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中国经济将何去何从？这轮突发的疫情对市场基本面、社会结构性风险、发展预期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才是对中国真正的考验。

私以为，受疫情激发的社会创新动力是解决中国长期发展的苦口良药，而未来企业终将意识到，在新时代，社会属性对企业可持续经营的关键意义。

创业者不如换种思路，从补足过快增长所造成的结构性缺陷出发，从社会角度思考下一轮的新商业机遇。

针对历次疫情的研究表明，短期消费（主要是服务业、娱乐业和零售业）和出口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投资所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而对像中国这样产业结构完整、资本市场谨慎开放的国家，影响只会更小。

在经历了03年非典后，中国政府对疫后的经济已有足够预期和调节经验。疫情之时，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的财税和信贷政策，缓冲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及时性打击。暂不论其实行效果，企业只要度过关键的3个月，疫情结束后，货币刺激政策也将逐步温和出台，鼓励消费回暖，经济将出现一轮明显的上行走势。

短期不足为惧，但长期呢？

近年来随着中国GDP增速的放缓，产业转型压力的不断加大，市场已释放出悲观情绪，整体活力和创新力下降，社会舆论张力变大。政府在小心翼翼地调整发展心态，转换发展思维，努力跳出中等收入国家陷阱。

而这轮突发的疫情对市场基本面、社会结构性风险、发展预期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才是对中国真正的考验。

私以为，受疫情激发的社会创新动力是解决中国长期发展的苦口良药，而未来企业终将意识到，在新时代，社会属性对企业可持续经营的关键意义。

新商业文明需建立社会化协作生态

纵观历史长河，工业革命始终围绕着两个关键要素——人和能源。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提升——人效的大幅提升和能源的爆发式推动，另一方面是人类需求增加和能源开发速度之间的平衡。可以说，人类的商业文明史就是人与地球互相推动、互相制约的“相爱相杀”史。

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创造的动能驱动机器取代了传统的手工工厂，突破了以人力和畜力为主的小农生产形式，催生了以城市为主体、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商业文明。

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更是一次能源革命，内燃机的应用驱动化石能源统治世界；电力的生产和应用更加系统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和交往方式，颠覆性地改变了人类的社会结构，随之推行的标准化生产管理机制更是极大地提升了工业生产的人效。

第三次工业革命以电子计算进一步提升生产力，然而其背后所需的巨大算力支持，以及人口迅速增长，都对能源提出了更大需求，人类被迫启动了对新能源的探索和应用。

与此同时，其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化。商业文明进入了不确定的VUCA时代，这里的不确定是生产力提升带来的变革提速，更是新商业文明下人与资源博弈的未知。

能源不可能无止无尽，物质总是守恒的，除非我们的技术可以突破地球的边界，延展到宇宙的范畴，从广漠宇宙输入能源，否则人类需求增加、生产效率提升和地球能源消耗总会到达一个无以为继的极端。能源高效利用、循环利用一定是答案之一。

而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助推下，生产力的专业化分工已有从生产向知识转移的趋势，商业主体越来越个体化、扁平化、去中心化，与社会主体越发合一，其相互之间的边界也将越发模糊。

不论是人还是能源，都预示着新商业文明需要经济主体突破专业分工壁垒，建立全新的社会化协作生态。诸如分享经济的新经济模式背后正是基于这样的底层逻辑——社会化资源的集中、节约、增效，而未来的商业创业也必将符合此深层次逻辑。

创新机遇首先是一项社会创新

在众多讲述企业战“疫”的文章里，有一篇以非虚拟方式讲非典时期的阿里巴巴，以阿里巴巴的崛起鼓励众多新经济企业度过难关。文章以马云的”疫情不是机遇，是责任”作结，我本人深以为然，并想借此延展两个观点。

首先，企业是重要的社会细胞，存在即责任。

股东价值最大化的传统自由经济学立论已受到多利益相关方理论的挑战，企业与员工、与供应链上下游，与政府，与社会其他主体，休戚相关。过往很多企业也谈社会责任，但多把其看作成本，当成风险管理手段，真正将企业社会责任上升到企业使命的还少之又少。

这次疫情想必会推动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重新思考企业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如不将责任融入经营管理，企业未来恐无法在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取得可持续竞争优势。

此外，企业成长是“天时地利人和”。

作为商业分析师，我总是遗憾地发现，大量数据背后似乎总能得到这样一句“正确的废话”：企业成长是时代机遇，即社会进化的必然。时势对了，不是eBay，不是阿里巴巴，也会是其他电商平台。任何一场天灾人祸都不能改变社会发展趋势，但是它可以加快人类自我革新的进程，推动势能转化。

基于以上两点，所有的创新机遇，都不应被简单理解为科技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它首先应该是一项社会创新，响应社会新需求、帮助企业践行时代赋予的新责任。

社会保障体系亟需社会资本补位

人口增长所驱动的需求增加导致政府保障体系持续承压，近年来爆发的政府债务危机除了系统风险“连坐”以外，更是这种内在压力的外在体现。

举例而言，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快，中国不少省份已出现或将要出现社保基金入不敷出的情况。中国这样的大政府统筹的发展中国家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高福利、人口老龄化更严重的发达国家。

互联网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个体化趋势，对社会保障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可见的未来，势必会走向两个极端。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受自身经济、文化影响，无力改变现有格局，政府保障功能弱化。发达国家则会更加强调对个体的基础保障，但挑战极大。

不论是何种格局，都将需要商业资本、社会资本入场补足政府保障的缺位。

新经济企业正是社会化的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新经济商业主体们所显现出的特征正是社会化的。他们受益于新技术的发展，切入的恰恰是社会化管理的新机会。

首先，新经济企业本质具有社会属性。

大量互联网企业本身所鼓吹的平台本质上是电子交易下的交易基础设施。其实质与菜市场、批发市场无异，不过是物理场所发生变化。而其所执行的正是市场管理员的角色。

由于突破了线下物理条件的限制，线上平台往往一家独大，独木成林（具有垄断特征）。这就使平台本身成为了社会化平台，具有了系统重要性。这也正是为什么要加强互联网平台的自律。动辄几亿用户的互联网产品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正日渐左右着社会的整体风气。

我想，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国企化”正是这种社会属性的集中表现，是其中国特色社会责任的体现。

其次，新经济企业具有社会协作特征。

这些企业天生是互动的、共享的、跨界的，企业已不仅把自己局限在产业链上下游二维关系的一两个环节上，通过兼并收购等传统手段实现市场和成本的开源和节流。而是构建了三维商业生态系统，成为了多元整合的主体。

承继前述所提到的多利益相关方管理，对于新经济企业而言大概要在生态系统里联动更多与传统商业不同的利益相关方。

再次，新经济企业直接回应社会治理需求，更具创新性。

由于其提升了信息传递效率，使整体交易链条大大缩短，新经济企业在回应需求上比传统企业更为直接、及时。

目前不少互联网公司正积极与地方政府合作开展政府线上化、智慧城市等合作；而类似区块链等前沿技术本身就自带去中心化社会化信用背书的理想情节，其发展不只对市场交易方式、更对资源分配产生直接影响。

社会创新的商业机遇

2003年非典最大的功劳是开启了中国互联网的高光时刻，在隔离期培养了用户线上使用习惯，在信息传递效率不高的时代给了互联网链接世界的机会，并倒逼网络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并在之后配合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引发了一轮互联网看多。

虽然不免泡沫，但历史的车轮给了中国史无前例的变革准备。到此次疫情爆发之时，基础设施和用户均已准备好，待一轮社会变革引发的商业机会崭露头角。

过往，大部分机构从消费需求升级角度分析创业机会，这样的思考方式很容易陷入新时代发展的死胡同。因为发展中国家收入快速增长后最先带动的消费量变已经到达拐点，成熟社会中消费者消费更加理性，增长也将放缓。

创业者不如换种思路，试着从劳动力提高、能源效率提升等更为深度的视角出发， 从补足过快增长所造成的结构性缺陷出发，从社会角度思考下一轮的新商业机遇。

这样的商业机会将比上一轮风口带有更强烈的可持续特征，行业壁垒更高，产业特征更为明显，当然也更加难。需要建立多利益相关方管理思维，搭建更复杂的商业生态模型，当然也需要更强大的自我约束能力。

生态体系中的商业操守将是决定很多新创业公司（可能是大量互联网新经济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挑战，也是新商业文明的时代呼唤，即所谓硬币的两面。

下面将从社会创新角度谈谈疫情推动下的商业机遇。

政府与消费者均加大对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的关注

随着收入水平上升，居民健康支出将不断增加，整个大健康产业整体向好。本次疫情可能会集中突破居民心理消费防线，加速整个进程。疫情过去后，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也将持续加大，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上，商业资本将有较大机会。

非典过后，我国医疗信息化进程加快，集中在B端医疗系统开发与应用上，东软等重点企业受益。随着居民对健康的集中性关注，面向个体的消费性健康产品需求将会增加，线上医疗服务创新也将获得更多关注。

在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健康管理服务、养老服务之前，创业者不如先想想如何以保险等金融产品的方式补足社会保障支出的不足，而不是从政府预算中分一杯羹。此外，智能设备与健康管理服务结合的新消费模式将会加速收割中产家庭型用户，而如何有效整合本已经有效的医疗资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才是竞争的关键。

借助AI提升劳动力 ,降低用工成本和风险

疫情过后，中国企业将加快对人力的替代，逐步降低人力成本，提升“劳动力”效率。特别是传统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广大中小企业若能在疫情中挺下来，在产能质变的路上也许会走得更远，中国在制作业等传统行业的技术创新之路上也许会先走一步。

人工智能也将更快地覆盖城市基础设施、制造业生产等众多领域。AI技术加快在B端落地，进一步驱动产业升级、提升公共服务效率。本次疫情期间的数字化人员管理已初见网络雏形，居民数字信息联网、信息集中调度，为下一阶段基于数字的社会化运营提供了基础，也为数据这一社会新资源的确权提出了挑战。

与此同时，由此造成的结构性的人才失衡，同时也为一些低端服务行业和职业培训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特别是与线上打通联动的服务机构，在收割新付费用户的同时也将收割廉价劳动力，迎来新的发展契机。这类企业可以在疫情后抓住时机思考长线扩大业务人才储备。

互动经济下的新交互方式崛起

本次疫情后，随着线上工具的进一步“强制”普及并渗透到2B市场，微信日益庞大后的沟通效率下降，分场景的社交工具如能在提升沟通效率、降低关系维护成本、扩大互动范围上提供价值，将会在细分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语音、视频、全息等多样化互动模式也将更快地得到普及。

互动日益虚拟化与多元化以及个体经济的崛起，产品与用户的交互也将呈现更加丰富的面向，会进一步拉近产品与用户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企业的消费者关系将进一步场景平台化。我们看到新的营销模式，如网红直播、自媒体营销等已经在抢占用户心智，而未来的营销创新也将越来越多。

对于商品终端交互而言，无人配送模式将通过疫情的训练迅速达到可应用程度，并完成大量消费者认知转化。在特定场景下的无人配送模式可能会逐渐成为主流。这类互动将更多强调交付效率。

补足去中心化灵活用工模式的社会运转齿轮

远程办公一定是时代趋势，因其本质是劳动力的进一步解放，特别是在前面提到的制造业进一步通过AI提效。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时，新的被制造业解放的劳动力渴望释放知识的深度价值。而知识的协作完全可以脱离物理束缚远程实现的。

另一方面，个体意识的崛起带来人类对自身价值的深度问究，越来越多新劳动力开始计算自身人效，而企业也开始新一轮精细化运营提效，将劳动力细化到时间颗粒度。劳资双方在时代驱使下将达成新的用工关系，可能是日渐碎片化和插拔式的。

继远程办公软件以后，未来能够帮助劳资双方沟通协作、管理工作效能的线上产品均将属于未来趋势，在时间和知识管理维度开发的管理工具将做进一步结合，成为更强大的人类赋能手段。

与此次解放劳动力相关的社会支持体系变化将会彻底变革整个社会运转逻辑。

进一步思考，随着企业深度协作从股权合作向更加松散的生态合作模式转变，企业与企业间的协作方式也将发生变化，最有趣的要数附着在劳动力之上的知识技能型生产要素的灵活协作了。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技术与社会治理融合

除此之外，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所带动的食品结构的调整（如植物基食品）、技术与社会治理的深入融合（如区块链在社会捐赠、信用体系中的应用）也将是极具前景的社会创新创业机会。

社会化融合趋势需要新的商业逻辑

所有企业均将意识到简单的产业链协作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随着社会与商业日渐交融，体系的开放程度增加和去中心化趋势明显，所有企业都将在社会生态系统里通过与多相关方协作与互动完成自己的商业使命，并最终快速获取社会反馈，完成其商业和社会使命的融合。

旧经济体改革艰难，新经济正如成长中的孩童，潜力极大却常常“闯祸”。面对的新的社会化融合趋势，需要确立新的商业逻辑和价值观。

未来企业终将会意识到自己是“社会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