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

著

、、、

影像如何呈现历史：历史题材纪录片的三个核心议题

梁君健

原载《中国电视》2022（09）

【内容摘要】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需要面对历史与影像之间的复杂关联。本文从知识、叙述和实践三个方面，考察了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展现历史真实、发展历史叙述惯例和发掘历史的当代价值等方面所面临的理论与实践议题。上述的跨学科思考，能够穿透媒介呈现的表象，消除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和消费美学对历史的遮蔽，促进创作领域的推陈出新和健康发展。

【关键词】历史知识；历史叙述；历史实践；纪录片

历史题材纪录片是一个重要的影视类型。纵观中国纪录片史，每一次大的进步大多是由历史纪录片作先驱的。①纪录片与历史的关联，也不仅仅体现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任何题材的纪录片，一旦涉及关于过去的信息与知识，将其用于纪录片的故事讲述和主题表达时，都需要思考和处理影像与历史的关系。在时间轴向上，历史题材纪录片要承担两项任务。第一项任务是带领观众回到过去，将观众拉入异质时空的情境，营造出可信的历史感。历史题材纪录片既可以借用文化符号系统中的元素唤起观众已经形成的关于历史的认知结构和经验，又可以通过视听技术和历史叙事达成对过往情况的逼真呈现。第二项任务是将历史引入当下文化语境中，寻找历史与当代人的共鸣，找到被讲述的时刻在讲述的时刻的特定价值和启发意义。纪录片不仅是历史的复制品，它同时还是植根当代文化土壤中的艺术门类，既要承担文化传递和价值延续的功能，又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努力达成对于人的关怀、对于人生的思考。

围绕以上两项任务，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创作中面临着如何看待和呈现历史的问题。结合纪录片的文本和创作特征，本文拟在知识、叙述和实践这三个层面上针对这一议题展开讨论。首先，知识是历史的第一面貌，历史是关于过去的信息和知识。作为知识的历史，要求纪录片的呈现应当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将影像作为证据，探究影像与真实之间的确定性关系。其次，叙述是历史的结构和表象。叙述以时间、因果和戏剧的方式重新组织了历史知识，让它成为可被消费的文化产品。历史要得以传播和流通，都无法脱离叙述的形态。也正是通过叙述，历史开始与讲述它的时代、语境和个体发生关联，折射出历史本体之外的文化特质。最后，实践是历史的当下影响。实践包括了纪录片的创作实践，也包括了观众的观看和消费实践，甚至包括了观众的情绪反应、价值共鸣等。在当代社会文化场域中，历史所带来的身份认同、国家认同均发生于历史的实践层面。

一、真实议题：作为知识的历史

当我们将历史视作关于过往的知识时，历史题材纪录片所面临的创作挑战是如何用影像的方式表现历史事实。或者说，真实议题要解决的是纪录片表现历史事实的合法性问题，探讨什么样的内容和手法在历史题材纪录片中是可以被接受的。这些呈现历史知识的内容和手法包括了影音档案、口述访谈、文物遗迹、情景再现等。它们在史学研究中均占有稳定的位置，但在与视听创作结合的过程中体现出新的特征。

对于视听媒介来说，对于历史事实的最具说服力的表现依赖摄影术的“机械复制”的特性：在最严格的意义上，历史影像只能记录镜头前正在发生的事实。这时，历史事实以音影档案的方式得到呈现，历史知识的真实性是一种在场的真实、复制的真实和目击的真实。由于摄影术出现较晚，将音影档案用于历史呈现主要集中在近现代题材中。《他们已不再变老》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一战题材纪录片由英国一战百年艺术委员会、英国帝国战争博物馆以及 BBC等共同参与制作，全片均由战时纪实影像资料剪辑而成，其中很多内容是首次公开的珍贵档案。知名电影导演彼得 ·杰克逊担任这部影片的导演，他带领制作团队对这批早期胶片进行了修复、上色并加入声效，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为观众带来了更强的沉浸感。2020年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纪录片《保家卫国——抗美援朝光影纪实》同样以音影档案为主要内容构成。从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资料库开始，这部纪录片通过中、美、朝、韩不同国家的影像资料讲述了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和战争始末，也同样披露了一批珍贵的历史影像。在上述两部纪录片中，这些影音资料都加入由访谈和画外音组成的完整叙事中，在史料价值之上承担了叙事功能。

亲历者口述与学者访谈提供了被个人加工过的历史知识。传统史学在接纳亲历者口述作为历史事实时，需要根据口述者的个人立场和历史角色进行修正与考证；口述史学珍视口述者个体对于历史的独特经验和情感表达，并将口述视作一种自下而上的记忆实践；学者访谈提供了得到历史学学术制度保障的对于历史知识的考据和阐释。口述访谈类的创作方式延续了历史研究领域的上述传统，但对讲述者和访谈者进行了符合大众口味和传播规律的选择与形象塑造。例如，在系列纪录片《朱熹》中，第一位接受访谈的史学专家是被大众广泛知晓的阎崇年，镜头呈现了他在国家图书馆调阅书籍的场景，他在采访中介绍了古籍中记载的朱熹位列大成殿的史料。图书馆和古籍作为历史保存的制度性场所，学者作为权威历史研究者，这些都增加了历史知识的真实感。在《敦煌 ·生而传奇》中，访谈对象的类型十分丰富，除常规的历史研究者之外，还包括了马伯庸这样的知名历史作家，这折射出这部纪录片希望将历史知识与流行文化需求进行结合的努力；访谈对象群体中的海外汉学家提供了新鲜视角，将中国敦煌的故事融入全球视野和人类发展史中。

文物与遗迹提供了历史真实的物质性线索，不仅是历史学和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对象，而且成为博物馆、旅游胜地等公共机构的吸引力来源。呈现文物和遗迹一直是历史题材纪录片传递历史知识的常见手段。在 2004年的6集纪录片《复活的军团》中，秦始皇陵及兵马俑遗迹成为讲述战国和秦代历史的重要依托，以文物来复原制度与文化，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秦国崛起的内在原因和统一六国的必然性。近年来，国宝文物类纪录片成为网络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物和遗迹不仅被用作史实证据，而且成为作品创意和主题的来源。围绕物质性的历史遗迹，《如果国宝会说话》通过解说词等手段为“文物”建构出第一人称和主体视角，并采用了新技术展开视觉呈现。例如第三季重现了《兰亭集序》这幅书法代表作一笔一画写成的完整过程，通过对文物的创造性呈现启发观众想象它被书写时的历史情境和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书法作品成为魏晋风流的时代符号；对于画像砖的展示使用了动画、真人扮演等多种手段，通过画像砖复原了先人的生活场景。这些依托文物遗迹的符号学、创造性和隐喻式的历史呈现，虽然逐渐远离了机械复制的准确性和物质实体的本真性，但开启了对于时代风貌和历史情境的想象空间。

本文要讨论的最后一类历史知识呈现方式是情景再现。由于摄影和电影技术出现较晚，人类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刻没有影音档案留下，影像创作者必须探寻各种“再现”历史的方式。纪录片中的情景再现是一个被反复讨论的议题，但实际上人们对于历史的再现实践很早就已经开始。历史题材的绘画作品以及近现代博物馆中的展览，都采取各种方式尽力逼近历史真实，并通过视觉的细节来形塑真实感。系列纪录片《食物的历史》（The History of Food，2018）大量使用演员扮演原始人，搬演远古时期的狩猎和烹饪场景，这很容易让观众联想起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模型展示：大多数博物馆关于人类发展史的展陈都使用蜡像和模型来进行场景还原。情景再现的优势在于能够通过再现的细节传递历史知识。史景迁在谈自己的历史写作时说：“这些小小的细节组成了人类能共同理解的故事。我们不应该将这些细节弃之不顾，而是应该更仔细地研究这些细节，并由此组成一幅关于社会是怎样运行的广阔而深入细致的图景。 ”②与文字相比，影像是一个天然具备丰富细节的媒介，并能够通过叙事和符号的机制完成从细节具象到概念抽象的过程。

在场景再现的基础上，很多历史题材纪录片还更加大胆地借鉴了影视剧的手法，通过对白和表演来塑造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简短对白，能够增加现场感和观众对于人物的认同；但在历史纪录片的真实假定性之下，对白的撰写与风格是无法满足严肃史学考据标准的。历史学家罗森斯通将历史电影中的人格和对话，以及缺乏严密证据的细节，视作对历史的一种比喻手法。③纪录片制作人和导演 Jouko Aaltonen以自己的创作经历和观念为例，将纪录片文稿的撰写看作是关于历史真相的一种假设。④可以说，这类历史知识的呈现，是以现代影视叙事模式为认知框架而对历史所展开的想象；它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与历史事实之间具有直接或间接的投射关系。这种关于历史事实的再现方式支撑起国内外一批广受欢迎的纪录片。这类历史纪录片需要平衡历史与再现之间的关系，通过虚实相映的处理方法在对历史情节重构的过程中营造“间离效果”，时刻提醒观众：这些情节是为增强影片的故事色彩而进行的情节重构，它不是历史，只是帮助大家轻松并满怀情趣地去认识历史。⑤

二、诗学议题：作为叙述的历史

在微观的历史知识的视听呈现基础上，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诗学议题主要关注纪录片的叙事层面。作为叙述的历史是 20世纪下半叶批判学派发展的结果。在解构主义、文化研究、话语批评、意识形态批评等领域的影响下，历史的文本属性和话语属性得到了揭示。以“元史学”为代表的史学理论家们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叙述，“文本之外别无他物”。⑥海登·怀特在发表于1988年的著名论文《书写史学与影视史学》中提出了分析性与叙事性之间的辩证，为解答历史题材纪录片的诗学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这种辩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历史结构与能动个体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影像叙事的戏剧性与历史理论探究之间的关系。⑦对于历史题材纪录片来说，视听媒介成为历史叙述的文本形态依托，而影视叙事和影视艺术为历史叙述提供了重要资源，体现为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影视化表达的趋势。上文所提到的情景再现，包括了场景再现、历史再现和情节再现等不同方式，都体现出影视剧对于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影响。⑧在纪录片创作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叙述惯例或影片模式，也为历史叙述提供了核心手段。⑨近年来，国内外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在叙事诗学上体现为以下三种主要的惯例和模式。

第一种是传统的线性事件史的模式。这一模式参照的是官方史书书写的方式，具有权威教科书的文本特征，以线性时间中的重大事件和历史分期为结构展开历史叙述。2013年播出的百集纪录片《中国通史》就是典型代表。这部体量巨大的纪录片由电影频道出品、中国社会科学院监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稿，体现出这套纪录片的权威性。百集纪录片按照朝代和重要历史人物展开，由解说主导，辅以无对白的情境重现和权威专家访谈。近年来，随着区域文化自觉的兴起和地方政府对于城市形象的主动打造，一批以区域为基础的历史题材纪录片，如《楚国八百年》《河西走廊》《城门几丈高》等，继承和发展了线性史的叙述模式。例如《河西走廊》围绕甘肃的线性历史展开情境重现，从汉武帝的西域之梦开始，以快节奏的剪辑风格处理汉帝国的开疆拓土，以披挂上阵的再现镜头，开启了河西走廊军事行动的故事，也抒发了中国人对于疆域和国土的自然情感，尤其是“西域”这两个字所带来的持续千年的文化想象。另一部同样关注甘肃区域史的纪录片《敦煌 ·生而传奇》由国际团队制作，同样以解说词为叙述纲领，配以丰富的再现内容。作品通过叙事在地方与全国之间建立起丰富的关联。例如系列片的第4集《永生花》实质上讲述的是唐代武则天称帝的历史，但故事从玄奘取经回国时从敦煌经过开始讲起，进入长安城内的唐朝宫廷政治，再从武则天借用《大云经》回到玄奘取经的线索，之后借助敦煌阴氏家族修建莫高窟弥勒佛坐像北大像展现武则天对于地方的影响。在这些纪录片中，空间为线性历史提供了新的叙事焦点，丰富和发展了既有叙述模式。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第二种常见模式是专门史。这类纪录片也展现历史事件，但对于历史知识的组织方式不再按照线性时间的结构，而是紧随史学发展趋势，以社会、文化、精神为叙述轴线。近几十年来，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的快速发展为专门史模式的纪录片注入了新的力量。在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微观史、庶民史、性别史、身体史等新视野，以及德国社会历史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影响下的历史研究、法国年鉴学派等史学流派，都创新了历史书写的范畴与风格。⑩由于历史在大众文化领域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话题，史学的发展也很迅速地影响到大众媒介。一批纪录片借鉴了新历史主义理论和“新纪录片”的一些理念，采用一种“细节化”“口述体”和“情景再现”的方式重构历史，达到“还原历史”的目的，被称为是“新历史主义纪录片”；在叙事方面，这类纪录片往往具有“逸闻主义”倾向，将重大的历史题材进行细节化和专门化的处理。⑪这类纪录片有的专注于物质的历史，通过服饰、饮食、住所去呈现历史中的生活方式与美学精神，发挥人文历史纪录片的文化价值。⑫例如，纪录片《书简阅中国》对信件进行考古和情境还原，通过共情的叙事引发观众共鸣，并以民族精神为表达目标；系列纪录片《南宋》专注于文化与美学，对于园林、南戏、文学等进行细腻呈现。在《江南》《徽州》等电视人文纪录片中，人是缺席的，物成为影像的主要依托和文化符号，通过隐喻和象征来“复原”历史现场，并运用富有文学性的解说词塑造出一个唯美、诗化的江南地域意象，强调了对于历史的审美趣味。还有一些纪录片专注于特定的社会经济领域，如《手术两百年》《十三行》等。前者在科学发展史的视野中融入了情感性和学理性的叙事特征，后者通过对“十三行”历史发展脉络的呈现，传递了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当代价值观。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第三种常见模式是人物传记，这也是最古老的一种历史叙述法。人物传记比线性事件更具戏剧性强度，即使在事件史的模式中，最能引起读者和观众兴趣的，依然是历史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可以说，以人物为中心的叙事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而在名人文化的土壤中，很多历史人物会被反复讲述和呈现。例如，由央视科教频道和武夷山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4集纪录片《朱熹》，以及由央视纪录频道制作的6集纪录片《大儒朱熹》，在2020年先后播出。前者以朱熹的思想和贡献为轴线，通过《继往开来》《以民为本》《尊礼重道》《明德崇教》4集探讨了朱熹在不同领域的思想脉络；后者通过历史的朱熹、活着的朱熹和世界的朱熹三个层面对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和影响进行呈现，采取古今融合的叙事视角来丰富对历史人物的表现。历史人物传记在海外纪录片中也是广受欢迎的类型。奈飞从 2016年起，先后推出三季历史纪录片《罗马帝国：鲜血的统治》，第一季（6集，2016年）主要讲述罗马大帝康茂德的生平，第二季（5集，2018年）讲述尤利乌斯·恺撒的事迹，第三季（4集，2019年）主要讲述疯帝卡利古拉的故事。这些纪录片充分展示出流媒体平台对受众需求的精准把握，相比传统的电视纪录片，显著提升了重现场景的戏剧性水平和视听制作水准。不过，在名人文化的另一端，历史中大量不那么知名的人物依然沉睡在海量文献中等待被挖掘。

三、社会议题：作为实践的历史

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实践议题并非仅仅指纪录片本身的创作和传播实践，而是将历史视作一种当下实践，探讨历史通过纪录片而产生社会影响的方式。作为实践的历史，强调的是“做历史”（Doing History）的过程以及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的不同主体。历史所产生的当代影响，以及历史在当下所承担的社会文化价值，都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产生的。格罗宁根大学的媒介研究学者哈格多恩认为，历史实践体现于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文本和叙事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文化历史层面，第三个层面是制度层面。⑬历史题材纪录片也正是在上述三个层面提供了当下与过往的连接方式，围绕纪录片而展开的历史实践广泛地分布于纪录片的创作、文本、传播、反馈等整个链条。

首先，在制度层面，纪录片作为一种媒介形态和文化产品门类，为历史呈现提供了宏观结构。媒介不仅为个体提供了感知世界和赋予世界意义的手段，同时还提供了个体与群体的中介，成为社会网络的代理人。⑭作为制度的媒介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视听媒介本身的属性，尤其是上文讨论过的机械复制特征，以及当下视听产品在影院、电视频道和网络平台上的传播特征。历史题材纪录片不仅由此获得了更广泛的观众，而且经常能够在网络平台引发观众讨论和二次传播。例如B站的《大儒朱熹》等历史纪录片的讨论区都充满了对人物评价和历史知识的争辩，有人甚至感觉“讨论区比片子本身还精彩”。其次，纪录片的内容惯例和生产方式也体现出媒介制度对历史呈现的影响。相比新闻报道，纪录片是一种视听艺术形态，希望通过特定的视角，像事情正在发生的那样去讲述真实事件；同时，纪录片还是一种制度化的文本，来确保真实讲述成为纪录片的核心特征。⑮近年来，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生产场域不断开放，除传统媒体机构外，有了更多参与者，也拓展了历史题材纪录片的社会影响面和当代社会对于历史真实的理解。例如，有学者研究了“族印”口述历史纪录片计划，将其视作一种媒介记忆实践，青年创作者获得了对于历史的批判性反思，而受访者则获得了赋权，并进而接入社会记忆的形塑中。⑯在媒介和生产的制度性实践之下，历史的社会价值通过纪录片得到彰显，成为当代共享的集体记忆。

其次，在文化层面，作为实践的历史主要是指当代社会面对历史的总体态度。在纪录片领域，这主要表现为历史叙述的神话范式、科学范式、怀旧范式等。最为常见的是历史叙述的神话范式，这类纪录片将历史再现为一种没有问题的既成事实。神话范式的纪录片常常以全知视角的解说词文案为创作基础，在画面上综合使用各类素材，追求再现拍摄的视听品质，努力利用以领先技术复原的历史建筑和场景，并期待观众将历史题材纪录片视作关于历史的视觉奇观和高品质文化产品。历史叙述的科学范式典型地体现在一批考古类和考据类的纪录片中。这种叙述范式采纳现代科学主义的认识论，将历史视作可以得到认知和解答的客观问题，用科学理性的方法抽丝剥茧，探究历史真相。科学范式能够通过纪实性拍摄呈现历史真相的探索过程，在叙事结构上采取“疑问—解决”式的逻辑链条。怀旧范式主要抒发对于历史的情感认同，将过去作为当下生活的理想典范。近年来，怀旧范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一批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中。相比历史真相，这类纪录片更多关注与当代个人经验相关性更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体现出怀旧消费对历史呈现的影响。例如在《舌尖上的中国》等美食纪录片中，历史知识被用于唤起观众的集体记忆，从而将饮食文化抽象为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⑰

再次，文本层面是纪录片展开当代历史实践的最主要层面。一批纪录片不断创新创意和表达方式，加强历史与当代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探索历史的当代共鸣。《王阳明》等纪录片将表演作为勾连历史与当下的手段，演员成为历史探索的主体。在这部纪录片中，扮演王阳明的辛柏青首先以演员身份出场，展开自述和具有间离效果的表演。表演成为一种历史实践，演员将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心灵状态作为工具，然后以历史为对象还原人物，一步步地沉浸到对象中，从而完成了历史与当下的有机融合。纪录片《法国大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2020）则采取了一种“嵌入式”的实践方式，不仅搬演还原历史人物的行动和对白，而且摄制组就像穿越到法国大革命的年代那样，在大街上采访历史当事人，跟踪拍摄事件进展。该片的大多数镜头都以广角和手持摄影的风格拍摄，来获取更加接近现场报道和直接电影式的真实感。当这种风格与历史情境搬演相结合时，则产生了额外的戏剧性效果，增加了观众对于历史现场的沉浸感。

除互动之外，以颠覆和戏谑为特征的后现代史学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纪录片的历史实践中。对于传统史学方式的质疑和否定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提供了与观众展开交流的重要机制。⑱BBC出品的《糟糕的历史》自 2003年至今已经播出近20年，旨在为全年龄段的观众带来历史课本中不愿意呈现的各种令人发笑的历史细节，广泛地借用了影视剧、真人秀和综艺的形态展开表达。例如第四季第1集中的一个段落是关于中世纪伦敦市长迪克·惠廷顿的。纪录片使用了电影提案会的形态，由演员扮演的迪克·惠廷顿向以马克·加蒂斯（MarkGatiss）为首的三位电影项目评审推销制作一部展现他的真实人生经历的政治电影。但三位评审对这种“正经”的历史叙述毫无兴趣，他们不断地打断惠廷顿的提案，否定了惠廷顿试图不断提及的自己对于伦敦城市建设的贡献。相反，评审对于舞台剧《迪克·惠廷顿和他的猫》（Dick Whittington and His Cat）等大众通俗文艺中关于迪克·惠廷顿的逸闻趣事兴趣浓郁，决定采用这些娱乐叙事元素并邀请国际明星来打造一部商业大片。这个段落固然是历史的戏谑，但同时巧妙地呈现了大众媒介的自我反思，通过三位电影项目评审和惠廷顿的对话，展现了流行叙事对于历史的随意歪曲和娱乐需求是多么根深蒂固，以至于面对历史当事人也丝毫不给他们讲述自己真实生活的机会。近年来，我国也出现了《历史那些事》（2018—2019年，已播出2季）这样的“实验纪录片”，大量采取了剧情演绎、针对演员扮演古人的访谈节目，以及默片电影等表现形态，结合了综艺与纪录片的双重风格。但相比《糟糕的历史》，《历史那些事》每一集都有一个总体的历史主题，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较好地平衡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结语

纪录片为历史提供了具体形式。在大众传播的场域中，看上去是历史触动了观众，但实际上是对历史的媒介化呈现和传播触动了观众。历史纪录片一直是重要的纪录片题材，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是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影视化叙事和情景再现等都为历史题材纪录片带来了新的视听风格，营造出陌生化的审美体验，⑲进一步推动了历史走向大众。本文借鉴影视学和历史学的融合视野，围绕着纪录片与历史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历史题材纪录片所涉及的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其中，真实议题主要处理影像呈现与历史知识之间的对应性关系，探讨视听媒介展现历史真实的不同方式；诗学议题主要处理历史叙述的模式与范式，分析影视化的趋势为历史叙述带来的影响；社会议题将纪录片视作历史与当下的互动，探索历史通过纪录片所产生的当代转化和社会影响。

对上述三个议题的探究，有助于从学理层面深化对于历史与媒介之间关系的认识，从而在创作和传播实践中更好地坚持正确的历史价值观。纪录片不仅是大众文化产品，而且需要承担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的社会功能。媒介形态、叙事惯例和当代实践都会显著地影响人们对历史的认知与态度。尤其是在收视压力和流量逻辑的影响下，如何规避媒介框架的负面效应、避免对于历史认知的片面化和刻板印象的强化，都需要创作者主动反思历史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史学领域与纪录片研究的跨学科思考，能够穿透媒介呈现的表象，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和消费美学对历史的遮蔽，促进创作领域的推陈出新和健康发展。

关于清影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是影视及视听创作、研究、教育的平台，是影像产业和影像政策研究的智库，也是影像艺术和影像传播的创新和实验窗口。中心多年运行的清影工作室、清影放映、年度影视产业蓝皮书、年度视听产业蓝皮书、年度电视剧发展报告、世界电影发展报告等均有广泛影响。中心制作或参与了包括《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大河唱》《我在故宫六百年》《大学》《无问西东》等数百部影视作品，以及“人文清华”等融合媒体项目。面向世界、植根本土，中心致力于服务行业、培养人才，以影像文化传达真善美，促进公平正义、文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