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千年前,先民们就在福建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生息繁衍，并创造了可与黄河中下游的仰韶文化、长江中下游的河姆渡文化相媲美的县石山文化。

据《周礼·夏官·职方氏》记载，商周时期,福建为“七闽”地。这是福建见诺史籍之始，也是简称“间”的由来。“七间”是散居在现今福建和浙江南部以蛇为图腾的七支部族。秦时置闽中郡，所辖范围大体与七闽地域相同。汉高祖五年（前二◎二年)，越王勾践的后裔无诸,因佐汉灭秦攻楚有功，受封为“闽越王”，建都东冶（今福州)。东冶是福建历史上第一座城池。武帝元封元年〔前一一○年),汉王朝废闽越国,改东冶为冶县，归会稽郡管辖。三国时，孙吴在闽置建安郡，下辖建安（今建瓯)、南平、将乐、建平（建阳)、汉兴〔浦城)、东平〔松溪)、昭武（邵武)、侯官〔福州)、东安〔南安、同安）九县，辖境范围已与今日福建相近。晋太康三年（二八二年)．析建安郡设晋安都（治所侯官)。南北朝染天监年间(五O二-—---五一九年〉再析晋安郡设南安郡（治所在南安县东丰州)。

陈永定年间（五五七—---五五九年)，于建安、晋安、南安三郡之上设“间州”，这是福建自成一州的开始。隋朝建立以后，隋炀帝废州并郡，福建地区至隋大业三年（六○七年)只设建安一郡，辖4县。入唐以后，增设许多州县，福建行政建制日臻完善。唐开元十三年（七二五年)，置福州都督府，下领福、建、泉、漳、汀五州，“福州”之称始见于史。唐开元二十一年（七三三年)，从福州、建州各取一字置福建军事经略使，“福建”由此得名。五代时，王审知在闽立国，于后梁开平三年(九O九年)受封为“闽王”。北宋雍熙二年(九八五年)置福建路，辖福、建、泉、漳、汀、南剑（今南平)六州和邵武、兴化二军。南宋升建州为府，福建路统一府五州二军。元代，福建行政建制几经变动，到至正十六年〔一三五六年〉改福建为行中书省，下领八路。明朝改路为府。清承明制，福建依然保持八府建制。从宋到清的九百年间,福建大部分时间保持八府建制,因而又有“八闽”之称。

台湾古代曾属福建管辖。元代在澎谢设立巡检司，隶属于泉州路同安县。清康熙二十三年（一六八四年〉增设台湾府，仍归福建管辖。直到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台湾才正式设省。

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上，福建由于山川阻隔，偏于东南一隅，经济、文化远较中原和长江中下游落后,但海上交通比较发达。远在东汉建初《七六----八三年)之前，冶县已成为汉朝与交趾七郡〔辖境相当今广东、广西的大部和越南的北部、中部）海上联系的纽带，“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三国时期,吴国在福建置典船校尉和温麻船屯（在今霞浦)，从福建获得大批造船能工、熟练水手和船只，福建成了孙吴的一个水军基地和对外通商口岸。当时吴国船队，东达夷洲〔台湾)，北至辽东，南经南海而分赴东南亚各国。两晋南北朝期间，北方连年烽烟，闭塞的福建却相对稳定。不堪战乱之苦的中原汉人纷纷逃入福建，形成“衣冠南渡，八姓人闽”的高潮，一时人口增加，经济、文化开始发展。唐以后，中原和长江中下游人民又因躲避战乱而多次南迁入闽，带来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使福建经济渐次发展起来。五代时，王审知治理间国，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奖励工商，重视海外贸易，采取各种措施招徕海舶，福州成了“控东风而引南粤”的海市，为宋代福建经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

宋代，福建经济发展进人鼎盛时期，农业、手工业都有明显的进步，海外贸易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耕山虚海,扩大耕地，兴修水利，引进良种，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中祥符年间，引进越南优良水稻品种占城稻,还从淮北引人麦、粟、豆等广为推广。熙宁八年修建了著名的水利工程木兰陂。沿海遍植荔枝、龙眼、柑桔，福建成为宋代重要的水果产区。福建茶叶品质优良，朝野争相品尝。印刷业空前发达，建阳麻沙号称“图书之府”。德化瓷、泉州缎、建宁锦行销全国乃至日本及东南亚、东非各国。矿冶业也得到迅速发展。

福建的造船业和航海技术曾为全国之冠。南宋和元代，泉州已取代杭州、四明〔宁波)、广州成为全国最繁荣的对外贸易中心。据《岛夷志略》记载.当时泉州庞大的贸易船队，北至日本、朝鲜，南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中南半岛，远至印度、波斯、东非海岸，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同福建有通商关系，形成了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此时来泉州经商和侨居的印度人、波斯人、犹太人、阿拉伯人、l欧洲人多达数万。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赞誉泉州是世界上最大的商港之一。海外市场的扩大，促进了福州、泉州的繁荣，推动了福建的茶叶、丝织、瓷、铁、造船、蓝靛、水果、糖、纸等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经由福建引进的海外植物达数十种，其中不少发展为中国的重要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这一时期，福建人口迅速增长。据《元丰九域志》载，当时人口逾20万的城市，全国只有6个，而福建便占其二—--福州和泉州。全省人口从唐开元二十八年（七四○年)的91240户剧增至宋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的1395651户，比面积大于福建的广东的人口还多3倍。

随着经济发展．宋代福建的科学文化也盛极一时。据史载，北宋和南宋期间，福建共有5985人考中进士。著名的抗金名臣李纲，网罗各代历史撰成巨著《通志》的郑糖，创中国史书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袁枢，主编《武经总要》的曾公亮，天文学家、《新仪象法要》的作者苏颂，世界法医学鼻祖、《洗冤集录》的作者宋慈，著名文学家严羽、杨亿、刘克庄，著名词人柳永、张元斡，宋代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中的蔡襄，都是福建人。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虽不是福建人，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福建从事著述和讲学。当时人说:“今世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

明代初年，三宝太监郑和奉使七下西洋,多次在福建驻泊，招募水手，修造船舶，从福建扬帆出海。他率领庞大船队，历访30多个国家，航程共10万余里，最远曾达非溯东岸、红海和伊斯兰教圣地麦加，促进了中国和亚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不仅是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也反映了中国在明代已具有精湛的航海技术和造船工艺。明代福建还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杰出人物，如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李贽，音韵学家陈第，著名学者、书法家黄道周等。

明清两代，福建的丝织业、制糖业、制茶业、造船业、印刷业、制瓷业、造纸业部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福建生产的许多产品不仅满足本省需要,而且大量外销。《闽部疏》说:“凡福之紬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漳之橘、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小关，下吴越如流水;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计。”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商业的发达，明末清初，福建矿冶、制茶、制盐、海运等行业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例如经营茶叶获利甚丰，不少外地商人携带巨资，到茶叶产地租山，雇佣工人种植、加工。资本雄厚者，往往拥有几座茶厂，每个茶厂雇工少则数十人，多则百余人，整个生产过程分工明确。这种雇工经营的生产方式，较之当时自种、自采、自焙加工茶叶的小农经济,有了很大进步。茶叶贸易给商人带来巨额利润,出现了拥有百万家财的茶商。

明清两代统治者都实行闭关镇国政策，多次赞行海禁，这从根本上束缚、摇残了福建的海上贸易。严重抑制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人评论说:“自海禁严而福建贫。"福建海外贸易的萎缩，还影响到浙江、江苏、江西的丝绸、瓷器等产品的出口。但海禁实际上往往禁而难止，福建海外贸易仍在艰难曲折中进行。明代，福建海商在南海贸易中尚处于领先地位。他们不仅从事中国与南海各国的贸易，面且还充当东西洋各国之间贸易的中介人，担任其他国家海船的船长，包揽南海各国贸易的海运。泉州港于元末开始衰落，漳州月港代之而起，成为明代后期福建最为繁荣的贸易港口。后来，终因海禁和战乱等原因，也于明末清初衰败下去。

到了清代中叶，海禁结束,福建对外贸易逐渐转移至厦门港。当时厦门港拥有东渡台湾的横洋船1000多艘，船员3万多人，总吨位在l5万吨以上。其中专事对外贸易的横洋船有150多艘，船员8000多人，总吨位4万吨左右，这比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队总吨位2万吨高出1倍。厦门一跃而成为“据十回之要会，通九泽之番邦”的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