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对自然的概括，而道法天然正是中国文化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中华文明辉煌灿烂，但文化历史发展并非高度重合的单一轨迹，每一座城市，在每一段时期，都有自身的脉络走向。“山水城”一体的重庆，近年频频被大众称为“8D魔幻”，城市的地理空间与历史发展，都十分独特。

无论山城还是江城，重庆并非国内唯一。赋予这座城非凡魅力的，除了天然形胜，更离不开生活于内、适应其中的八方人才。不管“城门几丈高”，不是一蹴而就，为何“九开八闭”，当有内里乾坤。纵观当下山城景观，遥想古代建制格局的变化过程，展望未来文化符号，让我们尝试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老鼓楼衙署遗址说起。

老鼓楼高台遗址与传统朝向认知不同

吸引万千游客的重庆长江索道，西北端的站点在渝中区，位于新华路。索道站旁有条僻静狭窄的小路，沿石级下坡，走到解放东路，西行经过聚兴诚银行旧址，很快就能看到老鼓楼衙署遗址。

此前，无论老重庆人摆龙门阵，还是史学研究者讨论、推理，都有大量观点认为：首先，重庆老城（今天的渝中半岛）有一个主要的朝向——面朝东南，即背靠新华路（古称大梁子）所在的山梁，面向长江东南岸的山脊线（真武山、涂山、老君山等）；其次，古代渝城有一条或两条基本轴线，即千厮门与金紫门之间的连线、东水门与通远门之间的连线。[1]

以上观点，主要佐证来自晚清以来古代重庆府署的朝向（舆图、方志及衙署遗址），文峰塔所处的东南方位，“青狮白象锁大江”等重庆城内风水意象，中国传统城市均面东或面南的风水格局等。

对老鼓楼遗址的发掘研究，尤其是对高台式建筑台基的始建与废弃时间点位判定后，人们吃惊地发现，在南宋淳祐年间，重庆衙署是背靠朝天门，呈东北西南走向45度；也就是说，在南宋时期——甚至可以推论说在宋朝以前——重庆城与绝大部分中国古代城市的布局都不同，是面朝西南的。[2]

这样的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

老鼓楼高台遗址确认为南宋子城谯楼，朝向西南

老鼓楼是如今重庆渝中半岛上一个不起眼的小地名，但并非可有可无。清代晚期，张云轩版《重庆府治全图》、艾仕元版《渝城图》中均给予清晰标记，刘子如版《增广重庆地舆全图》中也有体现，但标注的是后来的名称丰瑞楼。

图1 《重庆府治全图》局部

图2 《渝城图》局部

图3 《增广重庆地舆全图》局部

通过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考古发掘，我们得以探知，老鼓楼遗址内，高台式建筑台基的主要部分，从修建那天起到今天，几乎没有改变，内部结构一直保持始建状态，无论是夯土层、包含物、包砖的铭文，时间指向皆精准而一致，为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

谯楼的形制特征，与重庆奉节永安镇遗址、重庆合川钓鱼城发现的宋代同类遗迹较一致，与《营造法式》中的有关制度可互相印证。南宋时，老鼓楼遗址应为四川制置司及重庆府衙治所，高台式建筑的性质，是衙署建筑前部的谯楼。同时，这座谯楼朝向非常明确，面向西南。[3]

那么，仅仅靠一座谯楼的台基朝向，就可以推断南宋时重庆府署的朝向，乃至重庆城的朝向吗？我们来看古代的子城制度、城区规划、中轴线布局等国家礼制规定。

宋代重庆子城遵照都城礼制，并适应山地江城狭窄地貌

隋唐时期，大部分州府治所均依照都城制度，形成子城、罗城二重城垣分隔城市的布局：子城里是衙署区，包括各级官署衙门、仓储、官员生活区，罗城内是居民里坊和市场，就是“坊市”。

两宋时期，城市的经济功能不断强化，但官署的存在依然是设立城市的主要背景和依据。大多州军城市在官署区周围都筑有子城，占据全城中心地带，除利于守御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就是要以此突出政府机构的中心地位，以作为国家机器权威的象征。[4]

子城的第一道大门，就是谯门，一般会搭建高大的门楼，所以也叫谯楼，往里走则是仪门。这两道大门不仅仅是子城的“门”，更是庞大的国家权威标志。[5]南宋周必大（1126—1204）说：“本朝帅藩督府参用周制，其门三重，余二而已。仪门之外，谯楼巍然，以高为贵，殆皋门之遗制欤？”[6]

由谯门向南贯穿全城的街道，与向北的府署内部道路，大都是一条笔直的轴线，因此，谯门的朝向，也就是府署的朝向、城市的朝向。根据这条中轴线，全城分为东西两城区。两宋各地州县城市以方形与长方形居多，东西两城区大致对称，宋代地方志所附州县城区图可为我们提供一些直观的资料，如建康（江宁）府、严州（建德）府等城。

图4 南宋建德府内外城图

图5 南宋建德府子城图

既然大部分宋城都是“一条南北大街纵贯城中”，衙署朝南，为什么南宋的重庆城就这么独特呢？其实，也不止重庆，据今存广西桂林的宋代《静江府城池图》，其子城位于城北偏西处，所以东西并不均等，东城区面积比西城区大。宋代州县城市因地形之别，各有特点，对称布局绝非唯一，而只是相对典型的一个类型。[7]

图6 南宋静江府城图

再看重庆周边。清光绪元年《长寿县城图》显示，县署朝西南向。在清道光七年《夔州府地舆图》中，州署呈西南向。在清道光七年《云阳县地舆图》上，也绘有西南朝向的县署。尽管这些图中，衙署西南向的精确角度与淳祐五年重庆府衙治所的215度，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特点：面向长江，迎接滚滚江水与生气。

图7 清光绪元年《长寿县城图》

图8 清道光七年《云阳县地舆图》

图9 清道光七年《夔州府地舆图》

山地城市，具有鲜明的山水城一体的特色，与平原城市的空间营造理论及实践，会有很多不同，无需多言。而毗邻大江的山地城市，居民间人地互适的风水观念，城池中因形借势的空间营造范式，也许还缺乏有效而详尽的特征归纳。假以时日，加上考古新发现的佐证，说不定，西南地区会有新的“营城”范例。

因此，合理的推测是，古城重庆的大梁子（今渝中区新华路）地势较高，山石难辟，若背山南向或东南向建府衙，没多少里，就已抵达江岸，无法按规制营造出国家权力的气势与威严。借此试着推论，南宋或者更早年代的重庆官员，在遵循礼制的同时，也积极适应了重庆独特的山地环境？这样，既严格执行子城罗城、坊市大街的中央统一规划，保障了国家权力与威严，又无需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挖平渝中半岛那高耸的大梁子。

既然皆大欢喜，为什么重庆城的布局朝向，后来还是发生了大相径庭的改变呢？

清乾隆二十四年，府署朝向角度变化

前文已提到，老鼓楼始建于宋理宗淳祐五年（1245年）。淳祐三年（1243年），南宋兵部侍郎余玠设四川制置司于金碧山下的重庆府衙内，并于淳祐五年（1245年）修建谯楼，即老鼓楼高台建筑。

图10 老鼓楼部分拆除时照片

老鼓楼这个名称的来历，清道光《重庆府志》卷二有载“又于署北建譙楼，颜曰新丰，南与丰瑞楼相对”。可见书敏在乾隆二十四年对重庆府署进行了彻底的改建，兴建了名为“新丰楼”的新鼓楼，相应的原名丰瑞楼的鼓楼就自然成了老鼓楼。

清道光《重庆府志》卷二《舆地·公署》在述及府衙建筑的变化时记有，重庆府知府署位于“在太平门内……原系南向，右倚金碧山，为江州结脉处；左与白象街廛舍毗连，每虞火灾。乾隆二十四年，郡守书敏移署倚山东，南向重建。”经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详细分析，认为这段文字里的“移署”二字，表明重庆知府书敏于乾隆二十四年对衙署进行彻底改造。

改建涉及三方面：一是拆毁宋嘉泰以来重庆府子城，这个子城不但规模太大，而且曾经做过明夏明玉珍的皇宫，在乾隆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形势下不敢不拆；二是从现在的道门口至老鼓楼之间的区域，先后兴建了川东道、二府衙、重庆府、行台、经厅等政治机构，侧面反映出这之前衙署的最小范围和明确方位；三是将原来215度（面朝西南）的衙署调整为130度左右（面向东南）的多个小衙署。[8]

衙署调整朝向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可能是风水观念影响，下文将提及。其次，可能是地方官员规避风险，不敢将新衙署的朝向与之前的明玉珍“伪宫”保持一致。其他因素，则期待未来能有新的考古遗迹遗物揭示。

府署朝向与城市方位布局，受各方力量影响

为什么清朝礼制下，衙署可以分拆改建、不再局限于子城内？为什么，整个重庆城的方位布局发生很大变化，子城已不复存在，而老鼓楼还是依然耸立呢？

重庆府衙、巴县县衙等各级行政部门的位置和范围在过去基础上发生的系列变化，在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袁东山研究员看来，是一种有趣的历史现象，反映了不同时期政府与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模式。

城市本身既是文化发展的结果，更是一种“文化建构”。芮沃寿（Arthur. F. Wright）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在城址选择和城市规划上，“存在着一种古老而烦琐的象征主义，在世事的沧桑变迁中却始终不变地沿传下来。”[9]

而风水理论对地形地物的强调，在城址选择、城市布局规划方面的运用，与礼制形成对立，并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礼制的硬性规定。明清时期，许多州县治所城市（特别是在南方地区）在城门方位及启闭、城郭形制、祠庙寺塔布局等方面，均受到风水观念的强烈影响；而在此过程中，强调风水的地方绅民与主张遵行礼制规定的官员之间往往发生矛盾、冲突[10]，说明风水理论及其在城市布局中的运用，表现的乃是一种“地方性”与“地方文化权力”。[11]

同时，清朝中后期，重庆城的移民规模日趋庞大，商业活动活跃频繁，各省会长对修建会馆的需求愈发强烈，官员也必定会有所考量。官署拆分后，让渡出新丰街巷东南的临江地带，官民两便，湖广会馆等建筑才有了合适的地块。

至于鼓楼的保留，康熙七年（1668）时任湖南永州府祁阳知县王颐的话，就很能说明原因：“古今建邦设邑，必壮其声与势，而后规模立焉。盖达天下之气也以声，而聚天下之形也以势。”鼓楼“盖县治首起嵯峨以耸斯民观听者”，城壁楼橹之立可“振民之力而使兴也，动民之情而使和也，呼民之性而使觉也。仰之使知所载也，望之使知所归也”。[12]

结语

以上，从老鼓楼衙署遗址说起，简析了古代重庆城的朝向，并试着总结重庆古代城市发展中的独特模式。即便是王朝集权统治，疆土并非整齐划一的田地，山地与平原千差万别，城市聚落的气候物产差异巨大。如果没有因形就势，没有居于其上的“人”对“地”的适应、抉择与创造，就不会出现“地”为“人”所精妙运用的情形，不会有古代“因山为城，借河为池”的渝城，也不会有今天依山傍水、江峡相拥的大重庆。

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也就没有未来。文化遗产是再现真实历史的绝对证据，感谢考古工作者科学细致的辛勤劳动，不断挖掘出重庆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才能让我们向重庆、向全国、向世界讲好重庆故事。笔者撰写此文的目的是抛砖引玉，吸引更多热爱重庆的朋友，增强重庆历史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杨宇振：《历史与空间：晚清重庆城及其转变》，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第92-102页。

[2][3][8]袁东山：《明夏皇宫及重庆近世府署空间格局的演变—基于老鼓楼遗址发掘的研究》，《长江文明》2017年第4期；袁东山、蔡亚林：《老鼓楼衙署遗址》，《中国文物报》2013年1月18日。

[4][5][7]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中华学术文库，中华书局，2014年3月，第177—189页，第194页。

[6]周必大：《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五八《广德军重修谯门记》，线装书局2004年《宋集珍本丛刊》第49册影印明澹生堂钞本，第271页。

[9][11]鲁西奇：《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0月，第587 —592 页。

[10]参阅魏幼红《官绅之间：试论明清时期江西府县城的“城门事件”》，《江汉论坛》2006年第6期。

[12]王颐：《重建（祁阳县）鼓楼记》，见康熙九年刻《永州府志》卷二一，《艺文志·记》，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第611页。

※此文为“文化遗产 赋彩生活”主题征文大赛作品※

文稿：陈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