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和《漫说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产生于八十年代及八九十年代之交。前者为对谈记录，后者为三人，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应出版社之邀编选的一套散文集子所写的导言合集。二者曾分别出版过，也曾合为一书出版。而此番再版，还加上了三人在2018年“漫说文化”丛书重版之际，再度聚首的一次座谈。对一本书来说，也可称得上三十而立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重要性和开拓性，任何但凡稍稍涉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人都不陌生。它确立的研究方法、视角、基本结论等等已经被后来的文学史写作充分吸纳。而“漫说文化”丛书的策划，不妨也可以看做对其探讨的文学史观念的一次微观的实践。如今看来，在启发性上，相对于后来三位的研究，当然逊色不少，特别是当年的宏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明显带有八十年代学术的粗疏之感，缺乏足够的内省意识。

当然这不妨碍其开一代学风的地位，而且站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尾，回看八十年代末的讨论与文章，仍有种元气淋漓的魅力，三人对“世界眼光”的强调，对“悲凉美学”的提炼，对“断裂”的抗拒、“整体性”的考量，对趣味、休闲的标榜，等等，无不洋溢着思想解放的光辉，名为文学研究，但又有着明确的现实关怀；三人之间你来我往，思想交锋，字里行间，也见得学人性情，陈平原“较真”，黄子平“刻薄”，钱理群敦厚……唯其如此，在读到钱老1992年为“漫说文化”丛书诸本序言的合集所写的序言《岁月无情又多情》，才能体悟到那种溢出言表的悲凉，戏剧性地回应了自身的研究：

“漫说文化”丛书的最初动议就产生在这种宽松、宽容的文化氛围之中。但从1988年冬天开始，文人的心态开始浮躁，气氛也日趋严峻起来。我们三个都身不由己地卷入浪潮中，却又感到了几分惶惑。

接下来钱理群为丛书编写的序言被勒令重写，呼唤理性与冷静的声音被压制。再后来，黄子平“去国远游”，三人话别之际，“依旧笑着，却也掩不住内心的凄然与茫然”。黄金的时代，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如今重读这些文章，竟还有扎实的启蒙力量，幸也不幸？

2018年，三人再聚首，陈平原将主题定为“落花时节读华章”，虽取自毛泽东的诗词，却总不免让人想起《江南逢李龟年》，人是物非，悲凉内生。陈平原依旧“较真”，黄子平依旧“刻薄”，钱理群却有些“老夫聊发少年狂”，这位“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对现实的悲观最为沉重，黄子平惯于自嘲与消解，陈平原却更愿意发掘积极的因子。一代学人对现实不同的因应之道，也颇令人感喟，这从八十年的三人谈中似乎也能找到痕迹与脉络。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部著作可以看作八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心灵史的微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