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落幕，在2019这个被众多人认为是“电影大年”的年份中，最终来自韩国的电影《寄生虫》成为最大赢家，一举收获最佳影片、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等多项大奖，而《寄生虫》导演奉俊昊更是收获最佳导演的荣誉。值得一提的是奥斯卡92年历史上第一次将最佳影片颁给非英语类电影，而奉俊昊这位被认为韩国最出色的导演将自己与韩国电影带向了新的高度。

如果说奉俊昊的电影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色彩，那或许和他曾经在韩国延世大学里所学的社会学专业有关。八十年代末那个曾在大学里学习社会学专业的学生或许也将怀特·米尔斯（Wright Mills）所谓的“社会学的想象力”（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带到了他的电影之中。

米尔斯指出“具备社会学的想象力的人，就更有能力在理解更大的历史景观时，思考它对于形形色色的个体的内在生命与外在生涯的意义。社会学的想象力有助于他考虑，个体陷于一团混沌的日常体验时，如何常常对自己的社会位置产生虚假的意识。在这一团混沌中，人们可以探寻现代社会的框架，进而从此框架中梳理出各色男女的心理状态。由此便可将个体的那些个人不安转为明确困扰；而公众也不再漠然，转而关注公共论题。”

怀特·米尔斯

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出的“社会学想象力”认为社会科学的学者们将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其所学到的理论结合起来，才能更深入地理解社会。而不止成为抛出一大堆晦涩且华而不实的概念的宏大理论者以及如讲究形式理论空洞无物的抽象经验主义者。

正如米尔斯指出的“个体若想理解自己的体验，估测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将自己定位到所处的时代；他要想知晓自己的生活机会，就必须搞清楚所有与自己境遇相同的个体的生活机会”。

为此米尔斯还为他的读者提出了三个问题：第一，这个特定的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是什么？第二，这个社会在人类历史上居于什么位置，是什么样的动力在推动着它不断变迁？第三，在这个社会、这个时期，男人和女人的主流类型一般是什么样子？未来的趋势如何？他们是怎样被选择、被塑造、被解放或被压迫，又是怎样变得敏感或迟钝的？

如果说这部电影可以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来学习电影技艺，那社会科学的学生们同样可沿着米尔斯所提出的三个问题来研究这部电影以及观察我们今天的社会。

《寄生虫》之所以能从韩国走向了好莱坞的舞台，不仅其讲述了一个完整的好故事，更在于它能够以好莱坞的方式来讲述这部电影。我们从中能够发现各种微妙的细节与前后呼应的手法以及强烈的社会阶层对比，我们也能从中发现这部电影是按照好莱坞的价值理念以及工厂技术来进行制作的。

我们完全可以按照经典的好莱坞的电影故事那样将这部长达两小时零20分钟的电影分为三个部分来观看。前50分钟讲述住在城市地下室的一家人我们姑且称之为“寄生虫”，通过信息的分享与沟通或者说是信息的“盗窃”占据光鲜明亮，我们姑且称之为“有钱人”的家庭；中间50分钟讲述“寄生虫”寄生在“有钱人”家庭，与发现“有钱人”地下室的另两位“寄生虫”之间博弈的故事；最后的40分钟则是“寄生虫”们抗争来推到有钱人家庭的故事。

导演的才华不仅在于将这样一个故事描述地富有矛盾意味，还在于那些隐藏着故事中的微妙的细节及“社会学的想象力”。

在马桶旁蹭WiFi

在故事前50分钟，首先从城市地下室中蜗居的四口人讲起，无论是一家人的“蹭WiFi”还是在他们窗外撒尿的那个人，都表明了这一家人的社会阶层状况，有趣的是，故事的开头就隐秘地通过老爸（金泽基）弹蟑螂的小细节就点出了电影的主题“寄生虫”，甚至喷洒消毒液也告诉我们这些人面临着残酷的生活环境。偶然间“我”（金基宇）得知了家教的机会，又通过与有钱人家庭的信息沟通（从女孩儿的身上得知了小孩子多颂的状况，从主妇朴太太身上得知了多颂缺图画老师的信息）将其父带到了有钱人的家庭中，他们之间的合谋清理了“障碍”司机与保姆，又成功将其母亲带到了有钱人的家庭之中。电影中的主妇也提醒我们，“这是一条信任锁链”，殊不知这也是一条“信息锁链”，正是信息在电影的第一个部分将情节完整地串联在一起，导演的高明之处也正是在这里。同时家庭环境的鲜明对比，空旷与拥挤，洁白与肮脏，都给观影者带来了思考的余地。

中间50分钟，导演用“身上的味道”串联了剧情，孩子多颂味道了一股味道，“寄生虫们”想要去洗掉身上的味道却洗刷不掉。导演提示我们：貌似阶层跃升，实质上的地位依旧，现实的无奈之处就在于此。“寄生虫”们占据了有钱人的家庭，他们成为了这个家庭的“主人”，一切似乎变得和谐了起来。在一家人晚上主人不在时聚餐时，母亲不经意间的一句话“像蟑螂一样躲起来”却惹得父亲勃然大怒。就在他们以为占据了这个家时，曾经的保姆讲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他们也是“寄生虫”！因为她丈夫欠债故住在有钱人为躲避北韩进攻的地下室中，显得讽刺的是：你们成为寄生虫之前，我们就已经是了。

寄生虫之间当然不会合作，于是战争爆发了，大打出手之际保姆拍摄下了他们一家人的现实成为她手中的证据。旧的寄生虫“捆绑”了新的寄生虫，保姆还不忘对北韩进行讽刺“我们会想北韩的导弹将你们弹出”，以及模仿北韩播音员“伟大的金正恩同志”，“北韩的笑话无人能及”。黑料与私货同样夹杂在这部获得小金人的影片之中。急促的电话响起，有钱人因为水涨的缘故露营回来，新寄生虫打败了旧寄生虫将其拖入地下室，而主人来了他们却又像蟑螂一样躲在桌子底下，待有钱人熟睡后，寄生虫们回到了他们的家，谁知大水淹了龙王庙，家里唯一的高点则是那个冒着地下水的马桶，对比与讽刺惊醒了“我”——寄生虫们的战争唯有你死我活。

最后40分钟也是剧情的高潮，“我”杀了了原来的保姆，又被寄生在地下室保姆的丈夫砸伤，保姆的丈夫杀死了我的姐姐（杰西卡），我的父亲将他杀死，因为仇恨也杀死了家庭主人朴先生。逃亡之际，父亲躲入地下室，又开始了寄生虫的生活，而我幸运的活了下来，通过摩尔斯电码我与父爱沟通交流，我突然领悟到“突然领悟到，我该去哪儿”？我想象着有一天我也变成有钱人，父亲能够走出地下室，看见阳光我们能够重逢，但——一切都是幻想，导演将我们拉回到现实中。电影，也随着我坐墙边幻想，最终以一个悲剧性的结尾讲完了这个故事。

看完电影或许有人质疑“富人的形象设置过于愚蠢”，但在故事一家人围坐在沙发上占据富人家庭时，母亲讲出了“除了我们演技好，而且他们很好骗，有钱所以善良”的无奈与自嘲的一句话。“有钱所以善良”，而“没钱我们或许只能成恶”，激发寄生虫们反击愤怒的不仅是原寄生虫，更是最后买菜后女主人坐着车里依旧能闻到寄生虫味道的现实，派对上“印第安人的反抗”也代表了寄生虫们的反抗，善良与邪恶的冲突也或许唯有死亡性的悲剧才能最终收场。

父亲躲避追捕逃入地下室，重新成为寄生虫同样也是“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笔下的赞米亚居民的故事似乎被导演以一种新的方式讲述了出来，政权与政治机器延伸不到的地方，成为了父亲逃避统治的天堂。而我们偷吃冰箱里的食物，寄居在富人的家庭中，我们也拥有“弱者的武器”，只不过一旦弱者的愤怒超过了理智的限度，既然阶层无法流动，那我们——就打碎它吧！

冲突构成了奉俊昊作品中的主线，达伦多夫（Dahrendorf）的“社会冲突理论”也表明社会的冲突无处不在，群体冲突已经变成一种市场关系，在这个市场中，相对自治的各种力量根据特定的游戏规则互相竞争，没有永久的胜利者或失败者（转引自李强《组织社会学十讲》）。而这样的冲突原因不仅在于阶级利益的矛盾，电影中最后的愤怒即心理的变化最终诱发了整个的悲剧。符合互动的集体行动理论也表明，心理的变化是社会运动的爆发的重要原因，虽然“寄生虫”们的抗争并不是一种社会运动，但影片中“寄生虫们”愤怒的相互感染，体育馆睡觉前里父亲与儿子的对话，一家人围坐在沙发上的对话中的愤怒同样提醒我们：心理层面的忍受程度或许是引发抗争的最后原因。应星所提出的“气”《参见应星《气与抗争政治》》的概念不也符合最后父亲失去理智刺向朴先生的结局吗？

获得好莱坞小金人的电影毕竟要符合好莱坞审美的特点，正如有人指出的“《寄生虫》中的冲突是普遍的或者说是普世的”，今天社会流动减弱、社会矛盾的加剧的现实已经成为世界性难题，影片中不无悲剧性的结尾导演想要表明的或许也是一种悲凉的态度。身处韩国现实的奉俊昊既然拥有“社会学的想象力”，那他肯定也比一般人对韩国社会和今天的世界有着比其他人更为敏感的洞察力，一旦强烈的社会冲突无法控制，影片中杀人的结局或许会在社会中蔓延。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寄生虫》获得最佳影片后也表示对它的祝贺，以及他承诺未来还会鼓励更多反映社会现实的电影拍摄和上映。想起了自己看的第一部韩国电影讲述光州事件的《出租车司机》时的震撼，对比我们的邻居，身处在这个大审查时代的我们更要向他们学习，电影的社会意义或许就在于此。也提醒着我们，那些底层的抗争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