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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鲁滨逊的日记

编辑丨鲁滨逊的日记

“在个体家庭中所发生的事情，其原因可以从家庭内部观察到，但若我们想了解婚姻解体的动因，我们就必须考虑更大的社会结构”，因为“一定的行为及其结果的发生（婚姻、性、职业）决定于某种结构状况（年龄、种族、性、阶层）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结合现在婚姻稳定的基础，门当户对在本质上是一种阶层内的交换与匹配，并且“门户”标准与社会阶层标准相一致，可以得出阶层标准变迁是转型时期离婚率上升的根源，所以也是本文对转型时期离婚率上升的考察视角。

“社会分层指的是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就是社会分层的标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理论中认为，经济地位特别是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关键的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因而也是社会分层的标准，所谓阶级也是根据其在一定的社会生产体制中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类型和多寡来确定的。

如果一个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量非常多或者是占有机会比较多，并且在社会劳动生产方式中起组织、领导、协调作用，并不通过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来创造商品价值，那么这种阶级就是通常所说的剥削阶级；

而如果一个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量非常少、占有机会非常小或者说几乎就没有，并且在社会劳动生活方式中通过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来创造商品价值，那么这种阶级就是通常所说的被剥削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分析理论被领导者充分吸收并巧妙地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先按照生产资料将社会成员固定到一定的阶级结构中，再用社会手段将分层基础——生产资料抽离，从而形成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与经济因素不再挂钩的分层标准——社会分层标准。

这种分层影响到中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个人的婚姻问题。但由于这种分层标准造成了主观与客观的背离，很快便随着制度对身份的破除而破灭了。

当前社会分层标准更多的是采用韦伯的三位一体的社会分层理论。

韦伯在《阶级、地位和政党》一文中指出，“任何社会都存在三种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基本秩序经济秩序、社会秩序”。

与此相对应，社会分层的依据也应该有三个建立在市场性机会基础之上的财富的获得及其多少，建立在社会性评价或身份基础上的声望的获得及其高低，以及建立在竞争性基础之上的权力的获得及其大小。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也在我国许多学者的调查和研究中得到支持和变通运用。“国家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认为“在国家社会，经济资源、权力资源或称之为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量决定了人们的综合性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人对某一个人的社会性评价，同时也决定了其自身的社会性评价，因而依据这三种资源的占有量对中国社会的阶层划分和分析，有助于深入理解目前社会经济分化现象，把握资源配置的基本特征”。

借鉴国内外学者对社会分层标准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研究，本文将收入、职业、教育作为考察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分层标准、婚姻“门户”标准的指标，这主要是因为：

收入水平是个人经济地位状况最重要的指标，它一方面是经济资本的直接表现，另一方面又可以以各种方式向权力资本转化，同时还是声望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

总之，收入的差异可以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社会成员社会资本的多少。

因此，收入匹配是男女双方通过婚姻进行互惠、等价交换的重要表现。在传统社会当中，女性几乎没有收入，因此，收入阶层内婚姻几乎没有明显的表现，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制度以来，越来越多的妇女从家庭走向社会各个工作岗位，她们也越来越能够获得自己的独立收入，有些人甚至超过男方。当她们在经济上摆脱对男方的依靠之后，她们在择偶时越来越注重通过收入差异的减少来获取自己与男性平等的地位，收入也日渐成为影响男女双方匹配的重要因素。

职业是社会声望最集中、最直接体现的载体

“它不仅与收入之类经济条件直接相关，而且标志着个人的主要社会地位和声望”。

每一种职业都是一种社会角色，都有一整套的权利义务来规范处于这个角色位置上的社会成员。社会对一个人的评价除了建立在人类共有的道德价值体系如大爱、正义、公平等之上外，最重要的就是建立在规范职业角色的权利义务体系上。

换句话说就是，除了道德价值外，只有职业是社会评价一个人的焦点载体。职业之于夫妻双方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它是夫妻双方的交流话题之一，如果夫妻双方的职业类似，他们可能在这方面的话题就会更多、共鸣就会更多，通过职业交流来增进感情的机会就会很多。而相反，如果夫妻双方的职业悬殊太大，“隔行如隔山”的效果也会发生在夫妻双方上，他们在生活中缺少职业这一话题，也就缺乏了通过职业来改善夫妻关系、增进夫妻感情的机率。因此，职业类似的社会成员之间角色的一致性和相容性高从而容易成为夫妇。

“受教育程度是一个极其显著的预测人们所处社会阶层的指标”。教育在同类婚姻中起着明显的作用，大多数人与那些受教育程度与自己相似的人结婚。教育程度之于同类匹配婚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

第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相比较而言会更加理性，他们在选择配偶时会更倾向于按照交换理论来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懂爱情，而是说他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就己经受到“理性”教育，理性意识会贯穿他们认识事物、处理事件的整个过程，自然而然他们也会用理性的思维来看待婚姻。二是，受过教育的人更加偏向于注重婚姻之间的交易公平性。

因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高额资金成本、年龄成本、机会成本的累积，一个人获得的学历越高，他所付出的资金成本、年龄成本和机会成本就会越大，那么这个教育程度对他的价值越大，在选择婚姻时他不可能不考虑这个教育成本的收益。

文化教育水平在现代社会的择偶中受到重视，除了整个社会环境和风气使然外，还在于它同人们选择配偶的其他条件直接相联系，这些条件是“第一，一个人的职业、社会地位与收入；

第二，一个人未来的可能发展前途；

第三，一个人的才能、个性和思想修养。

关于社会价值观念变与转型时期离婚率上升关系的探讨。这里的社会价值观念变化更多是指人们的婚姻观念变化。保守的婚姻价值观念表现在人们对性、爱情、离婚等婚姻问题讳莫如深。在传统的封建社会，性和爱情都是禁忌，并且在婚姻中要求女性对男性的绝对忠贞，如夫为妻纲中规定“夫得出妻，妻不得离失。夫执被害妻顽固而得奖，妻杀夫为凌迟之罪”。

对女子来说，“其出嫁也，或由于父母之命，或诱于媒约之言。随狗随鸡，从夫从子，贵贱因人”，因此，封建社会的男女都持这种保守的婚姻观念，那时的婚姻是相对稳定的。

开放的价值观念主要体现在人们对性、爱情和离婚等婚姻问题的多元化评价和容忍态度。规则后，人们开始对长期以来形成的高稳定、低质量的维持式的婚姻产生怀疑，对婚姻家庭生活有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不少人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毫无感情的不幸婚姻或死亡婚姻。

社会上对离婚当事人持宽松态度的人也越来越多，亲朋好友在调解他人夫妻关系时不再把“劝和不劝散”、“宁毁十座庙，不毁一门亲”作为惟一的信条萧扬，。此前人们难以启齿的婚姻生活问题也公开成为人们享受、离婚的话题。

因“婚姻生活不协调”而离婚的案例明显增加，给占全国离婚人数的。而且婚前性行为日渐活跃储兆瑞，与中国男女不喝“二锅头”观念的矛盾，以及人们对婚外恋容忍程度的提高郑晨，与婚姻关系私有观念的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着现在人婚姻观念。

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对当前离婚现象也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它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它只是离婚助推器，而不是根源。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价值观念具有差距性。“文化堕距理论认为，相互依赖的各部分所组成的文化在发生变迁时，各部分变迁速度是不一致的，一般来说，物质文化变迁先于非物质文化变迁，就非物质文化的变迁来看，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速度较快，其次是风俗、民德变迁，最后是价值观念变迁”。

因此，在社会变革中，价值观念的变迁是滞后的，婚姻观念也是如此。

尽管社会对离婚、婚外恋的容忍度提高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能主宰人们的婚姻。“贤妻良母”一直都还是大部分男性和女性共同认可的女性形象，在他们的眼中，结婚是人生必须完成的使命，维持婚姻做个贤妻良母是妇女的天职。而且社会对离婚的妇女基本上还是消极和负面的评价。

有研究表明，“离婚的人在日常交往中，常常会受到歧视，这种歧视甚至会影响到子女”。社会价值观念依附于社会存在。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而改变。

社会转型时期思想意识形成领域的失落状态，使得各种思想交错混杂，新旧观念同时并存，而且，外来的，本土的，新生的，陈腐的搅合在一起，使人难识难辨。婚姻的评价标准也呈现多元化的状态，过去集中统一的评判格局不复存在，出现了价值评判和取向的多视角。人们对同一种婚姻现象评价不一，往往按照自己的个人取向来建立家庭关系，婚姻文化呈现出多元的状态。这些都是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导致的。

由此可见，尽管社会流动频率的增加和社会价值观念变化都对当前离婚率上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离婚率迅速上升并持续居高不下的现象。在这个代际就完成阶层标准变迁的转型社会里，社会全局而不是局部的分化，将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推到社会地位的重新争夺中来阶层地位的不同步变化使所有人都自在原子化、碎化的变迁中，没有任何两个人的地位变迁方式和结果会是完全一致的。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最终导致了社会关系的分化和重新组合，因此，对转型时期离婚率上升“贡献”最大的是阶层标准的快速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