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魏特林1808年生于马格德堡，他是个未婚生子，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长大的。他学的是裁缝手艺，1828年到1835年在德国流浪。关于他这一时期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而且在这很少的情况中几乎没有关于他的经历的可靠材料。据说他曾通过写讽刺诗参加了1830年萨克森的暴动（他在其主要著作中曾批评这次暴动是轻举妄动）；在维也纳，一个年轻的姑娘爱上了他，因而他成了一位大公的情敌，后来就被这位受了骗的大公赶出了维也纳城。30年代中期他到了巴黎，一直待到1841年（其间有一些间断）。他在正义者同盟中热情地参加劳动阶级的革命斗争，同时以旺盛而活跃的精力贪婪地学习法国社会主义的学说。他企图改造这种学说以适应当前的斗争。于是他就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和无产阶极社会主义之间的纽带。

这种情况同他居于中间的社会地位是相适应的。魏特林已经是一个无产者，但还是一个手工业工人。他属于不可遏止地沦为无产阶级，但也正因为如此还没有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的小资产阶级阶层，作为一个被压迫阶级的成员，魏特林清楚地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于国王和富豪的希望是不会实现的；他没有完全放弃这种希望，但是他把这种希望看作是决不可靠的事情。由于他出身于小资产阶极，所以他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特殊的历史生活。他的理论基础仍然是在法国社会主义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平等；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是出色的，但他完全站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道德的立场上。对历史的理解方面，他甚至远远落后于圣西门和傅立叶。他关于私有制关系的产生的假说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赞同启蒙运动的历史观点：世界历史无非是一大部强盗历史，不管在什么时代正直的人永远受欺骗。

当然他也远远地超出这个观点。魏特林相信社会进步是一条自然规律，他知道，这个规律在今天的社会中也发生作用。同傅立叶一样，他把人的欲望看作是社会组织的要素，只是他把傅立叶对人的欲望的分类大大简化了。魏特林认为欲望有三大类：即知识欲、占有欲和享受欲。满足欲望的能力是适应于欲望的，这种能力的运用就是人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能力是欲望的自然界限。但是为了使整个机体活动起来，大自然把它的一切魅力都放到满足享受方面。这些魅力刺激感官，产生新的欲望，从新的欲望中产生了新的能力。人类的进步就是这样发生的。

因此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类欲望和能力永远保持平衡。能力随着欲望增长，欲望也随着能力增长。社会上一切祸害的根源就是用暴力破坏了这种平衡。“从所有人的欲望和能力的自由与和谐中产生出一切好的东西，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压抑和克制这种欲望和能力则会产生出一切坏的东西。这短短的一段话包括了一切。”在今天的社会里，为了满足某甲的欲望而抑制某乙的欲望，就造成社会关系中的可恨的不平等的现象。这种不平等现象产生法律、犯罪和惩罚井使其不断增加。不平等现象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占有欲和享受欲占了统治地位，而知识欲却必须屈服于它的两个伙伴的肉体贪欲之下，并为占有和享受的利益而堕落成为荒诞、错误、迷信、欺骗和谎言。

但是知识的力量不会长期受到压制。它用下述办法实现它领导社会的要求：它慢慢地挖垮现社会的基础，出人意外地给进步开辟道路，它把发现和发明当作诱饵扔给占有欲和享受欲。占有和享受的欲望伸手去抓这些发现和发明，却没有想到它们这样做正是颠覆自己的统治。魏特林举出的例子是蒸汽力之用于机器，特别是印刷术。他说，印刷术能够收集和保存知识的火花，一直到它有足够的力量战胜个人利益的欲望为止。

可见，魏特林很懂得用他自己的方式运用经济学上的辩证法。只是这种方式是一种无产阶级化了的手工业者的方式，而不是有阶级觉悟的无产者的方式。魏特林决不因为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而忽视政治自由的意义，他明确要求结社、出版和选举自由。但是最后他发现，在金钱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样做不会获得任何成效。他正是站在空想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在他评论结社自由时，这种立场表现得特别明显。魏特林攻击傅立叶，因为后者认为，在法伦斯泰尔中除了劳动应该得到报酬而外，资本和才能也应该得到报酬。他讥笑傅立叶主义者妄想引诱有钱人上钩。他希望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联合对他说来有一半是革命宣传的武器，那么也有一半是共产主义宗派的武器，就像他十分重视公共食堂这一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工人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同时也获得进行统治的能力这一思想在他的头脑里剧烈活动，但是始终没有十分明确地表露出来。

不过，魏特林虽然还缺乏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是他也已经离开了资产阶级的乌托邦主义。他知道，工人阶级不自己解放自己，它就永远得不到解放。在魏特林看来，无产阶极革命就是傅立叶所期待的乐善好施的百万富翁。当然从魏特林的全部见解来看，这个革命必然以劳动者的日益贫困为基础，而不是以劳动者的日益强大为基础。他想把现存的混乱状态推进到顶点，把劳动阶级扔到无限的贫困境地。他把劳动阶级的绝望看作是革命最有效的动力，他甚至把希望寄托在流氓无产阶级身上，宣扬盗窃是穷人反对富人的最后手段。

有了这种看法，当然他就要准备一个能够代替已被推翻的旧社会的新社会的计划。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使欲望和能力自然保持平衡，从而保证知识欲，也就是学识欲对占有欲和享受欲，也就是生产欲和消费欲的管理。是管理而不是统治。“一个完善的社会没有政府而只有行政管理，没有法律而只有义务，没有惩罚而只有治病救人的手段……这里既没有各种尊荣的称号，也没有种种奴颜婢膝的形相，既没有外表的荣誉的标志，也没有外表的卑贱的标志；这里没有命令和服从，而只有调整、安排和完成。这里既没有犯罪也没有惩罚，而只有人类的毛病和缺点的残余，这是大自然所加给我们的一些障碍，为的是通过清除这些毛病和缺点激发我们的体力和智力，使它们成为进步的动力。”人们不是用法律和惩罚来肃清这种残余，而是用药剂；魏特林专门写了一章来论述哲学的医学。

魏特林绞尽脑汁想出了将来领导大家庭联盟（这是他对未来的社会的称呼）的新管理机构。担任领导的是一个三人小组或三人委员会，由最伟大的哲学家，同时又是医学、物理学和机械学方面的最伟大的天才组成。其次是中央技工团，它选举三人小组，并管理大家庭联盟的最重要的机关。再其次就是各技工团，它管理大行政区、州、县和小家庭联盟。为了便利和简化管理，每一个技工团从它里面选出一个工作理事会。中央技工团则选出大工作理事会，它辅佐三人小祖作为实际执行的管理人员。各科学院辅佐各技工团，以便在舒适而美好的劳动尚未普及以前，对这些劳动进行管理；从科学院之中选出一个委员会，名为科学院参议会。所有这些领导管理的机构都有一个卫生委员会为辅，这些委员会又都在一个卫生参议会的特别领导之下。卫生参议会同大工作理事会一样，辅助三人小组管理大家庭联盟。

仔细研究这些细节，甚至对它们进行批评都是多余的。空想的历史意义不在于它的作者为了证明他们的改良主义思想实现的可能性，而用或多或少的技巧锤炼而成的外部骨架，而在于这些思想本身，在于这些思想探究社会弊害的精确度和深度。对魏特林就来更是如此，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不得已的乌托邦主义者。他只能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消极一面，所以他只得在脑子里虚构出这个革命的积极一面。但是他十分清楚地感觉到，这样做只能提供一种代用品，在《保证》一书的序言中他就说明他的任务是，告诉社会，它在一个坏组织中是什么，在一个好组织中又能够是什么。他提醒人们不要过于重视那些心爱的建设计划，他认为，宇宙之间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从来没有过一个万古不变的、永远是最好的社会组织。但是以梦想建立科学院参议会和卫生参议会，建立技工团和中央技工团以及最伟大天才的最高三人小组为基础的改良主义思想表明，魏特林清楚地看到统治者的个人利益剥削社会。魏特林说，任何人都不应比政府更穷；只要允许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占有和挣得特殊的财产，他们就会利用职权损害大家的利益。魏特林的大家庭联盟不是领导人，而是领导能力。工作人员的录用不是通过选举某某人，而是通过选举能力，通过悬题应征、送审选举试验品的方式来进行，例如：关于有益的科学问题和发明、发现的书面论文，艺术品的样品，建筑、机器、工具以及类似物品的图样、设计。各应征人把他们的作品送交他们想进去工作的那个团体。但是他们的姓名概不公布，只有在试验合格决定录取时才为人所知。

魏特林没有只顾人类欲望和能力的和谐而忘了它们的自由。他再一次仿照傅立叶的先例把劳动分为必要的、有益的和舒适的。给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规定出一定的劳动时间，以进行必要劳动和有益劳动，这样他就可以从社会得到必要的和有益的生活必需品。魏特林认识到社会劳动对个人劳动的优越性，他懂得把它们清楚地区分开来。他认为每天劳动六小时就够了。舒适的劳动同必要的和有益的劳动情况不同。因为大自然不强迫任何人享受舒适的物品，所以也不能强迫任何人做舒适的劳动。互相制约的全体的和谐和个人的自由必然要求，让每个人自己决定，他是否想以一定的时间为舒适的享受而劳动，时间的长短按他对于这种享受的欲望多少而定，或者，如果他完全没有这种欲望，他就可以不为此而劳动。在这一方面，魏特林用一种交易簿来调整生产和消费，交易簿上一边记的是完成的劳动小时，另一边记的是得到的享受，并且都盖章签字。交易簿是魏特林的得意之作，他曾用生动有力的语句颂扬过交易簿：“它同时是：旅行证、出生证、籍贯证、通行证、艺徒证书、支票、收据、账簿、日记簿、学校毕业证书、入场券、介貂信、公份册、存款证、月份牌；它是一面个人的一切精神和物质需要的镜子，是他的一张半身像片，他的履历，总之是一个人的全部形象化的‘我’，一个还从来没有这样表现出来过的‘我’。”在这一欢呼声中，解除了手工业工人由于警察规定的无数证明文件而造成的无穷的烦恼和痛苦。

可是在推翻了旧社会以后，怎样建没新社会呢？由于魏特林在社会上居于中间地位，所以他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同时得出结论说，最值得希望的过渡时期当然是这样：一旦由于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有某一个人掌握了政权，这个人以最大的热忱忠于共产主义原则，并把他的幸福、他的荣誉、他的生命都寄托在实现这个原则上。他又谈了谈这个问题然后用热情的话语结束：“一个新的救世主将要来临，为了实现那第一个救世主的学说。他将粉碎旧社会制度的腐朽建筑，把泪泉导入遗忘的大海，把大地变成一个乐园。我们准备好，恭恭敬敬地迎接他吧！但是我们从哪些方面来辨认出这位救世主呢？从这些方面：他将是平凡、朴实地走来，傲然地蔑视财神的魔术，并且他的心将为人类的痛苦而敞开。他将从财富的高峰下降到贫困的深渊，混杂在受苦受难和受蔑视的人群之中，他的眼泪将同那些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但是不到这个勇敢的事业圆满地完成，他将绝不把授与他的权力从手里放下。那时候少数人的意志将不再统治社会，统治社会的将是全体人的知识。并且这个最伟大的救世主将会在一种不声不响的谦让中听命于这个新的统治。这将是他的事业的顶点，所有的人将从这一点辨认比第一个救世主更伟大的第二个救世主。”尽管这些伟大的幻想骄傲地摆脱了博立叶主义者对富豪的钱袋的期望，但它也回到乌托邦主义之中。

魏特林碰到一些实际上阻碍工人阶级解放的问题时，无产阶级的意识在他身上得更为活跃。他看穿了爱国的谎言，“对于进步和自由的最凶恶的公敌来说，是他们的谬论的最后的救急太平锚，是他们的特权的救生圈”，他把这种谎言扔到他们脚下，“为了站到人类的旗帜下去，在保卫这面旗帜的人的行列中是没有高低、贫富、主人和奴隶之分的。”他用一个问题道出了现代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今天，一个人在一切外国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在所谓的祖国内也毫无所有，这个人对于它能有什么爱呢？”不论是拿破仑、弗里德里希·威廉还是尼古拉来行使统治，劳动者无论在这一个统治者或是那一个统治者之下，都同样必须作牛马。

魏特林对于妇女问题的看法就不是这样无可非难的。他还相信男人具有天然的优越性。只要大自然还没有创造出奇迹，只要妇女在有益的科学、发明和才能上还没有超过男性，妇女就不能担任新社会的领导职位。但是这也是手工业者的家务在魏特林关于婚姻和爱情的看法上投下的最后一个阴影。除此而外，他对资产阶级婚姻的批判是尖锐又中肯的。“爱情是一个硬壳果的果仁，婚姻是外壳。金钱制度就是侵入果仁并败坏它的虫。许许多多人啃那苦涩的、坚硬的外壳。从这里你们就可以得到我们今天的婚姻的定义了。”魏特林要求一种自愿的、不受任何外力强迫的婚姻的结合。如果夫妇双方不能通过尊重、友谊和爱情的需要而结合在一起，“那末看在上帝份上，还是解除这种关系吧！不要再互相制造第二个、第三个地狱了！”接着他又用十分动人的语句结束了这一章：“拭干你的眼泪吧！可怜的、不幸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妇女！想一想，在地球上还有许多的弱者在受苦。总有一天，解放的金黄色的朝阳也会突然照到你的脸上，为了好从你那湿润的睫毛上把那奴隶的痛苦热泪吻去。那时，你就傲然直视你那暴君吧。因为你不再需要他了，法律也不再保护他了；那时候，可怜的、受骗的、被诱入歧途的妓女，你也会找到一个正直的丈夫，他举足踩碎那一大堆的偏见；那时候，你们这些在锦绣年华里充满着生命之欢乐的青年男女们，生活吧，相爱吧！那时侯，让今天违反自然地被锁闭在你们胸中，啮蚀着你们的心、削弱着你们的活力的热情一齐都倾泻出来吧，免得它有损社会的和谐和你们的健康。那时候，谁有爱的能力，谁就爱吧。”三岁或六岁以上的儿童的教育由社会负责，这些儿童都参加学习军，学习一切科学和艺术，习惯于作一切劳功，尤其是最不愉快的劳动；青年的学习应该同社会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

魏特林嘲笑那种为教会所利用，以对一个不可知的来世的希望使受苦的阶级忘掉今世的痛苦的宗教。他鄙视那种“宗派的杂货摊”。但是在形式方面他从拉梅耐那里学了很多东西。他相信原始基督教是被压迫阶级的一种革命运动。他坚决主张在共产主义原则容许范围内保护一切别人视为神圣的东西，他在《保证》一书中，对耶稣表示同情，不久以后这一点就更为明显地表露出来。

不言而喻，在经济方面魏特林对工业的批判远远不及商业。他清楚地知道，大工业明显地制造大量的贫困，但是他认为，今天工业赚的钱不如商业那样多。他把商业看做是吸群众骨髓的大水螅；他以最大的愤怒，痛骂金钱与商品的杂货店。作为德国人，作为普鲁士士著，他对头衔的杂货铺和军事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他关于虐待士兵问题所写的一些话今天读来还是十分新鲜。

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刚一出版就引起人们很大的重视，这是理所当然的。虽然他在思想方面没有达到西方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的高度，但是他冲破了把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同工人阶级隔开的栅栏，就他的热情、他的幻想、他的洞察力来说，他称得起是他们的学生。总的说来，他胜过同时代的卡贝的工人共产主义，当然更胜过许多正开始为德国资产阶极的政治解放而斗争的自由主义者。

最高兴地承认这一点的是本来可以瞧不起魏特林的那些同时代的德国人。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从一个手工业工人处得到魏特林的著作时叫道：“这个裁缝帮工的思想和精神使我多么惊奇啊！真的，他是他那个阶级的一位预言家。这个手工业工人的热忱、态度、求知欲多么使我惊异！同这个手艺人相此，我们的那些大学生算得上什么呢！”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魏特林是唯一做了一些实际工作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卡尔·马克思写道:“资产阶级及哲学家和科学家哪里有一部论述资产阶极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呢？只要把德国的政治论著中的那种俗不可耐畏首畏尾的平庸气拿来和德国工人的这种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比较一下，只要把无产阶叙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由于魏特林的著作拾人以鲜明的印象，马克思补充说，德国无产阶极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正如同英国无产阶极是它的国民经济学家，法国无产阶级是它的政治家一样。必须承认，德国进行社会革命的使命是典型的，而它对于政治革命的无能也是典型的。

德国资产阶级从它那一方面力图证实这种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