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7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一段漫长的岁月，从呱呱坠地到年逾古稀，凝结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对一个国家来说，时间不短也不长。与几千年的中华文明相比，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但这朵浪花，汇聚了几代人的不懈努力，足以让经济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70年，国家发生了哪些变化？百姓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

如果把这些直观感受加以提炼概括，那么新中国70年最大的变化是：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这三个“迈向”跨度非常大，是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

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有一件事情，在全球其他国家经常发生，中国几十年却从没出现过。

这件事情，就是经济危机。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实现几十年持续增长

经济危机，是指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这种周期包括四个阶段 ：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对于经济危机，大多数中国老百姓都听说过，但感受不深。

比如，远一点的有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1997年。这场危机令泰国、印尼、韩国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造成一些国家大型企业的倒闭，引发大量失业和经济萧条。

近一点的，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场“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一些国家爆发债务危机，国内经济遭受重创，有的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

最近的事例，发生在本月的阿根廷。当地时间8月11日，阿根廷大选初选投票，现任总统马克里遭遇“滑铁卢”。12日，阿根廷股债汇市场被全面引爆，出现闪崩。阿根廷比索兑美元汇率，最低跌至62比索兑1美元，跌幅高达37%；阿根廷主要股指SP MERVAL收盘下跌38%，创史上最大单日跌幅。一夜之间，阿根廷人的财富缩水了1/3。

有人说，面对如此惨烈的现状，这回阿根廷又要哭泣了。其实，每一场危机的破坏力，都是相当大的。

回过头来，再看看咱们自己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总量连上新台阶。这组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记录了我们发展中的每一个“脚印”。

——新中国诞生时，我国经济基础极为薄弱。1952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679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119元。

——经过长期努力，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到3679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1.8%，居全球第11位。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驶入快车道。1986年经济总量突破1万亿元，2000年突破10万亿元大关，超过意大利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0年达到412119亿元，超过日本并连年稳居世界第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综合国力持续提升。近三年，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70万、80万和90万亿元大关，2018年达到90.03万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接近16%。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时间，已经超过40年。而且，经济的增速还挺高：1979年—2018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4%，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是2.9%左右，中国是它的3倍还多。

40多年来，中国经济每年都在增长，虽然每年的增速有所不同，但中国经济从来没有出现停滞或负增长的时期。而一些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差不多每隔10年左右就会出现一次经济危机。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是最早观察到这一现象的。他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金融经济危机的国家。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绩，最合适的是“奇迹”这两个字。

经济学家的这番话，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也勾起了吃瓜群众的好奇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现经济危机？而且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

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

林毅夫说，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指标，1978年我国人均GDP只有156美元。与世界上其他贫穷国家一样，中国当时有8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84%的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

在这么薄弱的基础上，中国经济取得了连续40多年的增长，这么高的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是在人类经济史上未曾看到过的现象。在此过程中，七亿多人口按国际贫困线标准脱贫，对过去40年世界减贫事业的贡献率超过70%。

“在这段时间内，虽然中国经济崩溃论此起彼伏，但是改革开放至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 林毅夫认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能够实现高速增长，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后来者优势。

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来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被称为后来者优势。利用这一优势，发展中国家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和较小的风险，取得比发达国家更快的经济增长。

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技术和产业处于世界前沿，只有发明新技术、新产业，才能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只要下一期生产活动采用的技术优于本期，就是技术进步；只要下一期进入的新产业附加值高于本期，就是产业升级。由于技术先进程度和产业附加值水平有差距，发展中国家可以对发达国家的成熟技术进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进入附加值比现有水平高且在发达国家已经成熟的产业，来实现产业升级。

“当然，利用后来者优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不是所有发展中国家都能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快速发展。” 林毅夫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13个经济体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了年均7%以上的经济增长，大幅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是这13个经济体中表现最为抢眼的一个，也是赶超速度最快的一个。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中国能够很好地利用后来者优势？而同期一些国家的改革和转型则失败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在转型，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市场经济转型。但这些国家的转型并不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转型实施“休克疗法”，把政府的干预全部取消，推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照搬西方经济模式的结果，是很多企业破产倒闭，造成大量失业，短期内对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冲击。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维持稳定并快速发展？林毅夫说，奥秘就在于中国的发展道路，凝结着独特的“中国智慧”。对于资本密集、规模大、与就业和国家安全有关的产业，政府在转型期间继续给予必要的保护补贴，以维持经济稳定；对过去受到抑制的、劳动密集型的，符合中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放开准入，积极招商引资，并以务实的方式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等，将其变成竞争优势。“当时，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认为，中国采取的是最糟糕的转型方式。但实践证明，务实的渐进双轨制改革，是我国维持经济稳定和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宏观调控对于调节经济的周期性，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过去40多年，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我国遇到过各种风险和挑战。中国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引入市场机制，逐步增强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直到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说。

这里面，宏观调控对于调节经济的周期性，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经济危机暴发，是由“生产过剩”引起的，产品卖不动企业就会裁员，工人失业就更没有购买力，商品就更卖不动…… 从而导致恶性循环。

实际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周期性波动，像通货膨胀、产能过剩等问题，我们都曾出现过，有时还会很严重。但我们总能通过各项宏观调控举措，来减缓市场的扭曲和冲击，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爆发。

也就是说，当市场自身调节不了的时候，还有政府这只“手”发挥作用，还有企业和人民群众的支持。

有些调控老百姓感同身受，也参与其中。

记得上世纪80年代，麻辣姐刚参加工作，有那么几年单位总要求大家买国库券，甚至直接就从工资里扣了。当时啥也不懂就是心痛：自己一个月工资才50多元，一年就要扣掉100元国库券，钱实在是不够花啊！

回过头来看，这实际上是国家在发债，筹集资金搞建设。一年发多少国债，绝对是宏观调控的范畴。直到现在，国债每年都在发而且很抢手，退休的大爷大妈们想买，还得早早到银行网点排队，晚来一步就买不到。

类似的爱国行动，不少上年纪的人都经历过，比如买“爱国大白菜”。农民种的大白菜太多了，卖不出去就直接“摊派”到户，每家多买上200斤，这个“产能过剩”问题就解决了。

从老百姓的角度，相互之间搭把手，那都不叫个事儿。这两年，有的地方大蒜滞销，有的地方水果滞销，大家的朋友圈也经常看到求助信息，还有帮贫困地区推销土特产的。麻辣姐身边不少朋友，从大蒜、秋葵到柴鸡蛋，一样不落地买买买。自家吃倒是其次，主要是帮农民兄弟一把，这个坎就迈过去了。哪至于像西方国家经济危机的时候，出现把牛奶倒入海里情况，根本到不了那一步。

记忆中的冬储大白菜

其实，农业生产大多是靠天吃饭、市场调节，供需不可能那么可丁可卯，农产品卖难这些年一直存在。从政府的角度，为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种粮有补贴，卖粮有最低收购价格；猪肉贵了，对农户养能繁母猪有补贴，对困难群众也有价格临时补贴。

当然，还有一些宏观调控政策，对经济运行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减税降费与加大财政投入双管齐下；稳健的货币政策瞄准融资难融资贵，降低利率扩大普惠，让金融活水流入实体经济。

这几年，中国的一些行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去产能”。但是，我们在去产能过程中，并没有出现企业大量裁员，反而是要“保就业”。很多国有企业承诺不裁员，民营企业作为吸纳就业的蓄水池，国家通过奖励和补贴，鼓励企业增加就业。

“过去40多年的宏观调控实践表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对保持经济稳定运行十分重要。同时，宏观调控要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重视保护企业和个人的首创精神，建设良好的市场环境，保障公平竞争和良好秩序。”王一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