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近五十年以来最受争议的书之一《The Bell Curve》。作者是Richard Herrnstein和Charles Murray。这本书论述了IQ智力对于人在社会里成长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本书引人争议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它论述了智商的高低和人的社会地位之间的关系，而是它用详实的数据证明了决定智商的因素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遗传的，大约占了40%-80% - 也就是绝大部分。同时，它还用数据证明了不同种族之间智商的差异。

出版之后，这本书顿时成为了一本新法西斯主义的代言人，成为了众矢之的。想象一下，假如智商是决定个人在社会成功的关键，而智商很大一部分取决于遗传的话，那么许多个人后天的努力，环境的影响，等等，将都是徒劳。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做“智力和美国社会的阶级分化” -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

由于围绕这本书的巨大争议，以及它被视为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在选择推荐这本书之前，我难免思前想后。毕竟，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也是两位学术界著名的学者，在出版了这本书之后备受攻击。Richard Herrnstein是哈佛大学的实验精神学家。在1971年9月的《亚特兰大月刊》里，他“不幸地”讨论了这个禁忌的话题。在文中，Herrnstein几乎没有提到种族，但他确实谈到智商的遗传。他以三段论的形式提出，因为智商是实质上可遗传的，而生活中的经济成功部分取决于人才的智商，同时由于社会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经济成功，所以遗传差异肯定在很大程度决定了社会地位。或者如中国谚语说的“龙生龙，凤生凤”。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后来，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的提议加剧社会的愤怒。因为他对发明晶体管的贡献，肖克利曾赢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后来在他的职业生涯的晚期，肖克利的注意力却转移到人群之间的智力差异。他像是一个科学怪人，言论经常让人想起二十世纪早期的“优生优育”的提倡者。当时，他提出了一个“思想的实验”，给低智商者付钱让他们绝育。他还支持和帮助建立了一个天才的精子库。肖克利似乎很喜欢以激怒尽可能多的人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敏感的科学发现。

尽管肖克利、Herrnstein两位学者在很多其它方面的研究有所建树，并受到广泛的好评和称赞，他们很快就被归类为种族主义的伪科学家。有的读者或者会对一位引起如此争议的、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学者能够赢得诺贝尔奖表示惊讶。但是，诺贝尔奖主要是衡量一个科学家对科学新发现的贡献。Fritz Haber，一位发明了神经毒气炸弹的科学家，也因为发明了氮肥解决了饥荒问题，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不知道应该说是有幸或者是不幸，Herrnstein在这本书出版后不久便去世了，留下了Murray一个人独自面对社会的舆论非议。一直到这本书出版了23年后的今天，Murray最近在Middle Brook College的一次公开演讲中，被激进主义分子人身攻击，被迫在校方警察的保护下被送进了医院。当然，如果Murray是对的话，一般来说，智商高的人有更包容性的思维，应该更能够接受别人不同的观点。

究竟智商和遗传以及后来个人在社会上取得的成功有没有联系呢？不同的专家学者有不同的见解。我很喜欢的一个统计学家，Darrell Huffs在1954年曾经写了另一本本身就备受争议的书，叫做 “How to lie with statistics”《如何用统计数字说谎》。这本书主要是揭露了当时主流媒体如何用各种数据和图形扭曲事实，影响、操纵社会观点的手段。然而，在这本统计学的经典里，Huffs驳斥了标准化IQ测试的缺陷，指出这种测试没有考虑到人的其它特长，如艺术细胞，情商和个人努力。同时，Huffs认为这些测试没有考虑到被测试者的阅读能力。一个很聪明的人，可能因为不识字而被认为是智力低下。他还指出了这种标准化测试里可能存在的“可能性错误”（probable error），也就是统计学里的“标准错误”（standard error）。两个测试结果相近的人，由于这个错误，并不能分辨谁更聪明。

与此同时，Jared Diamond在他的普利策获奖著作“Guns Germs and Steel”《枪炮、细菌和钢铁》里描述了他常年在新几内亚工作后，对当地土著人的看法。Diamond认为这些土著人比欧美人更聪明。尽管土著可能在欧美城市里会因为格格不入而显得愚笨，在新几内亚的丛林里，他们都是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的专家。而欧美人，包括Diamond自己却会显得在丛林里捉襟见肘，找不着北。他还认为土著的聪明来自于适应恶劣自然环境的能力，和成长时有更多的主动的学习，而不是像欧美儿童那样被动地看电视。当然，Diamond的这些观点在书中都缺乏系统的数据论述。

1971年，美国最高法院认为即使没有歧视意图，标准化考试对于少数群体也是“内生的阻力”。美国最高法院还判决除非与具体工作有明确的关系，雇主禁止采用标准化能力考试来筛选员工。一年后，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呼吁，学校暂停实施所有标准化的智商测试。协会认为“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美国公民会因为带有语言或文化偏见的标准化考试，在有机会接受小学教育之前，智力发展上就受到阻碍。从此，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运动在全国各地的主要学校系统中开始蔓延，其中包括芝加哥，纽约和洛杉矶，限制或禁止在公立学校使用团体管理的标准化考试。

十九世纪的后半个世纪里，人群里不同的智商成为了科学研究主题，而且成果丰富。在这个时代背景里，产生了达尔文的进化理论。达尔文断言，智慧的遗传和传播是人类进化的关键一步，驱使我们的猿猴祖先与其他猿群分开。当然，如今的畅销书作家Yuval Harari在他的Sapiens《人类简史》里认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来自于以语言为载体的、对甚至是不存在的事物的细节描述，传播和信念，并以标致汽车公司的发展为例子。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加尔顿Francis Galton爵士，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通过使用英国家庭作为主要的数据，来证明了达尔文的智力遗传观点的持续有效。

加尔顿爵士的著作《遗传天才》发表于1859年，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十年之后。这本书开启了我们对于智力与遗传之间长期而深刻的争议。加尔顿意识到他正在试图分析的智力素质需要精确量化的测量，才能正式地指出那些大多数人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为了证实他的理论，加尔顿设计了一系列的实验。他认为，人的敏感性应该能够反映他的智力水平。因此，他设计的实验主要是考量人对视觉、触觉和听觉的敏感度。当然，这样的实验无法证明他的理论。但是在1888年，加尔顿提出了相关性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概念，成为了后来学者证明智力和遗传之间的利器。

也许对于智商和社会成功关系的理解，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是美国精英大学的转型。这个转型从根本意义上说，已经根据认知能力对美国社会进行了阶级分层。

哈佛大学新生入学登记册数据表明，哈佛大学的新生当时大部分来自东海岸非工人阶级，绝大多数是白人和基督教青年，他们大都有着费城、纽约上东区和波士顿等地的地址。一九五二年秋天的时候，进哈佛并不很难，申请人被录取的机会大约是三分之二。如果申请人的父亲是哈佛毕业生，那么几率接近90％。实际上，入学新生班的平均SAT-语言成绩只有583分。虽然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没有那么夸张。

到了1960年。哈佛大学入学院长威尔伯·本德尔（Wilbur J. Bender）即将离职，并总结出他在监督委员会八年任期内发生的事情。 他写道，“在短短的时间内，仅仅两代大学生，这些哈佛大学的学生身上数字显示了哈佛大学入学率最大的变化。毫无疑问，哈佛突然已经成为一个不同的地方。新英格兰学生的比例下降了三分之一。公立学校毕业生现在超过私立学校毕业生。和以前拒绝了三分之一申请人的情况相比，哈佛拒绝了三分之二以上的申请人，而且这些申请人的素质也有提高。

所以，很多在1952年有条件入学的学生，在1960年甚至没有必要提出申请。哈佛大学的SAT分数飞涨。 1960年秋季，平均语言成绩为678，平均数学成绩为695，每个测试的平均分增加了近百分。哈佛大学在1952年录取的一个平均学生，在1960年的时候将被排在学生群体里底部的10％。八年来，哈佛大学从一所主要由东北社会经济精英组成的学校，转变成一个由来自全国各地的最最聪明的精英组成的学校。

二十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故事通常被认为是美国伟大的成功故事之一，也是有理由的。尽管记录不是没有瑕疵，但美国领导了世界其他地方开放大学教育，使群众中有能力，无论种族，肤色，信仰，性别和财政资源的年轻人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这或者是对智力和遗传的认知得到最大的社会贡献。

这本书有六个主要的结论：

1. 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认知能力。

2. 所有标准化测试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这个能力，但智商测试可以最准确地衡量这个能力。

3. IQ的意思和日常人们对智力或聪明的理解定义相近。

4. 在很多人的生活中，IQ分数是稳定的，尽管不是很完美。

5. 合理控制管理的智商测验没有明显的种族偏见。

6. 认知能力基本上是可遗传的，显然不低于40％，但不超过80％。

有趣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了两年之后，由于它引起的巨大的争议，美国精神学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组织了当时最好的专家，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来研究这本书的结论。经过这些专家仔细的研究，他们不能推翻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结论，而且还发现甚至比这本书更激进的结论。

在爱因斯坦去世之后，他的遗嘱是将他全身火化。然而，科学家们违背了这个遗嘱，不顾爱因斯坦的儿子极力反对，坚持把爱因斯坦重达一千两百三十克的大脑保留下来研究。当时负责遗体解剖的专家Harvey对爱因斯坦的儿子Hans说，“作为一个科学家，难得您不同意这是一个有极大研究价值的物体吗？我们有可能知道为什么你爸爸这么伟大”。Hans摇了摇头，说：“你研究的这个是物体，而不是爱因斯坦这个人。”

原文《洪灝：一个人的智商是否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于7月15日发表于《华尔街见闻》

洪灝，C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