不算欠薪，就这样，“未经讨薪”即能拿到钱的比例也仅46.6%，而12%的工人年底仍没拿到一分钱。这种规则不仅等于强制农民工承担利息损失，而且实际上剥夺了他们在年内选择离开的权利。

在集体谈判权方面，中国过去工会、商会都是完全官办的摆设，实际就是政府说了算，没有任何谈判。经过几十年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今商会的多元化已经颇有进展，官办的“工商联”之外，许多地方已经出现民间商会，尤其是外商、港台商的商会完全是自主的。但自主工会则完全没有，官办工会“上层姓‘官’，中下层有的姓‘官’有的姓‘资’，但唯独不姓‘劳’”。为“招商引资”，劳资纠纷中官府与官办工会对工人往往比资方更强硬，多次发生资方愿意让步而官方却执意弹压工人的新闻，1990年代“下岗”大潮中官方电视频繁播放“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的“公益歌曲”，堪称彻底否定工人谈判权的奇葩之举。在西方，关于工会的作用，尤其是过于强势的集体谈判权对个体契约自由的妨碍历来争论很多，但是只许有商会、不许有工会则是谁都不会赞成的。当然在中国，官方对资方侵权同样屡见不鲜;一些左派认为中国官方“代表资产阶级”，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但在劳资关系方面，中国的体制对劳工显然压制更甚，尤其对如今已成为蓝领工人主体的“农民工”更是如此。

显然，政府动用权力为“招商引资”不择手段加上对“农民工”的制度性歧视，严重扭曲了资本-劳动的市场均衡机制。本来，即便没有福利国家和强大工会这类“社会主义”因素，仅凭市场均衡条件，我国劳动者也应该有更大的利益博弈空间和要价的能力，但是“经济以外”的条件使其不能实现，至少不能充分实现。1970年前的南非和当代中国，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所以，尽管笔者并不以左派自命，但如果我是一个左派，我在欧洲当然是要反全球化的，因为这个全球化导致资本的外流，外部血汗工厂廉价商品涌入，弄得我们失业增加了、工会蔫了、福利黄了、贫富差距大了;但是，我这个左派是在中国，我为什么要反对这种过程?这个过程在中国与西方不是相反的吗?我们是资本流入，商品输出，它导致的市场均衡变化不恰恰是有利于中国劳动者的吗?

因此，如果在中国真扮演左派角色，就不应该反对这种全球化。那么中国的不平等弊病怎么办?这就应该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减少现有政治体制对劳工维权能力的压抑。首先第一步要得到市场均衡条件下劳动者应该达到的收益，其次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可以“为福利而问责”，要求福利国家二次分配的利益。但如果市场均衡条件下的状况都不能争取到，还谈得上第二步吗?

所以我觉得在西方民主福利国家当左派是要反全球化的，在中国真当左派，则是应该赞成全球化，但同时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使全球化造成的要素供求格局变化理应对中国劳动阶层、弱势阶层带来的那些好处能够真正得到实现，进而促使B类型转变为A类型，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都能增加效率和公平。

这方面如果取得成功，也就同时解决了上述那种全球性A、B“畸形互动”造成的危机。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再是B类型的了，也就不会居民消费率畸低、积累率和投资率畸高、产能极度过剩、百姓缺乏保障而政府的钱多得不知如何花以至于需要靠“被别人透支”来维持高增长。而他们的A类型不能再无限制地透支我们，那种“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毛病也就不会越惯越严重，而是福利要求会逐渐合理化。两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目前很大程度上是畸形的互动变成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