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之间存在着理论上的逻辑连接和实践上的辩证运动。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合点，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生长点。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和发展又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时代

党的十九大科学地概括和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此同时，党的十九大也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就为我们描绘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要矛盾辩证运动的生动场景。因此，科学地认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飞跃之间的辩证运动，在历史与现实联结、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揭示它们相互作用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进程，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和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的深刻内涵和重大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

一、科学分析和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P11)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中国化并焕发出改造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不断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使党和国家的事业不断取得历史性成就，不断发生历史性变革，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深刻认识中国实际，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既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把握现实、引领方向的巨大理论价值，也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促进变革、推动发展的实践功能，因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

近代以来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为特征的独特国情，不仅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内在根据，也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方向。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内忧外患的黑暗境地，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仍、山河破碎、民不聊生的沉重苦难。”［2］(P13)面对中华民族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历史抉择，无数仁人志士开始前赴后继、不断探索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道路，从变技术、变政体、变政治到变文化等等，他们进行一系列革命试验，但都没有真正找到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究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逐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独特国情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认识不清。面对强大而伪善的帝国主义和顽固而腐朽的封建主义，无论是用封建主义来对抗资本主义，还是用资本主义来反对封建主义，都不可能真正使中华民族获自由和解放。唯有以引领时代发展进步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才能科学分析和判断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认清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因为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跳出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两极对立，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封建主义。而一旦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牢牢抓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P32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确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社会矛盾，牢牢抓住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所开创的革命道路，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科学地制定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宏伟目标，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成为中华民族追求自由和解放这一历史使命的理论表达，而且还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党的八大决议第一次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分析和判断，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4］(P341) 这个概括聚焦于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的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着眼于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完全符合当时我国的实际。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实现了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的中国人民又面临着全新的历史课题，面对旧中国留下来的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中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落后，如何摆脱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国家独立和人民民主的确立，只是奠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基础，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经济基础。但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毛泽东并没有接受党的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相反，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看作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而逐步导致我们党和国家在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决策上的失误。尽管毛泽东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维度上都做了大量艰辛探索，既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具有创造性思想的论著，又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和“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模式，但由于没有找准并牢牢把握新中国建立后已经发生转化的社会主要矛盾，其“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3］(P322) 。伴随着极“左”错误思想的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最终处于崩溃边缘，人们生活水平长期处于极端低下的状态，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并没有被充分地发挥出来。

十一届三中会后，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科学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牢固树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胆实行改革开放，党中央紧紧围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及其不同时期的具体表现来谋划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巨大的成就，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历史跨越。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理论上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二、社会主要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客观依据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性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的辩证运动充分表明，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而创造性地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则是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是否真正实现的客观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理论科学的基本态度。如何判断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否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呢? 从理论上讲，一是看这个理论或思想是否有一个中心问题，这个中心问题应该是一个时代的重大而基本的问题，而不是细小琐碎的枝节问题;二是看这个理论或思想是否围绕这个重大的中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回答;三是看这种回答是否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但是从根本上说，判断的标准仍然是实践的标准，是否在实践上取得成功是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最终胜利，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的成功解决，历史性地确证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离开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事业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离开了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逐步实现，一句话，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没有化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我们就难以理解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就难以理解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理论飞跃。

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之所以能够成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飞跃的客观依据，还根源于社会主要矛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直接逻辑联结。首先，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集中表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国情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指出那样:“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5］(P633) 因而它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国情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主要指一个国家或社会发展基本状况，包括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和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它反映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一般状况。而社会主要矛盾则是人类社会基本矛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表现，反映这个历史阶段存在的最突出、最集中、带有根本性影响的中心问题，它“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3］(P322) 。因此，社会主要矛盾不仅是国情的内在要素，而且是基本国情的中心点和集中表现。立足不同历史阶段，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是现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二，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体结合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或理论来图解现实，或者把现实作为马克思主义某种现成原理的例证，更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范畴做话语表达方式的简单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的本意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所谓具体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应用到中国的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就是围绕社会主要矛盾，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科学地加以分析和判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推动社会主要矛盾在实践中不断获得解决。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必须落实到研究我国发展和我们执政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来，落到提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有效办法上来。”［6］(P14)现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实践的具体结合，就是要找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切入点、结合点，“以更加宽阔的眼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展的现实基础和实践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7］(P34) 。因此，我们“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 列突出矛盾和问题”［8］(P74) 。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牢牢抓住事关全局工作的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就是代表和反映着时代发展和社会演进过程中出现的重大而根本的问题，它产生着实践对理论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就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P203) 找准理论和实践的具体结合点，牢牢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自觉围绕社会主要矛盾来部署党和国家的全局工作，始终把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着眼点、落脚点和归宿，是我们党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实现的重要经验。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社会主要矛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6］(P14) 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或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的独特性，要求马克思主义者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书本，而是要围绕社会主义矛盾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大胆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毛泽东在谈到“什么是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时说道:“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善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理论和实际相联系。”［9］(P82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就是这种“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过程，就是发现社会主要矛盾、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真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过程。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确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P11)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这一科学概括，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而且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结合点，是党在新时代重大的理论创新，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一方面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性变革。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建立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加上“左”的错误思想的干扰和破坏，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如邓小平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0］(P18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转变，大胆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改革开放从根本上冲破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机制和体制障碍，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调动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重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格局。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过去那种长期面临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的状况。“落后的社会生产”这种提法已经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

另一方面，新时代我国社会矛盾的转化还源自于人民群众客观需要的内在变化。马克思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科学地阐明了人的需要及其发展的理论。马克思认为，人的需要既是生命的本质确证和“现实的个人”的内在要素，也是实践活动的原动力和目的之所在并通过实践活动赋予世界以价值和意义。人的需要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而不断扩大。从自然形成的需要到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从物质的需要到交往的需要、精神的需要，从人的生存或生理的需要到人的谋生或占有的需要，再到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的需要。总之，人的需要是一个需要的社会体系。马斯洛提出的需要动机理论，把马克思所阐明人的需要体系从实验心理学的角度分为从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五个层次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的需要及其发展的思想为我们理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过去那种极端贫困状态从根本上得以改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也从生存型需要、温饱性需要、注重物质经济层面的需要，进一步向发展型、自我实现型转变，更加注重交往的需要、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公平意识、安全意识、环境意识等不断增强，人的需要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和多层次的发展态势。仅用物质文化需要也不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意和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我国经济社会的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已经成为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交织的主要根源，已经成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体现了时代的发展，反映了实践的要求，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7］(P344) 这种前所未有的历史变革和伟大实践，必然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造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新时代呼唤新思想，新实践需要新理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这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真正马克思主义，它不仅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连接起来，而且还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逻辑统一起来，既根植中国大地，又反映人民意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对人民根本的意愿、要求和呼声的理论表达，也是对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进行汇集、提炼和升华，因而“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1］(P219) 。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矛盾谋篇布局，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谱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6 1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由“8 个明确”和“14 个坚持”所构成。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带有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11］(P56)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也以其具有内在联系、严整的理论体系而成为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8个明确”和“14个坚持”是有机统一、具有原创性的新思想，既是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富有实践威力的强大武器，也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新的理论贡献，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3］毛泽东选集:第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 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5］毛泽东选集:第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7］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 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8］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9］毛泽东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0］邓小平文选: 第2 卷［M］.北 京: 人 民 出 版社，1994．

［11］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作者简介：张传平，男，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