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电梯直达安全岛报人刘亚东A

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和陈云在三中全会上

文 • 刘亚东

新年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45年前，1978年12月18日，一次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纠正了以往左的错误，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从小平南巡讲话，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改革，在当代中国有着明确的内涵和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曾几何时，市场经济是一个让人噤若寒蝉的敏感词。还是小平说得好：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

PART01

他用一根铅笔

讲透了市场的力量

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还活着，现在已经111岁了。他曾三次访问中国。我们的一位副部长问过他：在美国谁负责物资分配？今天看来，这个问题有嫌浅陋，但却问对了人。

在经济学殿堂里，弗里德曼以其卓越贡献和独到见解享誉世界。一篇名为《我，铅笔》（I, Pencil）的文章成为他探讨市场力量时得心应手的神器。其实，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伦纳德·里德，但弗里德曼多次引用并阐释其深刻的道理，使之成为经济学界的经典之作。所以有人说，弗里德曼只用一根铅笔就讲透了经济学原理。

费里德曼

一根小小的铅笔，需要用到加州的红松、斯里兰卡的石墨、密西西比河的黏土、东印度群岛的硫化油胶、意大利的浮石，以及这些物资背后的伐木工、矿工、农民、司机、海员，再算上他们喝的咖啡，吃的香肠，用的水电煤气……涉及到人可能有数百万之众。而这么庞大的一群人，互相完全不认识，其实也不用认识，仅靠一种神奇的力量，就能互相配合，制造出我们手里这根铅笔。

这种神奇的力量就是弗里德曼主张的自由市场经济。此外，铅笔产业的相关人员完全不用接触铅笔，他们用一种通行的东西，来交换制作铅笔所需的各种资料，这个东西就是货币，也是弗里德曼的主要研究对象。

《我，铅笔》以一支普通铅笔自述的方式，展现了市场经济中分工与协作的奇迹。弗里德曼在引用这篇文章时，强调了市场经济的去中心化和分散知识的重要性。他指出，铅笔的制造过程涉及到世界各地的资源、劳动力和知识，没有一个中央计划者能够了解和协调这些复杂的关系。正是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体系和自由竞争，将各方的利益和兴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各个参与者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一种秩序，进而生产出看似简单的铅笔。

费里德曼还进一步强调市场中的竞争和创新。在自由市场环境中，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必须持续追求效益和创新。正是由于竞争的存在，企业才不断寻求技术进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改进产品品质，以形成自己的优势。这种竞争让市场充满生机和活力，也让一支普通的铅笔变得越来越好用。

弗里德曼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出色的传播者。讲好铅笔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市场经济体制，他做到了。归纳起来，这个故事有三个要点。

第一，和光刻机或航空发动机比起来，铅笔是一种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产品，也许根本谈不上什么科技含量。但世界上竟无一人能够掌握制造一根铅笔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尽管如此，铅笔还是被轻轻松松制造出来，并送到每一个有所需求的消费者手中。

第二，参与铅笔生产的绝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辛勤劳作，是为了制造这种能够书写的小玩艺儿。很可能，他们中一些人从来没有用过铅笔。完成份内的工作，只是为了养家糊口。他们也许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甚至彼此憎恨，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分工合作，生产出一批又一批的铅笔。

第三，虽然一根铅笔调动了世界各地的资源，凝聚着无数人的努力，但你却能用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买到它，它还经常除旧布新，翻然改进。

这一切，都是市场的力量。

PART02

一只“看不见的手”，

把“利己之心”变成“利他之行”

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考察了过去250万年（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他的结论是，从1750年到2000年的250年里，人类用0.01％的时间创造了97％的财富。而这个奇迹的根源就在于市场经济制度。

西方国家300多年前开始走向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30多年前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实现了经济起飞。

亚当·斯密

市场经济为什么能创造巨大的财富？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里指出，市场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invisible hand)，把每个人的“利己之心”转换为“利他之行”。在市场经济中，你要谋求自己的利益，就要以创造价值的方式先为客户谋求利益。市场竞争说到底，就是为客户创造价值的竞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奇妙之处。

一部《国富论》让亚当·斯密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鼻祖。该书1776年3月在英国一经面世，那只“看不见的手”便被崇尚自由经济和市场力量的人们视若神明，也被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奉为圭臬。

市场经济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往往是透明的；而计划经济中那只“看得见的手”却常常是不透明的，由此带来的许多问题曾长期困扰我们的国家和社会。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行政机构来告诉全社会应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定多高价格。但是，行政机构怎么可能获取那么多的市场信息？而且，市场本身又是瞬息万变的！所以，盲目决策和瞎指挥也就成为必然。

计划经济时期，老百姓在凭票排队买鱼

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好坏由别人说了算，而不是自己说了算，这样就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人为失误。由企业家对产品或产业的市场前景做出判断，其准确程度决定着利润的大小，甚至决定着企业的兴衰。市场竞争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发现和加工信息的过程。虽然这是一种趋利的行为和本能的冲动，但其有效性和成功率已被无数经济实践所证明。只有企业家才知道什么产品受市场欢迎，什么产业代表未来发展方向。他们最有能力，最有资格，也最有条件做好这件事，别人不应越俎代庖。

从根本上讲，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效益的要求，而效益又是市场的产物。因此，高质量发展只能是市场经济中的高质量发展。市场要求它的参与主体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垄断走向竞争，在此过程实中现了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效益的最大化。就此而言，市场的力量是任何一种号召、指示或行政命令都无法比拟的。

PART03

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

当前人们都在讨论中国的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新就新在今天的举国体制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一，转变政府职能。重大攻关项目一般都具有基础性、公共性和通用性等特点，因而离不开政府的统筹和布局。但新型举国体制应当规避以往走过的弯路，特别要破解盲目上马、政府包办、不计成本等老大难问题。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目标任务决策机制，是新型举国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实施过程中，政府推动项目的方法和手段也应当改变，要在更大程度上实现从领导到引导、从指挥到服务、从定规划到定规则的角色转换。

第二，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由于突出强调社会资源融合与系统能力集成，所以新型举国体制应能更加有效地统筹各方面力量，以柔性方式更好地满足技术创新的需求。在新型举国体制架构内，必须赋予研发单位独立、完整的法人格和自主权；鼓励新型研发机构探索各种符合创新规律的管理模式；将重大项目的实施与研发机构的能力建设结合起来；以任务为导向、利益为驱动、项目为纽带，构建生机盎然的“政产学研用”协调联动的创新群落和战略科技力量体系。

第三，营造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攻坚目标，半导体芯片、航空发动机之类的技术集群或产品集群往往都依托于创新生态，而这种创新生态通常是世界各国成百上千家企业，在数十年的竞争与合作中构建的。任何国家要想提升自己的创新体系效能，必须实现创新治理能力现代化，包括持续优化自己的创新生态系统。所以，新型举国体制只有与创新生态系统产生良性交流与互动，才能获得更具生命力的全球竞争优势。

第四，发挥企业主体、主导和主角作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性强、发展变化快，而且面临更大的市场不确定性。所以，必须注重在与市场需求的耦合中创造价值，用市场需求倒逼前端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企业必须当仁不让地发挥主体、主导和主角作用。经过改革开放4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已经拥有一大批优秀高新技术企业。它们作为国民经济中最活跃、最富有创造性的要素，应该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中流砥柱。

第五，构建开放的平台。以国家政策和资金为引导，广泛吸纳各方面力量（包括国外力量）参与，鼓励不同市场主体运用市场机制开展合作。国有研究机构和企事业单位无疑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民营企业作为新鲜血液的注入，将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新引擎，也是区别以往举国体制的最显著标志。

第六，投融资渠道多元化。重大攻关项目的投资通常都是规模大、周期长、风险高，在以往举国体制中全部由政府承担。但是，财政砸钱的单一模式今天难以为可持续创新和发展提供保障。随着社会资本不断壮大，新型举国体制的项目实施现在完全可以做到政府不唱独角戏，改由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社会各方面力量合作参与。投融资渠道多元化是新型举国体制的必然选择。

第七，保护知识产权。为充分调动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新型举国体制应根据创新活动的规律和特点，建立目标考核体系并制定知识产权激励方案；探索政府资助项目的专利权向发明人或设计人、中小企业转让的办法或利益分配机制，从而让投资者和科研人员更多地分享研发成果商业转化形成的收益；力求在知识产权的获取、归属、分配、转移等方面，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国家利益和国际惯例。

第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型举国体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不是闭关自守。只有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促进高质量发展。随着对外开放迈向更加全面、深入和系统的新阶段，相对零散化和碎片化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制度型开放就是主动对标和对接国际先进的市场规则，在清理国内不合理、不相容的法律法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与国际贸易和投资通行规则相衔接的、规范透明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45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发展中的问题必须在发展中解决，中国只有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促进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秉持这样的信念，走进2024年！

作者系南开大学杰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科技日报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