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当代人在谈论中国古代史的时候，无论是宽泛地谈论，还是细致地研究，断代已经成为了一个最基本的分类方法。这里的断代不仅指的是狭义的朝代，也包括了一些比较宏观的、广义的“时期”，例如魏晋南北朝虽然涵盖了很多个朝代，但它也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断代”。
“断代”的分类作用，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把中国古代史切分为了许多个子领域，学者分别隶属于这些子领域。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一般会优先谈论自己从属于哪个“断代”的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形成聚类：“搞秦汉的”、“搞清史的”成为了一种最基本的标签。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服膺于这种分类。近阅李雪梅《昭昭千载：法律碑刻功能研究》，探讨碑刻中与法制史有关的问题，跨越多个朝代，展现出了议题上长久的连续性。但这种能跨朝代来发言的人，在学界现在是极少数。事实证明，这种时间上的切割效应对中国古代史造成的区隔，远大于不同的专业领域：两个不同朝代的研究者，即便同样研究政治史、经济史，他们也比同一朝代里不同领域的同仁距离要远。同样，我在翻阅期刊的时候，优先也会去找清史或近代史的文章，而非聚焦于中国古代其他朝代的政治史研究。
大部分情况下，这种现状的背后是，当下历史研究实践中知识视野的重要性高于理论视野。特别地，在探讨具体问题、撰写专题性研究时，充分掌握某一时期或政权的人物、事件等细节知识，对于论者阐明观点而言，至关重要；而若是跨越朝代发论，尽管也许不同朝代的类似问题可以采取相近的视角检验、比对，但毕竟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地名、制度乃至群体心态等具体知识都要大幅扩展，对研究者来说，殊非易事。而且整体来看，把人物和历史事件弄错，造成的反感也更大。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跨越多个朝代的断代史研究往往发生在延续时间较短的朝代，或是时间较早、史料相对较少的朝代，需要站在更广的时间视域上以便展开议题；同理，在1980年代（或者说1966年）以前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历史学研究往往会关注社会史的宏观议题，视野也就会扩展到多个朝代。而在当下的发表范式中，专题研究得到了较多的重视，断代便成为最基本的分类方式。
但是，断代这一分类学概念所带来的并不是一种公允的划分，这是因为，中国古代史诸领域并不是在我们国家的学科分类学诞生的瞬间才被规划出来的。一些领域早已有无数古代或近现代前贤为之沉淀知识、归谬正误，例如我们或许可以说，对西汉历史的整理和研究，从班固的时代就开始了，直到今天我们仍然在讨论它。其他稍晚的时代也有类似的情况。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清朝学者的工作。清人受考据学风影响，热衷于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归类；这些纂辑出来的文献汇编未必一定为后人所推崇，但却营造了一种氛围，为中国古代史重视考据的学风奠定了基础。一部分学者如赵翼、王鸣盛等则撰著历史评论或读史札记类著作。这些工作的结果是，在20世纪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史中大多数朝代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因其深厚的过往沉淀与人才培养机制而保持了一种共通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即便20世纪中叶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在探讨中国古代史时，也不得不借重于老一辈史家的诸多结论和论证方式。
相比之下，另一些朝代的历史，与这一知识生产过程较为疏离，或是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受到较大冲击，则会展现出与其他朝代截然不同的面貌。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清代历史。初学清史的朋友或许已经发现，清史的研究范式与汉朝、唐朝历史有着明显的不同。学生在初步了解历史问题时，一般不会以《清史稿》或类似官修史书的精读作为起点，而是反复阅读清史的通史读物，并且尝试针对清代历史名人作初步的人物研究，以此熟悉清朝历史上的大事和重要人物，进而寻找可以作出突破的议题。这种以教材为先、重视先验路径、后置史料训练的学习方式，更接近于中国近代史，而非古代史。显然这是清朝历史与其他朝代历史之间的巨大差异。
我们可以再提出另一个在不同断代之间的差异，那就是“元问题”。历史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记录，每一个朝代的历史，往往有着一些最为后人所关心的重要议题。这些议题当然不是历史的全部，但当人们谈及这些朝代时，往往这些议题总是会最先冲入脑海。例如秦代历史的最关键议题，当然就是为什么“二世而亡”；晚明历史的讨论则经常围绕“亡国与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这一议题展开。由于核心议题彼此有异，故而不同朝代的历史，在被叙述出来的时候，便往往看起来有区别，重点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大家讨论的问题不同。这些问题的决定，当然有中国古代史自身的学术知识生产体系的因素，但后人也会因历史学以外的缘由而主动提问。例如，明朝的灭亡，是中国古代史的一件大事；起先，清初君主为着构建正统性的需求，一再强调“胜朝”灭亡教训的镜鉴作用；到清末，又有民族主义影响的另一种叙事，将明末痛史纳入到了一种民族革命的隐喻当中；1944年，郭沫若先生撰写《甲申三百年祭》并且得到重视，此时明末历史又被纳入到了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的论述之中。而到了1980年代清代历史地位讨论时，王思治先生的《清代前期历史地位论纲》从中国应对边疆危机的能力的角度，重新定位了明朝灭亡、清朝崛起这一过程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又与我们今天对中国疆域由来的思考相联系。可以看到，明朝灭亡这一重大问题的成立，其动力往往不在明史研究本身，而在于许多“场外因素”。不同朝代，为后人所汲引的角度和契机不同，也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叙事样貌。在这一背景下，各个断代的历史，从研究重点到叙事风格都存在不同，这是一件十分正常的事情。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不同断代史之间的差异，并不只是人物、事件之类“词汇表”的差异，而涉及到诸多方面。唯是如此，尽管在当下的学术发表体系和学术培养体系往往格外要求学术体制内有志向学者深耕“自己的朝代”，但断代史的学习并不应成为一种目的，而应成为一种与中国古代史宏大议题相对话的基础。一方面，对某一朝代的充分了解，这是一种知识上的基本要求；而另一方面，对其他朝代历史的认识和对话，则不仅能够在比较视野中进一步深化对自己领域的理解，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中国历史这一宏观领域中定位感兴趣的议题。在一个朝代中看起来颇为普通的问题，如果能够拿到较为宏大的视野中，看到它的时空纵深，便往往大为不同。而且反过来看，断代史的讨论，也只有反哺中国古代史的整体，才能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丰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超脱“为考据而历史”的文字游戏。只就事论事地谈论十八世纪川西的一起杀人案，这对今天的人来讲无关紧要；但如果它能够被纳入到边疆地区习惯法与官方法制体系的关系这一叙事框架内，进而对中央政府权力向边疆伸张的过程产生新的诠释，那么它对今人而言或许就有着不同的意义。
另一个我想阐明的道理是，不同断代之间的差异性并不仅仅在于作为细节的史实，而有许多结构性的东西，因此简单地将不同朝代作“等量齐观”的对比，这在方法上是件比较无意义的事情。我们经常看到“朝代粉”拿着各个朝代里一些可能有些相似性的事情（例如谁的后宫管得更好、谁打赢了草原统治者、谁的人民更满意）来作比较，捧高踩低。这种举动作为一种流量时代的网络娱乐活动当然是有价值的，但它在历史知识的层面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朝代的时间属性决定了它不能顺序错置地发生。中国历史不是治乱兴亡的循环，不同朝代不仅有着它自己的人物和事件，同时也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同样的策略，在此一朝代难以达成，在数百年后或许就能做到，这未必是因为当初的某些历史人物才能不足，而可能是因为数百年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政府动员能力更强。断代的分类方法，目的是帮助学习者能够更为专注地了解一部分历史知识，并不是要把研究者绑到某些战车之上，而且这些“战车”也从未“公平”地从同一“起点”比赛过。初学者没有必要把精力投放到这种无聊的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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