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关于‘黔’字简称的追本溯源。”
“别忘了黔中大地对王阳明的滋养。”
“名噪晚清社会的丁宝桢。”
“……”
如果说不知过去，则无以知未来；那么关于贵州的诸多疑问，都可以在贵州历史学家范同寿的《贵州历史笔记》里找到答案，领略“时间上”的历史贵州。
被同为历史学家的冯祖贻评价为，“虽是一本以笔记体裁写成的著作，但在对贵州历史全面准确的把握上已达到相当水准，解开了许多贵州历史之谜，并对这些谜团作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解答，我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特点是真实可靠，这与当下写历史中常见‘戏说’之风是大不相同的。”
据悉，首版《贵州历史笔记》于2008年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市场反响热烈，大获读者喜爱，后又于2022年增补书稿，重新出版为《贵州历史笔记》上、下册。新版图书对贵州历史中的经济、民族、文化部分作了大量补充，通过“多彩、神秘、和谐、包容”将贵州地域文化的内涵更加条理化，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多民族共同创造的丰富多彩又蕴藏着神秘的历史长卷。
流年往事如何做到历历在目？范同寿坦言，用笔记的形式撰写一部类似于通史的贵州史书，很不容易，原因有三：一是需要通过长期积累洞悉从远古至近代贵州历史发展的轨迹，二是要尽量避免受既有研究成果的影响，三是必须对问题加深思考，如果没有新的见解，宁可舍去不写。因此，新版《贵州历史笔记》也是这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奉献给这片生他、养他的贵州大地的一份厚礼。
而对于为什么要写《贵州历史笔记》？范同寿认为，贵州这个地方很特别，一是它属于西南，历史上远离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二是它的地形地貌起伏复杂，交通梗阻是常态。加上历代史书对贵州的记述非常少，除了东晋的《华阳国志》，再也看不到系统记述贵州历史的史料，因此无论是考古学界还是历史学界，对于贵州的历史研究往往都出现很多断裂，说不清楚贵州历史发展的轨迹。
1960年考上贵州大学历史系，到从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退休，范同寿做了一辈子的历史研究，他总说“历史藏在细微处”。
在范同寿的心底，贵州的历史并非几个厉害人物的历史，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用生命铸就的历史，这些人平凡却可贵。“许多历史上的人和事，细探之下发现它并不孤立，总与所处的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承袭关联，甚至是错综复杂的交织。从文化的角度来说，无论是通史、专题论文都很难将这种内在联系疏理清楚。”
于是，范同寿将点点滴滴的研究心得，都写在了《贵州历史笔记》里。
记者：大家都知道，贵州简称“黔”。但贵州的“贵”字和“黔”字是怎么来的，在范老师的笔记里可有答案？
范同寿：谈到贵州的“贵”，历史依据是清道光《贵阳府志》引《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中的一段记述：“矩州治今贵阳府城，贵州为矩州之音转。”又说：“罗甸王之支属有普贵者，北据矩州，宋太祖初纳款，土人讹矩为贵，太祖因就其所称者为贵州之长，贵州之名于是起矣。”意思是宋朝初年，居住在今贵阳一带的土著首领普贵，以控制的矩州归顺北宋朝廷。普贵操着一口南方话向赵匡胤报告自己来自矩州，当时的方言“矩”“贵”同音，皇帝没听明白，便在《赐普贵敕》中写下了：“予以义正邦，华夏、蛮貊罔不率服，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贵州名称由此开始见于文献，先是作今贵阳的称谓，最后变成了省名。
至于“黔”这一简称的来源要复杂一些，远可追溯到战国时的黔中地，及秦代建立的黔中郡。当时的黔中郡，治所并不在今贵州境内，仅包括今贵州的铜仁、江口及印江以东地区。唐太宗贞观年间设黔州都督府，下辖施、牂、充、务等九州，贵州乌江南北的经制州与羁縻州统归黔州都督府管领。思南人赵国珍因长于军事谋略，熟悉南方地形，被任命为黔中都督。唐玄宗时设置黔中道，治所虽在今四川彭水，但管辖的主体是今贵州地区。这便是后世以“黔”为贵州简称的由来。民国初年贵州全省被划分为3道，即黔中道、黔东道和黔西道。从各道名称都冠以黔字来看，民国以前“黔”就已成为贵州简称。
记者：在您的笔记中，从远古至今，贵州的自然和人文两条线是怎么交织发展的，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什么得与失？
范同寿：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经济便会反映出与之适应的文化，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贵州的情况似乎并非完全如此。
贵州跬步皆山，世代居住的人们如同生活在大山的皱褶里，土地贫瘠、交通梗阻、可耕地面积少，便成了制约贵州经济发展的障碍。明以前贵州经济发展缓慢，主要靠各族群众不屈不挠、吃苦耐劳，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维持生产，推动社会进步。其间也有官方移民、文化交融等因素在发挥作用。
明代贵州建省以后，经过百余年的大开发，在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下，贵州经济社会逐渐融入多民族国家的体系，加上明清两代大规模移民与先进生产力的引进，落后状态开始出现变化。但直到解放前夕，经济发展水平仍是全国最落后的省区之一。
真正使贵州经济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是在解放以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贵州面貌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尤其在党的十八大以后，经济步入了后发赶超的快车道，不仅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连续排在全国前列，还创造了多个国家第一、世界第一。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区，加上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历史上相对封闭，文化的发展轨迹与大多数省不同，这也是贵州拥有独特地域文化的原因所在。历史上贵州经历了郡国并存、经制州与羁縻州并存、土司与流官并存的时期，直到清前期大规模改土归流之后，全省才完全纳入王朝统一的行政建制。这使得贵州历史文化表现出独特的民族性、地域特征。我们常说贵州是一方充满神秘魅力的土地，这里不仅有着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化，有着大量汉文化的历史遗存，而其他地方早已消失的文化现象，似乎在贵州有一条穿越时空的神秘隧道。
明清之际，贵州出现的人才井喷现象令人刮目惊叹，六千举人、七百进士、三状元一探花仅是其中之一。阳明心学的诞生、沙滩文化现象的出现、咸同各族农民起义、作为义和团运动先声的贵州“三教案”、青溪铁厂的创办、“公车上书”中贵州举人占比高达六分之一等等，这种文化上走在时代前列与经济上的落后形成明显反差。
即便如此，贵州的文化发展从未与经济脱离，而是相互交织。中央王朝统治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贵州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尤其是历史上的移民政策与汉文化日益增强的影响，直接推动着贵州经济发展的进程。但在贵州建省后，贵州在文化上的进取性，表现得更为引人注目。
记者：从今天来看，“惟尔贵州，远在要荒”可以说实现了华丽转身。您认为转身的关键在哪里？
范同寿：古代将离京畿约2000至2500里的极远之地称为要荒。宋太祖《赐普贵敕》称“惟尔贵州，远在要荒”，说明北宋以前，缘于交通梗阻、信息闭塞，在赵匡胤眼里贵州属于很遥远的荒服之地。连皇帝都不清楚当时的矩州(今贵阳)为何地，群臣、百姓就更不了然。
从历史的角度看，贵州在党的十八大后无疑实现了华丽转身，这种转身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要说转身的关键，当然是坚持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结合贵州省情认真贯彻中央的各项大政方针、加上各族人民的奋发图强。
贵州的华丽转身，除经济上的后发赶超外，最突出的表现在交通领域。古语云“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王阳明称“天下之山聚于云贵，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如今伴随立体交通网的逐渐成形，公路从“县县通”到“组组通”，铁路从“绿皮火车”到“高铁时代”，航空从一个机场到全省9市州都有机场，水运从激流险滩到“黄金水道”，这种转身，只有世世代代辟山开路的贵州人才有深刻体会。更令人自豪的是，在交通建设上，贵州还创造了多个“贵州之最、中国之最、亚洲之最、世界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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