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键

上海社会科学院软实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最近，胡鞍钢教授在《瞭望》著文，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观点，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五个发展阶段，前三个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半场”，而后两个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下半场”。笔者对五个发展阶段表示赞同，但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上半场”与“下半场”之说不敢苟同。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可以分解为两部分：一是物质生活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二是文化生活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关系。经过近40年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人们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水平。也就是说，前者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资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得到缓解；后一层关系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因为，过去的改革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改革，主要是解决物质短缺问题，而文化的发展也有不小进步，但主要集中于解决基本教育问题，也就是减少文盲、半文盲数量的问题，还没有把文化消费尤其是文化陶冶提上日程。因此，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集中体现在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的矛盾上。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虽然得到了缓解，但并不意味着矛盾已经解决。我们缓解矛盾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来实现的，而我们的经济发展过去主要是依赖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的产业来实现的。因此，尽管我们经济规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的甚至说按照购买力平价，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的经济品质不高。这就意味着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满意度提高的时候，幸福度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尤其是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产品的同时，也被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所带来的问题所困扰而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发展并没有获得更大的幸福感的原因。也正如胡鞍钢教授所说的“下半场”的认识角度那样，“从物质与非物质生产力比较看，我国物质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基本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但各类服务（包括私人服务和公共服务）生产力及供给能力仍然不能满足13亿多人民日益增长的巨大数量和质量需求。从不同的生产力角度看，工业生产力出现了供大于求，但科技生产力还不能满足社会与产业的巨大需求，文化生产力还不能满足人民大众化、个性化的需求，教育生产力还不能满足在校生教育质量的需求，国防生产力还不能保证满足国家安全的硬需求，生态生产力还是最大的短板。总的来说，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生态基础薄弱，长期面临发展的硬约束条件。如能源供给约束、主要其他资源供给约束、环境质量约束、温室气体排放约束将长期存在，地区发展差距开始缩小但仍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开始缩小但仍较大，到2020年基本消除现行贫困线贫困人口，仍有较大规模的低保人群。”而这一切情况实际上在胡鞍钢教授所说的“初级阶段的上半场”也同样是存在的。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要分为“上半场”和“下半场”呢？

当然，不区分“上半场”与“下半场”也并不是五个阶段现代化的内容都是完全一样的。改革开放以来，不仅中国社会内部发生了重大转型，国际形势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中国从原来游离于国际体系之外而进入国际体系，甚至已经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央区域。因此，国内现代化建设要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匹配。这些情况则是初级阶段的最新变化。也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7·26”讲话中指出：“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更准确地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强调了“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前面所说的无疑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变化的特点”之一。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在新形势、新情况、新特点下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在胡鞍钢教授所谓的“下半场”的第一个阶段即初级阶段的第四个阶段，或者说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我们还要花大力气来解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在前面三个阶段（即胡鞍钢教授所说的“上半场”）积累下来的各种问题。而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路径就在于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改革不再是依赖于政策扶持，而必须依赖于创新。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的创新力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有的创新指标还不如一些中等发达国家。这表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是创新力的追赶更是刻不容缓。

至于矛盾的第二部分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改革开放之初到今天就一直是紧张的。这种紧张表现在：

其一，告别“文革”，中国最紧迫的事情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决民众的吃饭问题。当时的状况还不容许我们花时间来关注文化问题，不过由于专注于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往往被忽视。尽管在1983年邓小平就指出，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或许也正是在那个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文化热”现象。然而，微弱的“文化热”或者说是“文化的微热”无法与当时经济的热度相比，尤其是当挤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启动，经济上的成功欲望几乎成为社会的全部，物质的欲望彻底取代了其他一切欲望。

其二，在市场经济的巨大推动力之下，社会衡量成功的标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已经过时，导致而起的是赚多少钱，拥有多少资本等成为人生成功的唯一标准。这种情形严重冲击着国家的教育，正是在那个时代，大批中小学生迷失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下，都纷纷进城打工。那时候，一方面国家大力倡导九年制义务教育，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不断将适龄青少年过早地吸纳到市场之中。“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文凭无用论”等一度甚嚣尘上，而这些论调的背后就是文化的失落和缺失。

其三，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加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文化强国战略，文化生产出现了一个加速度，文化产品也越来越多了。但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之间出现严重的不协调现象，即民众所需要的文化产品不多，而民众不喜欢的产品在追求文化产品GDP的浪潮之下堆积如山。文化产品的无效供给非常严重，从而产生了严重的文化泡沫。相反，我们不仅在与国际文化产品竞争的过程中处于严重的劣势，文化对外贸易严重逆差；而且，文化品牌也严重缺失。

此外，长期来国民对中国文化的不自信也导致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矛盾的强化。言必称外国的必然结果是社会生产对本土文化产品的生产不重视，从而表现为这样一组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不是本土化的文化需求从而抑制了本土文化的社会生产。反过来，本土文化的生产抑制又助长了人们对外国文化产品的消费。

由此可见，我们一方面要为中国过去近40年的现代化建设所创造的奇迹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没有根本解决，这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期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长期性而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视为一场竞赛，更不能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众所周知，在竞赛中，上下半场之间有一个间歇期，也就是“中间休息期”。休息是为了恢复运动员的体能，同时也是为了调整战术。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来就没有这样一个“中间休息期”，也不允许有一个休息期，而是一个连续不间断的过程。假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以后就“中间休息”的话，那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有可能停滞不前，也会因“中间休息期”而开始懈怠。而精神懈怠恰恰是中共产党所面临的风险之一。假若需要“中间休息”的话，说明我们一方面改革的能力不足，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适应改革的能力不足。能力不足也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风险之一。因此，改革的脚步不能停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也不能停歇。

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实际上是一种机械主义的表现。这种表现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也有过，这就是陈独秀所倡导的“二次革命论”，胡鞍钢教授的“上下半场论”与此颇为相似。而当年毛泽东与陈独秀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从而展开了关于中国革命如何走的讨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内涵是，首先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无产阶级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共和国，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而毛泽东则主张 “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即第一步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第二步是在此基础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二次革命论”与“革命分两步走”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中间有一个资产阶级领导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后者则强调无产阶级始终是领导阶级。事实证明，毛泽东所主张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理论是正确的，而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犯了机械主义的错误。

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也犯了一个机械主义的错误，“上下半场理论”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不停止的社会运动，在五个阶段中，虽然其任务有所不同，但其性质确实始终一致的，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也是一样的。因此，在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都是一样的前提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没有必要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再说，胡鞍钢教授简单地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也欠科学性。从文章来看，我们没有看到他划分两个半场的标准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完全是凭主观的想象，唯一的依据就是习近平“7·26”讲话中的一句话：“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的战略判断是科学的，但胡鞍钢教授以此为依据提出初级阶段进入下半场则是用错了概念。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时间上重叠的部分，也有不一致的内容。理论界和学术界一致的共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起点是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为此，党的八大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认识做出了科学的预判，从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战略判断，即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表述后来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正式概括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起点或者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则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部分，但即便是当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了而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中国的社会主义依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二者在时间上、时间上都有一段重叠，但并非一直是重叠的。

第二，从而引发了下一个问题，习近平所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为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这句话又并不完全是这样理解，我们还可以理解为：改革开放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人们生活水平已经达到小康；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都已经建立起来并初步完善；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等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后一种理解比前一种的理解更加接近于其本意。因此，仅仅是前一种理解是肤浅的，没有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势头，尤其是一方面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却又把眼光仅仅停留在初级阶段上来看问题，而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鲜内容。这实际上表现为用静止的眼光在认识中国现实社会。

第三，“新的发展阶段”并非是“下半场”。用“下半场”来替代“新的发展阶段”也恰恰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概念。如果用“下半场”来替代“新的发展阶段”，那是否意味着当我们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就没有“场”了呢？但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说，完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我们依然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如前文所说，习近平所说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若按照胡鞍钢教授的替代方法，读者也会理解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下半场”。假若是这样，那么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告别“下半场”以后就真的没有“场”了。这不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入到一个死胡同中去了吗？

古人说，述者当知作者心。理论研究者、阐释者要对理论进行科学的研究和客观的阐释，一定要准确理解理论的实质内容。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在对待、阐释、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就指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对任何理论的理解和把握都需要完整性和准确性。

水本无华，相荡乃兴潋滟

石孰有火？互击而闪灵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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