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像一条巨龙，遒劲蜿蜒，逶迤北上，绵亘三千余里。千百年来，它对我国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繁荣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自隋朝以来，历代都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维护和治理，下就大运河山东河段为例，做一要略叙次。

一、隋至金运河道的开凿与治理

隋大业四年（608），炀帝为便于黄河以北的军事运输，而“诏发河北诸郡百万余众，导永济渠北通涿郡。赐名‘御河’，御河之名始于此”（《古今治平略》）。永济渠全长2000余里，自河南武陟沁水东岸至汲县依孟姜女河；自汲县至天津，用清水下游接淇水、屯氏河、清河；自天津至涿郡，用沽水上接桑干水。山东境内流经聊城与德州两市地面，是为最早的山东运河。

永济渠的开凿，成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这条大运河为推动隋唐时期的经济、文化交流与繁荣起了极大的作用。同时也带动了鲁西北地区沿河郡县的繁荣与发展。唐五代时期，由于黄河泛滥，决洪冲溃运河，漕道淤塞，舟楫不通。

北宋时，运河（即宋之御河，也就是永济渠）亦为北宋朝廷与北方相联通的重要河道。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朝廷命“河北提举籴便粮草皮公弼、提举常平王广廉按视，二人议协。诏调镇赵、邢、洺、磁、相州兵夫六万人浚之（御河）”（《宋史·河渠志》）。宋神宗八年（1075）有大臣奏请引黄河水注之御河，以通江淮漕运，仍置斗门以时启闭。其利有五：王供危急，免河势变移而别开口地；漕舟出汴，横绝沙河，免大河风涛之患；沙河引水入于御河，大河涨溢，沙河自有限节；御河涨溢有斗门启闭，无冲注淤塞之弊；德博舟运免数百里大河之险。神宗命征发兵夫万人，而兴其役。竣工后，皇帝又命河北安抚使文彦博复查河工利弊。文彦博勘察后，奏道：“去秋，开旧沙河取黄河行运，欲通江淮舟楫……今春开口放水，后来涨落不定，所行舟筏皆轻载，有害无利。”又说：“今乃取黄河水以益之（御河），大即不能吞纳，必致决溢，小则缓漫浅涩必致淤淀。“（《宋史·河渠志》）的确如文彦博所论，引黄入御，而与江淮漕运相通，给御河带来严重后果，很快被引入的黄河水淤浅。此后，黄河溃决叠相出现，宋政府东堵西决，西堵东溃，治理运河疲于奔命。总之，引黄河水以济运道，实是害大而利小。元丰之后，山东西北部的运河，以临清为界，向南不与中原、江淮交通。仅能向北通航。

金朝与南宋对峙，京杭大运河南北不能贯通。“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金史·河渠志》）。为了通过御河将山东的粮食运往京师，金世宗命户部侍郎曹望之督办疏浚运河。据史料载“大定四年（1164）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诏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翌年正月，诏“令官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近（御河）五百里内军夫浚治（御河）”（《金史·河渠志》）。这是金朝首次对御河大规模疏浚。金章宗泰和五年（1205）“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饬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金史·河渠志》）。是为金朝又一次对御河进行大规模改治。

总之，金朝以前（宋金对峙“南北运道不通”除外）的大运河，因水源匮乏及黄泛冲淤，时通时塞，时兴时废。漕运主要靠陆运，辅之以水运。

二、元代运河的维护和治理

元代至元二十六年（1289）以前，元政府为开辟漕运河渠，下了不少力气，然而东南漕船由济州河至东阿，其后便卸船装车改为陆运，至临清后再卸车装船沿御河北运直沽。东阿至临清其间200余里旱路，一到雨季，道路泥泞，漕輓艰难，困苦不堪。

至元二十六年，寿张县尹韩仲辉，太史院令史边源相继建言“开河置闸，引汶水达舟于御河，以便公私漕贩”。元世祖采纳这个建议，诏命“出槠币一百五十缗，米四百石，盐五万斤”，征调民夫3万人，派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李处巽等管理施工。于正月开工，从安民山开渠至寿张县，然后折西北行至张秋镇，继续弯曲开渠，经阿城、七级、聊城东至临清与御河相通，共长250里。迄于当年六月竣工，世祖赐名“会通河”。为了保证会通河水量以利漕船通行，元朝廷又在“须城安山之西南止于临清之御河”其间设置节水闸31座。因而此段运河又称之为“闸河”。会通河的凿成，南北贯通了京杭大运河，便利了南北交通，节省了漕运的工时和费用。但是由于水源不稳定，河道时患浅涩，不胜重载船只通行，所以终元一代，漕运仍以海运、陆运为主。到元朝末年，因黄河多次决口，运道被黄泛冲淤，而逐渐废弃。

三、明代运河的维护和治理

明朝初年，漕运多为“陆运”，并参之“海运”。据《明史·河渠志》载：“明成祖肇建北京，转漕东南，水陆兼輓，仍元人之旧，参用海运。”永乐四年（1406）成祖命平江伯陈瑄督办漕运，他采取“陆海兼运”的方式，一是由海上水路运输；一是由淮河入黄河，至阳武（原武）卸船装车，陆行170余里，到卫辉（汲县），再卸车装船经卫河（御河）运往北京。“海运多险，陆运亦艰”（《明史·河渠志》）。此时的漕运费工费时，艰苦万状，成祖于是下决心恢复元朝运河渠道，以利漕运。永乐九年（1411）二月，采纳济宁州同知潘叔正的建议“浚会通河”。因而命尚书宋礼，侍郎金纯，都督周长浚会通河以通运道。

明工部尚书宋礼等周咨故老，勘察地形，最后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在东平州戴村建坝，阻遏汶水，不让其流入洸河，让其尽流入南旺湖。由南旺而中分，十分之四向南流至徐州、沛县入河、淮；十分之六北流至临清会合漳河、御河。南旺以南建闸21座，南旺以北建闸17座。使会通河水得到很好的节制，从而保证了会通河的水源。宋礼又开新河，自袁家口东迁50里，至寿张沙湾，连结旧河。是年秋天，宋礼回京向成祖奏请“疏东平东境沙河淤沙”，“筑堰障之”。使其水汇合马常泊之水流入会通河以济漕运。并还于汶上、东平、济宁、沛县等沿河两岸边的“并湖地设‘水柜’、‘陡门’”。设在河西的叫“水柜”；设在河东的叫“陡门”。“水柜”用来蓄积湖水，以保证运道水源，不使春冬及旱天时漕船阻浅。“陡门”用以排泄运道的涨洪，以防冲刷堤岸而溃溢。为进一步确保运道水源，成祖又征调民夫10万人，疏浚贾鲁河故道，引黄河之水至蹋场口，会合汶水，经徐州、吕梁流入淮河。后来明宣宗时，又征发军民夫役12万人疏浚济宁以北自长沟至枣林闸运道120余里。“置闸诸浅（用以导航，疏浚流沙的水边铺舍）浚湖塘以引山泉”（《明史·河渠志》）。由于上述治运工程的施设与竣工，治运功成“运道以定”（《明史·河渠志》）。

其后，至正统年间，又浚滕县、沛县的淤塞之河，易金口堰土为石坝，用以蓄水，以济运河水源。景帝时，增设济宁至临清一段的减水闸。天顺年间又拓展临清旧闸，开移50余丈。宪宗时又筑汶上、济宁决堤100余里，增设南旺上下及安山三闸。所谓“治汶即是治运”。武宗时又增置汶上袁家口及寺前铺石闸，又浚南旺淤80余里，等等治运工程接连不断。因而，使运道水源充足，河道加宽，堤防加固，漕运能力大大加强。八百斛的漕船可以畅通运道，每年漕输量达100余万石，其漕运水平远胜元代。因运道的畅通，使明政府停止海运与陆运，漕运全靠运河了。

终明一世，除了大的工程外，平时对运河的治理与维护也从来未间断。纵观历史，在各代对运河的治理上，以明朝投入最多，成绩最大，收效也最著。

四、清代运河的治理和维护

清朝政府对大运河的治理，在大的举措上虽比不上明代，但因清统治者每年要将数百万石的粮米从江南运往京师，对南北的漕运河道的治理也是十分关心的。现以山东运河段为例择要叙述之：

乾隆七年（1742）八月三十日河东河道总督白钟山奏道：“山东运河，南北绵亘1200余里，南自江南交界台（儿）庄，至临清之版闸，名为‘卫河’，亦名‘下河’。挑浚淤沙颇费工时与人力，所以‘夫有定数，工有定限’，一时不能如期奏效”，应“通盘计算，或工多而夫尚少，或工少而夫尚多，酌盈剂虚……”务使“各处长河，亦得一律深通”。白钟山还论述说：“至于卫河，缘河阔岸陡，河底又系流沙，不但不能建闸来水，亦不能如闸河以内筑坝挑挖。且弯曲甚多，漳卫之水又挟沙带泥，若遇天时久晴，水弱流缓，则随处停淤，虽多费帑金，亦不能使泥沙去而不留。”他又论述治理运河流沙必须随时刮除，“不能无待于临时，而欲除现存之停淤，不可不豫等于平日”。当时高宗对白钟山的奏论很是赏识，无不依论而行。

白钟山还推行“杏叶勺捞浚法”，即每段用浚沙船若干只，每船用夫四名，持长柄“杏叶勺”，勺后栓挂布兜，插入水中捞沙，布兜内沙满则倾入船中，船上泥沙满则开船送往指定地点，积放于河崖，等候查验，按方计工。施工前“先探明河底沙之厚薄，估定应捞宽深丈尺”，各船如雁阵式排列，自上而下，依次浚捞流沙。高宗非常赞同上方，下旨实行。在机械程度抵的当时，此“杏叶勺捞浚法”，亦是颇有效验的。

乾隆二十四年（1759）八月，高宗谕示军机大臣等，对德州一带运河“凡一应修筑民埝，疏浚河渠，可以通盘筹划，先事绸缪者，伊等皆当留心，实力妥办，有应行会商直隶之处，亦即彼此咨商办理，务期于道路河防永远裨益。”因临清以北，土质带沙，堤工易于损坏，必须于春天解冻即行施工，加厚筑高，巩固民埝。又因临清至恩县（1956年撤销，划归武城、夏津、平原）四女寺，河身盘回纡曲，水势湍急，上游又无支河可以分流水势，埝工受险，所以下旨将临清州塔弯东岸旧沙河循旧迹开挖，并建设“滚水坝”，使汶河与卫河的合流之处，分杀水势，既可减轻水流对堤埝的冲刷，又平缓了下游水势，还下旨拓展四女寺、哨马营两处支河（原为旁泄汶、卫之水，归海之路）使德州一带溜势转缓，无冲漫之虞。由上可见乾隆帝对治理运河的关切，其所施方略也是至实至切的。

除疏浚河道，畅行洪流外，还随地、时之宜采用“堵防”措施。其最有效验之方，为“桩埽法”。据山东巡抚阿尔泰及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奏：“东省（山东）运河，自馆陶至德州300余里，一切民埝、支河各工，现已兴修完竣。惟查节浚溢各处，初汕口门浅窄，原易堵筑，缘本地浅夫（浚沙、拉纤的夫役），不谙‘桩埽’，请于馆陶等州县八汛地方，每汛拨给河工‘桩埽’兵九名，谙练效用一名，伏前分赴各汛，如遇险工，立时应用”，“其各汛原有浅夫，即令随同学习，二三年后谙晓桩埽，仍可免其派往”（《仁宗实录》）。（“桩埽”为用木桩及高粱杆、芦苇、稻草、麦秸为原料的填梢护岸塞决口的治河用具，其法省工节费，取材便宜，收效迅速，为当时常用常备之治运用具。）

清代治运，一般雨季除排洪，还须随时蓄洪，即于运道各湖“水柜”中蓄水，以备运河水浅时济运行漕之用。下就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的奏折中可见一斑。乾隆二十五年（1760）六月初二日张奏：“五月以来，汶河、赵家口、大泛口、山河，节次水长，诚恐去路未畅，应预筹宣泄。现经委员将济宁以南各闸月河及两岸单闸、桥坝一律开放，并将湖口滚坝之内土坝南裹头全拆，令水分入昭阳、南阳、微山等湖，即从湖口闸两路畅泄；一面将济宁以上之寺前、柳林二闸，日互启闭，使济水全向北流。”他还对山东运河的蓄水事宜做了如下论述，其谓：“东省运河，水长时应筹宣泄，浑流一过，又应将清水收入各湖水柜，蓄以济运，秋汛后仍酌情形，早为贮蓄。”（《高宗实录·卷614》）高宗欣然采纳，降旨实行。由此可见，山东段运河，因水源不足，运河水浅，必须借“水柜”之水济运行船。

“疏浚行洪”和“蓄水济运”为两种基本的治运行漕方略，缺一不可。又据《仁宗实录·卷280》载：“东省疏浚泉源，为通漕济运之亟务。近年该管各员，于年例挑浚事宜，视为具文，以致多有梗塞，运河每形浅滞。”可见清廷对运道的疏浚，水源的保证是极其关心的。清政府除对疏浚流沙、挖深河道关注外，还对运河沿岸各湖的蓄水“水柜”的闸门的启闭等细事也很关心。嘉庆十九年九月六日，清仁宗谕示内阁说：“近年微山湖收蓄短绌，皆因引渠淤塞，不能进水。又兼各闸启闭失宜，以致耗泄过多，不敷济运。朕特授李鸿宾为河东副总河，督办收蓄事宜。”蓄水闸的启闭虽系治运当中的小事，但在清廷心目中也不失为济运行漕的大举。

清政府在治理黄河的同时，始终不忘兼治运河。据《穆宗实录·卷340》载：“山东境内，黄水日益泛滥，运河日益淤塞。权衡治河之法，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优。拟以堵霍家桥等口，并于南北两岸修筑长堤，俾黄水全趋张秋，借以济运。”以黄河之水济运，既治理黄河，又裨益漕河，真是一举两得。但须指出，黄水济运，泥沙沉淀过多，给日后浚沙带来困难，亦为一大弊处。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国帑支绌，财政举步维艰，但清廷对治运行漕不惜出资，曾购“小火轮船，用以刷沙”，足见对治理运河之重视。

同治以后，因黄河泛滥，运道被黄水冲溃，借黄济运筑堤束水工程，难以奏效，运河的行漕已十分困难，“利运又别无长策”，因此，李鸿章奏请“仍由海道转运，令各督抚酌提本色（实物）若干运沪，由海船解津。其余仍照章折（折色，将实物按值折成银两）解，以省运费。”（《德宗实录·卷354》）此后，运河行漕逐渐废弃改为海运，或折色陆运了。

总括清代治运行漕的措施，不外乎以下几种，即“疏浚有定制，蓄水有规程，选任‘得其人’，奖惩有方度，治费有专款”。下面史例足以说明之。清廷对治运官员的遴选、任用非常重视，选拔务须“得人”，清宣宗曾下旨晓谕山东巡抚钟祥、河南巡抚桂良说：“河工之要，首在破除积习，经理得人；次在节省钱粮，工归实用。”又命两巡抚说：“该抚自当破除情面，毋稍瞻徇，徜有不实不尽，经朕访闻，或别经科道参劾，该抚不当此重咎也。将此谕令知之。”（《宣宗实录·卷264》）。

对在治理运河事务有功有成绩的官员，朝廷也不惜重奖，赏赍很丰厚，或加官进爵，或赏银物，或赏顶戴花翎、黄马褂等等。同理，对在治理运河当中渎职、贪枉的官员的惩治也是相当严厉的，对涉案人员一经查出，决不姑息。据《宣宗实录·卷180》载“对‘河工防汛委员会被讦挟妓饮酒’一案，已明降谕旨，将张志恬等分别革职，解任。交纳尔经额督同臬司赵盛奎提集认证审讯”，“详细严讯，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奏，断不可因人数众多，稍涉含混。或意存瞻徇，致有不实不尽，必将彻底根究，以成信谳。”对收受贿赂等的官员的惩治亦颇严厉。道光十五年（1836）五月二十日对河官严烺（在治运方面有一定功绩的治运官员，后因受贿被参劾）收受银两之事，宣宗下旨“据吴帮庆奏，严烺查工时，收受各厅江封银两，吉病回籍需索盘费等情……派文孚弛赴山东，会同钟祥查办”。对在治运治漕当中所犯罪咎的官员，清朝廷一旦察知，便采取“即行革职，交部议处”、“枷号河干，不准留工”、“革职拿办，籍没入官”等一系列严厉惩治措施。

清政府在治运经费上，拨有专款，不惜资费。据《宣宗实录·卷136》载：“严烺奏估修理堤坝土石工程一折，山东运河厅属巨嘉汛冯家坝、旧里石堤工一段，据河督查明，年久残缺，应行彻底拆修，估需料匠夫土，例帮二价银一万六千三十七两零；泇河厅属峄滕二汛，微山湖大石堤工，攸关蓄水行纤，其峄字九号、滕字一号、三号，河面海墁塌蛰，碎石坍塌，亟应补修完整，估需料匠夫土，例帮二价银五千七百三十四两零……”又据《德宗实录·卷436》载：“山东巡抚张汝梅奏‘河工各处漫口，办理极形棘手。原续请拨银五十六万两，以济急需而竞争全功’下部议行。”德宗又曾谕军机大臣说：“任道熔奏确核运河另案工需银两，酌数请拨一折。据称，‘运河应修各工，因上年汛水过大，冲刷坍塌甚于往年，以致需费较巨，与历年情形不同。现将估定各工，确切勾稽，拟酌拨已亥年另案工需银四万四千两，请饬山东巡抚照拨’等语。此项银两，关系运河要工，著张汝梅转饬藩司，赶紧如数拨给，毋稍迟延。”“任道熔奏确核，运河另案工需银两酌数请拨一折，据称‘运河应修各工，关系漕运民生。现经估定，拟拨庚子另案工需银四万四千两，请饬山东巡抚如数照拨’等语。此项银两，要工攸关，著袁世凯转饬藩司，赶紧如数拨给，毋稍迟延，俾趁新漕未到之前，一律依照修竣，以利河运。”

因漳水济运，尤其黄水济运，使运河流沙沉积，水浅沙高不利漕船行运。因之，清廷每年定期浚挖运河沉沙。这项工作于每年冬季施行。如道光十年（1830）十一月初七日宣宗曾下谕旨：“东省（山东）运河，为漕船经由要道，每届冬令，便应估挑，本年因汶、泗各河水长多次，兼之大雨时行，各路山水汇注，较往年受淤尤甚，亟应挑挖，以利新漕。”其中之“每届冬令，例应估挑”一语，即可看出当时于冬季挑浚运道流沙，已成定制，这也是未雨绸缪，济运行漕之举。

综上所述，清代在治运方面采取的措施，及定制的各项方略是很注重实效，切实可行的。

由各代治运可以看出，就是在封建时代，为“国计民生”也不乏君主的英明决策和良苦用心，亦多有良臣循吏的显著业绩。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的方略与成就，不是很值得流传和后人追念的吗？

五、历史上的治运方略要述

自古治运行漕的方略不外以下四个方面。1、引水与蓄水济运，以保证行漕水源。2、泄洪以杀水势。3、浚沙以防胶涩。4、加固堤防以防溃溢。以下就“治卫”和“治运”两项分述之。

（一） 治卫方略

有云“治卫即是治运”。

我国自古来治卫方略很多，现择要如下。

1、筑堤抢护策

这个方式倡议于直隶总河顾琮。他建议临清、武城一带河岸宽平的地方，估筑遥堤以防瀑涨；河岸狭窄的地方估筑月堤以备放淤。如果再泛涨，则派发附近村民协同应急抢护。此方简易，历代大多以此方治卫。然而此方，“筑堤束水使不外溢，填物抢护不溃决”仅仅是救急之法，不是治本之道。

2、漳卫分流策

为范本礼汶、卫济运论，主张于漳水入卫之处建立闸门。冬春水少，则开闸分漳济卫。夏秋水大，则闭闸使漳水循行故道。武城贡生许士准曾建议，于卫河上游酌设减水坝，闸外开决水道，使直达清洋江（一名清凉江，在清河境内）。水涨则泄之以分杀水之势。此策盛倡于漳、卫合流为害最烈之时，纯为治本之策。然而，自清末叶以来，漳、卫之流均弱，时移势殊，已不算是治卫的良方。

3、开源畅流策

何谓开源？即“引沁助卫”。此说始倡于明代总河侍郎张国维。（明崇祯十三年，张国维曾建议“自万历间漳、卫徙道，河流势弱，应导辉县泉源，并引漳、沁河水以济运道”。终未实行。）后来，清礼部尚书张伯行，于光绪间曾拟施行此法。因为卫河源流细弱，借助于慓悍的沁河水，水源盛壮，可免干涸。

“畅流”之说，即为将河道裁弯取直，此方初拟用之于治理黄河。因为黄河水源高，顺其势则沙随水去。后又欲用之于治理卫河，因为弯曲过多，则水流湍激冲刷，易致溃溢，取直则流势顺利，不易溃决。

然而，须附带说明，卫运河在临清一带弯曲颇多，明兵部尚书王世贞曾有诗咏卫河“河流曲曲转，十里还相唤”。左赞善顾绍芳亦有诗说“生憎卫河水，十步九成弯”。对运河的弯曲，古人曾有论述，说是河道弯曲，使水溜右冲左撞，激荡澎湃，可使泥沙不致沉淀，而随水流去。此说也颇有道理。不然，古人当初开凿卫河为什么多取弯曲，而不取直呢？

（二） 治运方略

自元、明两代通漕以来，建闸、节水，浚淤挑深，并且于沿岸设置“水柜”、减水坝，此为以往治运方略以下述三种方法为突出。

1、借黄济运说

此议始倡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所设的北运河工程局，拟于张秋镇挂剑台，建筑“蓄水柜”一座，先泄黄河水蓄于水柜中，再放入运河，使之北流。然而，黄河水涨落无常，当水弱时无分流之力。水涨时，水柜不能容纳，势必冲入运河，以致溃决。且黄水泥沙过多，入运之后，沿河沉淀，使河底浅涩。分析来，此方实利小而弊大。

2、于东昌、临清间设置蓄水湖说

此说倡议于清宣统末年，其意以为在龙湾、魏家湾滚水坝下各开一水窦门，而于清平县西、博平县南各开蓄水湖一座，东西建闸。运河水涨，则开湖西闸，而关闭湖东闸以蓄水。运河水涸，则开两湖西闸及水窦门以所蓄水济运。并于戴家庙南建坚坝，使黄水不得流入运河。但是，此说行于黄河以南可以，因有天然湖之地，可以施行。黄河以北，水源匮乏，又无湖地，想来，即是实行，也收效甚微。

3、建筑水底涵洞引汶穿黄说

为西方人的倡议，其意是“引黄入运危险甚大。而引汶穿黄，往往为黄所夺，反客为主。若建一极大涵洞于黄河水底，俾汶水由涵洞通过，直北达临清。既无引黄之害，又得引汶之利，洵属治运良策”。但是，因“工艰费巨”，迄今终未见实行。

以上各治卫、治运方略，有常策，亦有特方。然而，孰优孰劣，有待于治运专家酌采。辑于此，以为开发运河方略的引玉之砖。

（作者单位：夏津县史志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