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外部先进科学技术的输入，包括加入WTO以后，全球市场化的红利注入，让中国的经济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的“恢复性追赶”。但是这些红利的边际效应也是逐渐递减的，而内部活力也未能及时补位，经济发展下行压力自然不断增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大部分经济层面的资源配置交给了市场，实现了分散而精准的配置，因此社会运行效率大幅提高，经济水平也就大幅提升。但是政府把控的庞大公共资源，包括公共财政、国有企业等，依然以集中决策为主，同时决策主体未能实现“责权利”的匹配，所以资源配置往往是低效甚至浪费的，制约了经济社会效率的进一步提升。同时，近年来，政府干预明显增多，特别是诸多自上而下的“一刀切”政策，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背道而驰，对经济社会效率有明显的伤害。

中国的经济环境中，交易成本很高，所以中国的销售人员特别多，销售成本也特别高。这是因为经济社会信用体系及社会保障体系（影响精神信念）不健全，经济社会的信任感还比较薄弱。除此之外，制度性成本等也是额外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的经济结构畸形还体现于，中国居民因为缺乏完善社会保障带来的安全感，消费明显不足，更多的消费体现在住房、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消费上，其中住房消费因为又带有投资属性，而受到普遍欢迎。消费不足、储蓄倾向明显，不得不让政府投资和对外贸易来弥补，而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是高企的货币增发速度，这始终会让靠近有关资源、具有先发优势的人群优先受益，加上社会税收体系不健全，贫富差距就会不断拉大。

综上，中国当前经济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一是以加入WTO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红利边际效应递减，同时受到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大量政府债务制约政府投资、国内消费透支且信心不足而致量能不足、经济运行额外成本较高等影响，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二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若通过大幅增发货币来稳住经济，则可能导致严重通货膨胀，特别是未来两年内猪肉价格迅猛上涨并持续高企、人民币贬值带来的输入性通胀的背景下，可选择的政策空间也较为有限。而在通货膨胀背景下，资产价格必定暴涨，同时因税收体系不健全，必然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犹如行驶的火车，惯性很大，调头难度大且缓慢。同时，以“一卡通”为代表的社会治理信息体系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关键领域改革推进缓慢，成效未能充分体现。

无论是经济下行，尤其是在中国人均工作时长位居全球前列的背景下；还是严重通货膨胀，尤其是在中国贫富差距已经十分巨大的背景下（中国贫富差距不能仅用新增收入的基尼系数来衡量，还应考虑加入资产存量差距的衡量因素），都必然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我国的领导层能否承受得住？这也是我对中国未来最为担心的问题。

之所以陷入当前的不利局势，除了一些客观原因以外，我认为在管理上，如果领导人过于繁忙，以及对重点关键环节的具体操作方法缺乏思路，同时下面的人员缺乏主动性、积极性，长久以往，问题就会积累凸显。

所有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人，所有问题的根本还是在自己。如何调动更多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包括体制内的人，也包括广大人民群众。

但是，调动积极性的办法一定要用尊重人性规律的科学方法，激励大家一起找到具体可操作的方法路径。譬如，对于完善社会保障重要内容之一的医疗保障，我个人认为，可以“社会民众对医疗保障满意度/医疗保障财政开支”作为对国家医保部门的重要考核指标，同时对低收入人群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给予全额或高额补贴，并引导社会其他民众购买商业医疗保险，从而基本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但是这个思路与方法毕竟是我一个外行人的意见，最终还是需要各方面人士和群众一起充分讨论完善，甚至通过头脑风暴激发新的灵感。所以，无论是公共政策产品的设计包装，还是公共财政的支出结构，这些公共资源配置都应该是以分散决策为主，因此做实基层人大代表制度、探索人大代表参与政府决策的机制建立就十分必要，同时也可以激发一些人参政议政的热情。

综上，对于当前问题的主要解决方案依然如《关于当前中国社会治理的简要逻辑》一文中所述：一是加快以“一卡通”为代表的社会信息体系建设，为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社会税收制度、建设信息化智能化社会治理体系打下技术基础。二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做实基层人大代表制度，探索完善人大代表参与政府决策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理的分散决策机制。简化创新绩效考核，落地激励约束机制。三是优化各级财政支出结构和公共政策产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