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王天成患有脑梗，妻子患有癌症，儿子右手残疾，但有着妻子和一个读初中的女儿。14年前，王天成一家从河南来到武汉，倚靠着街边一间小小的报刊亭摆地摊谋生，经过长时间努力经营，已经发展成了这条街最大的摊子，成为了街头的一部分，有了稳定的顾客和收入，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但随着武汉城市化建设发展，王天成一家的地摊无证经营、大面积占据人行道等问题日益凸显，再加上其他摆摊的小贩以王天成一家为理由不服从管理，入室经营的商户也感到不公平，整治王天成一家的摊位成为了城管工作的重中之重。王天成一家和城管中队的矛盾开始升级，产生了多次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上演各种拉锯战。

这是纪录片《城市梦》的内容，也是发生在武汉市洪山区鲁磨路的真实事件。导演陈为军从2014年就开始制作这部纪录片，在2019年投放纽约纪录片电影节获奖后，2020年终于在中国大陆正式上映，并获得广大好评。陈为军是武汉人。14年，在陈为军寻找下一拍摄题材时，武汉城管在经过3年的“城管革命”后，“鲜花执法”“举牌执法”等“柔性执法”方式经常被媒体报道。陈为军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便开始寻找拍摄目标，最后锁定了武汉市洪山区城管局二中队和王天成一家“钉子户”为拍摄主体，进行日日跟拍，不做任何预设和干预。陈为军没有在电影中展现众生百态，而是从微观视角出发，以一起常见的地摊小贩和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矛盾为切入点，个案纵深记录剖析，去展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的边缘化群体融入城市的过程以及其中微妙、复杂的各种关系与矛盾。因此，这部纪录片被命名为“城市梦”。电影中，在看似简单、直接的官民冲突下，有着更深层的关系和心理上的矛盾。

一、城管和王天成一家的矛盾

城管和王天成一家的矛盾既是多数人与少数人的问题，也是当代社会阶层冲突的写照。为了更好地分析，本文在此暂时舍弃现行法律赋予的身份和关系。城管为人民服务，而王天成就是人民的一部分，但他是少数的那一部分。当城管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要对王天成一家进行整治的时候，王天成告诉城管他就是人民，他要活下去，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当然要摆摊。这样看来，似乎双方都合情合理。但城管口中的“人民”指的是整个城市（至少也是这片街区），是多数人的整体视角；王天成口中的“人民”指的是他们一家，是自己所属的少数人群体视角。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侵犯少数人的利益，不能说这是错误的，只是权利让渡的边界有待争议。多数人与少数人的矛盾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尤其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越来越趋于一个机械的整体，如何整合边缘群体更是成为了城市化发展的一大难题。

但电影只能反映问题，无法解决问题。在电影中，多数人与少数人的矛盾被披上法治的外衣，被话语权和意识形态的矛盾覆盖。在冲突中，城管属于官僚阶层，是上层意识形态的代表，是法治的；王天成属于劳动阶层，是底层意识形态的缩影，是市井的。城管与王天成的冲突实质上是一场意识形态的冲突。但冲突双方不是势均力敌的，主导社会的是上层意识形态，而非底层。在法治的话语体系下，城管和王天成一家分别被赋予了执法者和违法者的身份以及附属的价值判断。理想状态下，观众会期待王天成一家服从管理，而非城管停止整治。但陈为军力求制造“客观”的视角，将王天成作为主角拍摄，使王天成一家的段落远大于城管，让王天成的形象立体化，而城管则相对平面化，以缩短观众与王天成的心理距离，产生共情的效果，制衡上层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而且，现实中观众并非被电影完全主导，一部分观众在观影前已经形成了劳动阶层意识形态或关注弱势群体的向下的视线，所以会自知或不自知倾向于王天成一家的立场，与上层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抗。在上述两方面作用下，电影内外产生了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这场意识形态冲突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社会矛盾的写照。虽然在最后，电影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要求，以王天成一家服从城管的安排，城管对王天成一家进行了妥当安治为结局，没有对冲突矛盾更进一步展开，但还是足以引起人们对于城市化中社会矛盾的争论和思考。

二、王天成一家三代人的差异

电影中，王天成自始至终都在和城管做激烈抗争，不惜以死相威胁，甚至对城管拳脚相加，在镜头前拥有满满的表现欲。而他的儿子王兆阳却不同。王兆阳自始至终在语言和动作都没有激烈的反抗，仅仅是把城管送来的罚单撕掉，表现出一副拒不配合的态度。到后面，王兆阳不仅制止了父亲对城管的无理取闹，还接受了城管提出的谈判，并选择与城管合作解决问题。王天成与王兆阳在态度上之所以差异显著，不仅仅只是因为性格等个人因素，更有代际之间的普遍特征和联系。这种差异也是农村人口一步步融入城市的印证。王天成从农村来到城市时，他已经老了，农村的思维方式和处世方法已经根深蒂固，所以他很难再去接受城市的主流价值观念。面对城市的话语体系，王天成只能选择对抗，而王兆阳不一样。王兆阳14年前还是青年人，他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一部分是来自城市的，所以他的心理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为了家人、为了生存，在父亲的带领下和城管斗争；一方面又不同于父亲简单的“贪这要害我”的逻辑，保有一定的城市思维，对自己的行为有一定的自知。所以，王兆阳能够很快认识到自家在法律上不占理，而选择制止父亲，与城管谈判合作。王兆阳与父亲的代际差异正是城市化在思想观念上的体现。随着代际跟进，新一代会逐渐被城市同化，失去原来的身份。

如果说王兆阳仅是被城市同化而失去身份，在身份认同上还保留着“外来人口”的自知，那么他的女儿便是在身份认同上都接受了城市。女儿王展萍（后称“萍萍”）在还是个婴儿时就随家人来到武汉，从未回过老家，社会化完全是在城市进行的。她不会认为自己是“外来人口”或城市边缘群体，在精神上已经是地道的武汉人。萍萍和爸爸、爷爷不同，她没有原来的身份可以失去，如果不能成为被城市认可，那她将没有身份。这也成为了王天成和王兆阳宁可和城管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也不愿回到家乡的原因。再加上离乡太久，家乡的房子已经变得不能住人，人际关系上更是几乎没人认识他们。王天成一家处于城市与农村的夹缝中，就像攀在城市这座高楼的外墙上一样，只能死死抓着，挤破头也要挤进城市，因为放手就会失去所有。在代际的城市化中，随着新一代的城市归属感增强，对家乡的认同也会减弱。这种代际差异一方面能够帮助老一辈融入城市，王兆阳最后法治思维压倒了市井思维，通过和城管谈判、协商、合作，争取到了令人满意的店铺，从边缘中脱离出来，实现了进一步的“城市梦”，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王天成思想观念的转变；一方面又会给老一辈带来限制，萍萍的初中学业成为了王天成唯一的牵挂，使他不肯放弃摊子，继续与城管拉扯，其归属于城市的身份认同更是堵死了一家回到农村的退路。在打通前路，封死退路的情况下，一只脚踏入城市的“外来人口”只能被这股看不见的代际的力量推助着，成为城市的一部分，失去选择的权利。

《城市梦》的内容乍看之下与“城市梦”毫无关联，不过是摊贩与城管之间拉扯的故事，但其背后所蕴含的是近数十年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填补城市基础工作岗位以换取在城市落脚机会的变迁，以及他们的边缘化和“城市梦”。导演陈为军在弘扬主旋律的外衣下，还能够通过如此一个微观的视角，将我国的阶层矛盾和城市化问题展现在广大观众眼前，做得已经非常出色了。影片中的种种矛盾也能够引发观众的思考，让观众重新审视我们的阶层关系和结构，重新审视我们的城市化。真是令人赞叹不已。但令人惋惜的是，在制作《城市梦》的6年里，故事中的人经历了生老病死，陈为军也被查出肝癌晚期。这部纪录片历经艰辛终于和观众见面了，陈为军却说：“我们就在此别过，再见了，观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