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批判费尔巴哈片面强调“善”的作用时,引用了黑格尔的一段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并进一步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有双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恩格斯的这段精辟论述经常被人们引用,但引用者对这段话的理解却各不相同。有人怀疑恩格斯只是在转述黑格尔的观点,有人则认为恩格斯在这里提出了“恶动力说”,即道德上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甚至依此来为现实中的道德堕落寻求解释和辩护。那么,恩格斯本人是否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不是所有的恶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本文依据文本并结合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对这段话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相对客观的回答。

一、谁提出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命题?

人们一般认为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表明,黑格尔持“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观点,恩格斯十分赞赏黑格尔的这一观点并作了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恩格斯本人也认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有人则对此提出质疑,这段话中明明写着“在黑格尔那里”,因此这段话只能理解为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概括性转述,而决非恩格斯本人的观点。恩格斯的意思是说,黑格尔看到了恶的历史作用,比费尔巴哈单纯鼓吹善的作用更为全面和深刻,并非申明自己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杠杆”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究竟谁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黑格尔还是恩格斯?

黑格尔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吗?让我们看一下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那段话:“有人以为,当他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这句话确实是对黑格尔思想的一个转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表述是:“在冲动的评价方面,其辩证法表现如下:直接意志的各种规定,从它们是内在的从而是肯定的来说,是善的。所以说人性本善。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是自然规定,一般地与自由和精神的概念相对立的,从而又是否定的,所以必须把它们根除。因此又说人性本恶。在这个观点上,决定采取上述任何一个主张,都是主观任性。……人性本恶这一基督教的教义,比其他教义说人性本善要高明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那句话中,黑格尔只是从辩证法的角度认为善是肯定的方面(正),恶是否定的方面(反),从辩证法“正一反合”的发展角度来说人性本恶的思想比人性本善的思想更为伟大高明。虽然黑格尔在认为人的情欲和冲动激发了人的热情,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黑格尔并没有认为它们是恶的,而认为“现在谈起的这种情欲和冲动等等,它们可能是善的,也可能是恶的。由此可见,黑格尔并没有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恩格斯的那段论述不是对黑格尔思想的简单转述,而是对黑格尔“人性本恶的思想比人性本善的思想更伟大”这个观点作了发挥,进一步提出了“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伟大思想。恩格斯加上“在黑格尔那里”这几个字,只是指出了这一命题的思想的来源。

那么,“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是否就意味着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呢?这就需要我们对这一命题的内涵进行分析。

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的内涵

恩格斯指出这一命题有两重意思,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恩格斯所说的第一重意思是:“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对恩格斯的这句话我们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恩格斯在这里主要是在批判费尔巴哈片面强调善的作用的伦理道德思想,因此,我们首先从伦理道德层面来分析这句话。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的变化,因此,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发展,人们的道德也在不断变化。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明确指出:“我们断定,一切以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道德观念也就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这样,某些被旧的道德观念当作善的神圣的东西,在新的道德观念看来就不再神圣甚至成了恶的东西;而被新的道德所大力提倡崇奉的东西,在旧的道德观念看来是无法接受的恶。由于道德观念的变化,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体现了对某些神圣事物的亵渎和对旧有秩序的叛逆。超出伦理范围,更深一层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恩格斯在这句话中所说的“恶”实际上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否定性环节。从发展的观点来看,每一种现存的事物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它的否定因素,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展开矛盾。当一事物由于已没有存在的根据和条件而失去其现实性时,虽然它暂时还存在着,但已经是失去了存在根据和合理性的存在了。因此,具有合理性的否定方面就会通过斗争代替已过时的肯定方面而变为现实,从而实现新旧事物的更替。历史上每一种新的进步,都要通过对旧事物的否定来实现。这种否定就意味着对已经没有存在根据但仍然存在着的旧事物的“亵渎”,因而往往被现存的保守的社会势力看作“叛逆”,予以反对和压制,在实践上甚至形成新旧势力较量的暴力冲突,甚至爆发革命。这种否定的力量,当然被旧秩序的维护者看作“恶”,看作大逆不道。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一命题的第二重意思是:“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如果说第一重意思中讲的恶是相对的恶,即在某一时代某些人看来是恶的东西,在另一时代另一些人看来却是善的,那么,第二重意思讲的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绝对的恶,从古至今被人们普遍认为是恶的东西－－贪欲、权势欲等人的恶劣情欲。而自人类步入文明时代以来,恰恰是人们对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的欲望推动着人们从事各种活动。因此,恩格斯颇为愤慨地说:“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里我们要注意,作为推动人们行动的动力的恶劣情欲虽然是恶的,但由于人们采用的手段不同,所造成的结果也不同。同样是追求个人的财富,如果采用对他人有利的(至少是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手段,那么造成的结果就可能是善的，只有采用损害别人来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其结果才会是恶的。而且恩格斯认为出于卑鄙的动机又采用不道德的手段所造成的恶在历史上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

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最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对公共财产的自私自利的掠夺－－揭开了新的、文明的阶级社会;最卑鄙的手段－－偷盗、强制、欺诈、背信－－毁坏了古老的没有阶级的氏族社会,把它引向崩溃。而这一新社会自身,在其整整两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间,只不过是幅区区少数人靠牺牲被剥削和被压迫的绝大多数人而求得发展的图画罢了,而这种情形,现在比从前更加厉害了。”)这里的恶明显是道德的恶,从目的和动机上说是出于卑下的利益、无耻的贪欲、狂暴的享受和卑劣的名利欲,从手段来看采用了卑鄙的偷盗、强制、欺诈和背信,这些无论目的还是手段都是恶的行为导致了氏族社会的崩溃,其后建立起来的奴隶制推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无疑也是恶的,但这种恶却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我们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力的发展,是以奴隶制既成为必要、同样又得到公认这种状况为前提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看不到恶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就无法理解历史,也不利于面对现实改造世界。“历史可以说是所有女神中最残酷的一个,她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的’经济发展时期中,都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驰驱她的凯旋车。而不幸的是,我们人类却如此愚螽,如果不是在几乎无法忍受的痛苦逼迫之下,怎么也不能鼓起勇气去实现真正的进步。”注意!恩格斯在这层意思中只是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没有肯定恶就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他把人的恶劣情欲看作历史发展的杠杆只是强调了情欲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杠杆只是动力起作用的一种工具,它本身并不是动力,同样恶只是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它本身并不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动力。

三、恩格斯主张“恶动力说”吗?

恶动力说主张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只强调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而且否认了恶在历史发展中可能出现的消极作用。它容易使人误以为所有的恶都能推动历史发展,而忽视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的积极作用,进而为现实作恶的人提供理论上的辩护。那么恩格斯主张这种恶动力说吗?

通过第二部分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提出的命题并不是“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并不等同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并不是恶,而是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基本的物质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阶级社会的阶级斗争,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而构成历史发展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就是说,归根结底是人民群众的行动推动着历史的进步,因此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善与恶的矛盾只是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在不同利益关系中所表现出的形式。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伦理领域可以以恶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不排斥它也可以以善的形式表现出来。“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既不意味着所有的恶都可以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也不排斥具体的道德上的善对社会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恶能否成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表现出来的形式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还要看它能否适应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顺应历史发展规律、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恶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才能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偷盗、强制、欺诈、背信等邪恶手段在氏族社会崩溃时期客观上促进了社会历史的转变,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成为历史发展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而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偷盗、强制、欺诈、背信等只能恶化社会治安环境,破坏社会信用体制,客观上只会破坏社会生产,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阻力。“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也并不排斥善对历史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恩格斯虽然严厉批评了费尔巴哈片面强调爱和幸福的作用而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但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善的历史作用。在人类历史上,善推动社会进步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历代劳动人民在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养成了勤劳勇敢、诚实守信等美德和追求自由、平等的高尚精神,无疑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杰出人物的优良品德也在历史上闪烁着夺目的光辉,他们的优良品质是那个时代人民的愿望和民族美德的荟萃,对当时社会的风尚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由此来看,恩格斯提出“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表现形式”这一命题只是强调了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并没有主张“恶动力说”;恶在历史发展中即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这并不矛盾;而说恶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又是历史发展的阻力,则是自相矛盾的。而且恩格斯在论述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对这些恶进行了道德上的批判和遗责,因此,任何人不能打着恩格斯的旗号用恶动力说来为现代社会中的欺诈、背信、贪污、受贿等恶的行为作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