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史的内涵（也即题主所问）。只要认真阅读一下几本著作，疑问或可涣然冰释。以下是与新文化史相关的入门书籍：

蔡玉辉译、[英]彼特·伯克著《什么是文化史》、姚朋等译、刘北成修订、[英]彼特·伯克著《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姜进主编、[美]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彭刚《叙事的转向：当代西方理论的考察》等。

由于我对新文化史仍然属于不十分熟悉的阶段，我仅依上述五本书谈谈这一问题。

我们首先来聊聊《什么是文化史》这本书。

在谈新文化史之前，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新文化史属于文化史的一类（尽管其与旧有的文化史之间存在差异）。这样一种从属关系，使得我们只需对文化史的内涵有所了解，便可对新文化史的关注点和研究方法略知一二。

要解决文化史的定义问题……将注意力从研究对象转移到研究方法上去……文化史学家……关注符号以及对符号内涵的解释。——彼特·伯克《什么是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版，页3。

伯克将文化史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四个阶段为“新文化史”阶段。

这种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使得文化史学家（以及他们文化中的其他学者）在上一代人当中创造出了他们自己的时代，亦即“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时代。——前引书，页33。

伯克将二者描述为“孪生式的运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文化史的实践出现了一个最明显的特征，那就是朝人类学研究方法转向。——前引书，页34。

需要说明的是，“新文化史”这一口号如伯克所说，是在美国取得了很大成功。而在其他西方国家，“文化史”这一概念出现较迟，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只有“文化研究”而无文化史。

文化史同文化人类学的联系非常深刻。这里推荐阅读：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版）。格尔茨最为人所熟知的观点便是“深描说”（“深描”不是指物质厚度，而是指语意上的深厚。这种深厚体现在它的区分能力上，例如它能将无意义的颤抖或眨眼，与眨眼这种有意识的沟通技巧区分开来……深描考察公共行为，探究的是它说了什么，而不是它做了什么。深描“阅读”行动的象征性内容，将其作为符号去阐释。——姜进主编，（美）林·亨特《新文化史》2011年第1版，页71）。

伯克在文中接着说：

“新文化史”一词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有人使用……其中，“文化”两字的使用是为了将它区别于思想史，亦即主张把研究重点放在心态、预设或情感上，而不是放在观念或思想体系上……关注理论是新文化史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前引书，页57～页58。

伯克指出：“实践”是新文化史的口号之一。（页67）而“新文化史赖以支撑的主要理论是有关现实的文化建构理论”。（页87）

此外，伯克在文中亦谈及“‘表象’在新文化史里被当作核心概念”（页88），“关注个人身份的建构是新文化史的一个主要特征”。（页103）

在该文即将结束之际，伯克对新文化史存在的问题做了总结，即，建构主义的局限性、文化的定义（答主：过宽泛？）、新文化史遵循的研究方法、碎化的危险。（页133）

实际上，我阅读该书的一个最大体验就是，新文化史尤其强调理论的使用，尽管其主要依靠文化建构理论。而在书中会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名和书名，有些是欲熟悉新文化史而不得不知的著名人物和知名著作。我将在该回答的最后来谈论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看姜进对新文化史内涵的见解为何。在《新文化史》这本书中，姜进谈到“后现代学术在史学界是以新文化史的样式来表达自己的。早在1960年代中到1980年代初，新文化史一批最早的经典就已陆续问世”。（页3）（答主：作者名字以及书名都太长，恕不列）

这批著作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极大影响……试图摆脱传统史学的精英主义……扬弃了……社会史、经济史的计量方法。——前引书，页3。

姜进将诸如《夜间的战斗》《奶酪与虫》《蒙塔尤》看成是新文化史最早的一批经典著作，又说其是微观史的代表作，说明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密不可分。关于这些微观史学（《什么是文化史》中说道：20世纪70年代……一种新型的历史学即“微观史学”的兴起……首先，微观史学是对某种类型的社会史的反拨……其次，微观史学是对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碰撞做出的反应……第三，微观史学是对“宏大叙事”的失望而做出的反应。——页50）著作，彼特·伯克是将其放在文化史的历史人类学时期进行论述的，并未明确阐明其为新文化史著作。不过周兵根据彼特·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一文认为新文化史五个主要特征值得关注，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页155）。

姜进把诸如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彼得·伯克《制作路易十四》、娜塔莉·戴维斯《边缘上的女人》、阿兰·柯尔本《傻子与香味》等著作概之为：

这批著作深受福柯后结构主义话语分析以及文化研究、符号学的影响，以文化体系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突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存在决定意识的模式，代之以存在与意识互动、更强调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行塑作用，颠覆了盛行一时的社会史模式。在此背景下，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于1989年问世，明确打出了新文化史的大旗，确定了历史学主流之“文化转向”的事实。——《新文化史》，页4。

姜进这篇序中很多论述还是具有相当启发意义的，所以答主不嫌冗杂，继续摘抄：

史学的文化转向并非是对此前社会史主流的简单修正，也并不仅仅是研究重点的转移，而是后现代理论对从19世纪的兰克史学派到二战后兴起的社会史将历史学科学化的现代主义史学潮流的一次清算。新文化史的叙事史也不是对古典叙事史学传统的简单回归，而是有着一组十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叙事策略的史学新范式。这一新范式的特点是对前科学时代叙事史的重新发现，对史学的文学性的重新肯定，其最感兴趣的是语言建构和改变社会社会政治生活的机制和过程。如果说现代主义史学是以寻找和掌握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并以此种“客观真理”来解释和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那么新文化史则将人类社会视为一个多元的、充满偶然性的开放体系，而史学的功用就是去探寻和解读社会所赖以运行的语言和技术系统，如此产生的史学知识本身就会形成对社会政治的干预，成为改造社会政治的一种力量。——前引书，页5。

姜进在序言中也说到，“文化转向有时也称语言转向，其知识论的来源是语言学中的符号学”（上同）（2018年下半年商务印书馆出了诺伯特·埃利亚斯《符号理论》一书，不过其为知识社会学著作）、“新文化史注重细致描述具体人群的具体生活”（页6），对描述对象的特殊性兴致盎然。“新文化史感兴趣的是事件的具体过程，要根据事件过程中发生的新的话语和社会实践来认识其特殊意义”（上同）。

新文化史……一以贯之的目标……也许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话语、仪式再现中权力运作的机制、所使用的技术手段、以及所达致的成效，从而揭示权力是如何通过控制知识的生产来展开博弈的……其对权力运作机制的深刻解析和批判，及其反对压迫和控制的政治、道德倾向贯穿始终，可以说是新文化史的灵魂。——前引书，页7。

实际上，就我的阅读体验来说，大致了解新文化史（我指的是了解），阅读周兵的《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这一本书就够了，它是我在回答最开始所列五本书中最有条理和论述新文化史最全面的书。当然，彭刚的那本书也不错，不过它的侧重点并不是新文化史，而是重点探讨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股叙事主义的风尚。而历史叙述恰恰又是新文化史的一个主要特征，所以它应该也可以同新文化史联系起来。下面就来看看周兵是如何论述新文化史的。

在直接引用周兵的论说之前，我先感叹一下，周兵的概括实在太精准了。首先，周兵将新文化史视作西方史学的第六次转折。接着，周兵说道：

相较于之前的历史研究取向，新文化史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方面，它注重考察历史中的文化因素和文化层面，也就是说，历史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从以往偏重政治军事或经济社会等方面转移到社会文化的范畴之内；另一方面，它提出用文化的观念来解释历史，新文化史在方法上借助了文化人类学、语言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通过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的分析，解释其中的文化内涵和意义。——周兵《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版，页2。

上述言论并没有给新文化史下一个定义，而是描述其特点，也正如其他答主所说，新文化史的概念过于宽泛，只能谈其特点而不好下其定义。

新文化史……三个方面的特点……新文化史的兴起是“文化转向”在历史学领域的一个重要表现；……新文化史的多样性和广泛性……；新文化史的多样性体现在了不同的新文化史研究著作中……——前引书，页6。

文中又说，

以新文化史兴起为标志的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是一种全方位的史学风气的转变……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或维度上的转变：第一，在西方史学主流中，出现了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二，在文化史学科内部，发生了从传统文化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向；第三，在历史学其他分支领域中，也表现出由非文化向重视文化因素、采取文化分析的转向。——前引书，页12。

前述伯克《什么是文化史》一书中提及过这三个层次的转变，但伯克并没有具体概括出来。事实上，有种看法认为，伯克在新文化史研究方面的成就要小于其对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综述方面的成就。

周兵引述了伯克概括的以布克哈特和赫伊津哈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忽视了社会因素……没有将文化同诸如经济基础、政治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第二，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主要基础就是假定文化具有一致性……第三，古典文化史的一个中心概念——“传统”（tradition），存在严重的疑问……第四，古典文化史中的文化概念也过于狭窄……第五，传统的文化史研究模式已经不再适用于今天的时代……——前引书，页25～页29。

周兵依然引用伯克概括的新文化史相对于传统文化史的变化和优势：

首先，新文化史的出现摒弃了社会与文化的传统对立和无文化的社会概念，尤其是彻底抛弃了传统的“文明/野蛮”的简单二分法，而认为存在着多种多样相对不同形式的文化……其次，新文化史对文化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尤其借鉴了人类学关于文化的概念……文化不再是相对于政治、经济而言的概念，甚至在更宽泛的层面上把政治和经济也都包容在内……再次，传统文化史中的中心概念“传统”被一系列新的概念所代替，如路易·阿尔都塞和布尔迪厄在70年代提出的“文化再生产”以及“接受理论”等……最后，针对社会史和艺术社会史中把文化仅仅看作是一种基于经济和社会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观点，新文化史倒转了这一因果关系，认为“文化不仅能够顶住社会的压力，甚至还可以形塑社会现实”——前引书，页31。

周兵强调，“新文化史对社会史的反动，并不是要否定后者对历史的探寻，而是针对其自身的盲目和对文化的偏见”（前引书，页34），而“新文化史有三个方面主要的理论和方法来源，即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以及文化人类学”（前引书，页66）。

周兵也提到，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其次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前引书，页73～页74）。在文中也述及著名人类学家吉尔茨（答主：有好几种译法）将文化概念看成“一个从本质上讲，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前引书，页76）。

周兵在文中也提到了微观史学，正如彼特·伯克提到的那样。实际上，谈及“微观史学”，海登·怀特及其代表作《元史学》则不得不提。不过这里暂且不表。周兵在文中说道：

微观史学不仅是历史学家在研究对象的规模和范围上从宏观向微观的转变，更反映了一种历史认识的发展，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新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前引书，页94。

（答主：怪不得姜进直接把微观史学代表著作视为新文化史的早期经典著作，但上世纪60年代中到80年代末为止尚无“新文化史”一词，或可将这批著作称为新文化史的未名之作）

而“微观史学在方法论上形成了两种基本的模式：（1）提名法；（2）证据范式”（前引书，页96），周兵也提到，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代表人物之一的雅克·雷维尔用四个“重新界定”来进一步说明微观史学的独到之处：（1）对社会历史分析假设的重新界定；（2）对社会策略概念的重新界定；（3）对语境概念的重新界定；（4）对观察规模的重新界定。（前引书，页101）

周兵这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谈“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下编谈“新文化史家与新文化史”，各分五章。下编选取的五位新文化史家为彼特·伯克、林·亨特、娜塔莉·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和罗杰·夏蒂埃。我对后两者不太熟悉，而对娜塔莉·戴维斯的了解主要是源自周兵最近翻译她的一本著作《行者诡道——一个16世纪文人的双重世界》。一般来说，西方历史学家非常喜欢起这样的作品名字，这可以看作微观史学著作，按照周兵前面的观点，同样也可以看成新文化史著作。我有一个浅显的看法，不知道是否正确。也即，在明清史领域尤其是清代简直成了新文化史作品的“练兵场”和“试验基地”，如相似的一些新清史名家作品，罗威廉《救世：陈宏谋与十八世纪中国的精英意识》、柯娇燕《孤军：满人一家三代与清帝国的终结》等，不过新清史名家如柯娇燕并不承认中国学者给她安的标签，具体可参考今年1月份澎湃新闻刊载的对其之专访。

言归正传，前面有提到“叙事史的复兴”，现在就来讨论一下彭刚的《叙事的转向》一书。彭刚认为在20世纪60、70年代，在历史哲学领域发生了重大理论转型，称叙事的转向，也有人称为修辞的转向或语言学的转向。叙事指的是这样一种话语模式，它将特定的事件序列依时间顺序纳入一个能为人理解和把握的语言结构，从而赋予其意义。（彭刚《叙事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版，页2）

彭刚第一章主要是对海登·怀特的思想做一个分析综述，我就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也即众多引用海登·怀特《元史学》经常引用的叙事性话语结构。海登·怀特的叙事性话语结构有五种，前两种是编年和故事，后三者比较重要：

（3）情节化模式：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

（4）论证模式：形式论的、机械论的、有机论的、情境论的

（5）意识形态蕴涵模式：无政府主义的、激进的、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的（前引书，页8）

彼特·伯克《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主要追溯了历史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领域的兴起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没有太过提及新文化史。只不过是序言中有杨豫关于新文化史的一些观点。不过，其论述，答主在论述前面四书时已基本提及，所以省略不谈。

其实说了这么多，对新文化史只想大概了解，阅读几本普及读物也就可以了。（事实上，上面的论述对什么是新文化史以及其主要的关注点说的也比较详细了）比如答主所论五书（当然，彼特·伯克的《历史学与社会理论》可以当作引子来看）。

但要深入了解乃至运用新文化史史家的相关研究方法进行自身领域研究的话，则还要阅读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名著甚至是对西方16世纪之后的一系列史学家和其代表作烂熟于心。因为要谈新文化史，一个基本立足点在于，新文化史含于整个西方现代史学体系，换句话说，新文化史是西方现代史学发展的一个基本阶段。所以我个人感觉，要对新文化史有一个更通透的理解，应该要对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史学史有所了解。张广智的《西方史学史》作为一本教材，或可以作为厘清西方近现代史学史的一个突破口。而诸如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弗雷泽《金枝》、兰德·柯林斯《发现社会》、海登·怀特《元史学》、吉尔茨《文化的解释》、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书，则可作为进阶书目。当然，在阅读一些综述性质的书籍时，也可以稍微留意一下一些经典名著。比如我个人在阅读过程中还发现了曼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等书。

总之，这个回答严重偏题了。但对于我自己来讲，或可以作为阅读新文化史有关普及读物的一些感受。

另外说一句，我是学中国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