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里
内容提要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绍兴,历史文化遗产十分丰厚,经过千百年历史风雨的洗礼,绍兴传统历史文化的现状如何?其实用价值又体现在何处?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转换?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 绍兴 历史文化遗产 当代转换方式
绍兴宋代古桥八字桥
历史文化名城是悠久历史的缩影,也是地域文化的橱窗。
作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绍兴,有其灿烂的历史文化,文化资源得天独厚,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物质和非物质的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历史底蕴的绍兴精神,同时也产生了经史致用的巨大价值。如何正确估量绍兴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与应用价值?如何根据时代的需求,赋予其新的内涵,实现绍兴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转换,使其释放出无穷无尽的能量,是文史研究者与宣传、教育、文化、旅游部门的实际工作者需要认真探索的重大课题。
一、正确估量绍兴历史文化遗产的现状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编纂《绍兴市志》过程中,有不少参编人员提出如何用一句话来概述绍兴这座城市的基本特点,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还是采用“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山水秀美”这16个字较为合适。
如何证明历史悠久?从几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可以证明。
古越文化处于公元前4000年的良渚文化与公元前5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之间,境内马鞍山文化遗址、陶里壶瓶山文化遗址、袍谷文化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7000年以前,就有定居的农耕部落,就有於越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他们创造了灿烂的人类文明(史前史),而距今9000年左右的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的发现,则把浙江乃至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又推进了一大步。
嵊州小黄山文化遗址
另外,大量的古籍记载也可以证明绍兴历史的悠久。
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竹书纪年》:“于越来宾”,距今3100多年(周成王二十四年)。特别是有关舜与禹的记载,证明确有其人,确有其事。目前所见的先秦古籍,如《尚书》、《诗经》、《墨子》、《论语》、《孟子》、《春秋左传》及《楚辞》、《山海经》等都有记载。“禹葬会稽”最早见于《墨子·节葬》篇。禹庙禹祠全国很多,禹陵全国只有绍兴一处。眼下,境内有多处舜的遗址,包括舜江、舜山、舜井、舜庙、姚丘等。也有许多与禹有关的遗址,如涂山、会稽山、型塘、夏履等等,都是最好的证明。
大禹陵
我们所在的古城本身也可以证明绍兴的历史。作为越国都城的绍兴城从越国大夫范蠡在公元前490年建成以来,或为国都,或为郡治,虽然经历了25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其间有过不断的修建、更新与改造,但至今城址未变,古貌犹存,为世所罕见。特别是能真正代表越国文化的城内三山(府山、塔山、蕺山)的三足鼎立,成为绝对稳定的地理坐标。越国的遗址在绍兴还很多,1996年印山越国王陵的发掘就是其中之一。
印山越国王陵
代有人杰,史不绝书,是绍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突出标志。人是文化的载体,名人文化无疑是一种最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从虞舜夏禹,越国君臣到光复群雄,中共英杰,历史上涌现了许多著名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教育家、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等等。绍兴的名人现象具有五大特点:一是人数众多,二是群起辈出,三是成就卓著,四是史迹丰富,五是渗透深广。
名人文化所包含的内容很广,包括名人著作,名人典故(传说)、名人研究、名人墓葬、名人遗迹、名人后裔以及以名人命名的学校和以名人及其作品中的名词命名的品牌、名人旅游产品等。其中有文献留存于世的已故名人达数百位。历代馆藏的绍兴地方文献洋洋大观,这是一笔取之不尽的丰富宝藏,是发展绍兴文化旅游事业的巨大资源。
二、绍兴历史文化遗产的应用价值
绍兴历史文化现代存续的一个明显优点,在于除了大量见之于历代文献之外,还以众多的“名胜古迹”以空间形成呈现在后人面前,这就为我们把其打造成旅游产品提供了条件与可能。
绍兴的历史人文景观按时代与性质可分为七大系列。
(一)与远古神话和传说相关的资源与景区
其中心是会稽山核心区。包括大禹陵、禹王庙、窆石、菲饮泉、禹祠、禹池、牌坊、宛委山、香炉峰、阳明洞天、龙瑞宫刻石、石帆山、若耶溪等。
大禹陵
(二)先秦时期的古迹,主要是与越国有关的名胜古迹
包括越王城(府山、文种墓)、越王峥、印山大墓、西施古迹。
诸暨西施浣纱石
(三)与名人有关的人文景观,主要是故居与遗址、墓葬
包括鲁迅、蔡元培、阳明故里、宋六陵、东山、青藤书屋、沈园以及20多处地面上有完整建筑的名人故居和虽未列入文保单位但仍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名人遗址。
青藤书屋
(四)秀丽迷人的水乡风光景观
包括鉴湖,各类古桥建筑、纤道、古戏台、山阴道、环城河、运河园、白马湖等等。
绍兴太平桥
(五)由代代相传的乡风民俗所组成的风俗、风情画面
包括祭禹、黄酒节、社戏、书法节、腊月风情节、祝福场景、大大小小的茶馆、酒店、仓桥历史街区、鲁镇、以及遍布城乡的近200家民间剧团及其所演出的“露天戏”。
绍兴社戏
(六)具有浓厚乡土特色的各类建筑
包括古镇、古村落、舜王庙、曹娥庙、千柱屋以及各种类型的台门建筑与枕河人家。
上虞曹娥庙
(七)绍兴特殊地质条件下所遗留的石文化古迹
包括东湖、柯岩、吼山、羊山、新昌石佛、穿岩十九峰、诸暨五指山等等。
绍兴柯岩
绍兴之所以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有前提与条件的。正如文件所指出的那样:绍兴“春秋为越国都城,有著名的兰亭、清末秋瑾烈士故居、近代鲁迅故居和周恩来祖居等,是江南水乡风光城市。足见,绍兴最具魅力的三大特点:一是千年古城,二是名士之乡,三是水乡风光。而这正是绍兴与其他历史文化名城的不同之处。
不可否认:自国务院发文以来,古城的格局与风貌受到了较大的损害。以致有人惊呼:千年古城不见了,绍兴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名存实亡了……但这毕竟有点言过其实,只要仔细观察一番,就可以发现:千年古城魂犹在,名人踪迹处处有,水乡风光今更美。
新昌唐诗之路博物馆
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很难像普通商品那样明码标价。其价值的复杂主要表现在滞后性,间接性与社会性、滞后性有两层内涵:一是古董效应。随着岁月流逝,经济发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留恋和需求直接上升,文化遗产的价值增大。二是不同的文化素养对同一文化遗产会有所不同的感受和评价。间接性表现为管理部门和获利部门的脱节,经济上没有形成良性循环,不少管理部门从文化遗产中得不到多少直接利益,但文化遗产的点缀,增添了城市的文化气氛,使旅游业等行业受益匪浅。
文化遗产的社会性主要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通过文化渗透可以加深人们对绍兴的了解,这是无形的,也很难用经济价值来衡量,但会对投资环境的改善发挥作用。例如对绍兴精神的提炼与弘扬显然有利于培育注重实干的“务实”精神,励志奋进的“图强”品格和博纳兼容的开放意识。
绍兴鲁迅祖居
三、绍兴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转换方式
上述内容表明:绍兴有丰厚的有形和无形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作为越国的后人,传承历史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对当代绍兴的发展,有其重要作用。但是,要真正发挥绍兴历史文化的应有价值,就必须根据时代的要求对绍兴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转换,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实践证明:历史文化遗产的转换首先要在价值取向上实现时代的转换。不可否认,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遗产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既可产生正能量,也会产生负能量,必须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例如,绍兴历史文化精神财富中,具有丰富的“爱国”、“勤政”、“清廉”、“好学”、“诚信”等优良品质,这就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历史支撑。但是任何历史时期的文化传统都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任何历史的名人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和受到个人认知水平的限制。我们不能苛求前人,用今人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古人,也不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去任意拔高与美化前人。有例为证:陆游是一位爱国诗人,其爱国主义的主题贯穿于毕生的创作之中。其临终的《示儿》诗是一首忧国忧民的悲壮诗篇,成为千古绝唱。但在封建社会中,社会价值观的取向是以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为核心的,爱国与忠君是联系在一起的,陆游的爱国同样与赵姓王朝密切关联的,这与我们当今所说的爱国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今社会,只有以国家根本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价值取向的唯一标准。要从根据统治阶级少数人的利益为依据,转变为以整个民族及社会的基本利益为依据。这些年来,王阳明研究很热,政府斥巨资“恢复”阳明故里,阳明心学成为各级干部竞相学习的内容,在一些地方,有人甚至把阳明学说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相提并论。引起不少人的议论。且不说过去我们曾大力批判和全盘否定过的“宣传唯心主义”与“镇压农民起义”并不是没有依据的。阳明心学中“知善知恶是良知”的观念和“民为邦本”的主张,也要以王阳明原来的以维护明王朝最高利益为功过是非标准,转换成以“百姓日用之道”为最高标准,只有实现了这一转换,才能使绍兴历史文化中所秉承的价值观念在当今仍能发挥引领作用,成为促进民族文化认同,整合价值观念,构建精神家园的重要源头。
陆游像
绍兴历史文化中有关价值观的现代转换还要积极汲取时代精神,与时代同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2016年9月G20杭州峰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幕辞中提出了关于20国集团发展的四点建议:与时俱进,知行合一,共建共享,同舟共济。4个关键词中,3个与绍兴的历史文化有关。
蔡元培像
蔡元培先生在1910年的初撰写的《中国伦理学史》中,针对清末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局面,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提出了“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的观点。
1919年,上虞乡绅陈春澜委托乡贤王佐和著名教育家经亨颐等创办春晖中学,以“与时俱进”作为校训。1922年,蔡元培先生在该校的演说中,也表达了这一思想。
经亨颐像
知行合一,是明代思想家王阳明提出来的,“知行合一,止于至善”。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行合一”是明末清初绍兴文化人的一个共同理念,以王阳明、刘宗周、陈洪绶为代表的一批有眼光、有担当的文人,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连接在一起,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学以致用,这是浙东学派的特点。
王阳明像
“同舟共济”与春秋时期吴越争霸有关。成语典故出自《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共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绍兴传统文化的迸发力就这样恰到好处地显现在G20峰会上,习主席在阐述经济治理时撷取了中华文明的智慧和结晶,正是传递了要让历史文化为当代所用的重大信息。
绍兴文化家底殷实,有专家曾说:“中华文明史中地上地下都能找到绍兴的痕迹”,“绍兴所有现存文物和史料在《二十四史》中都能找到印记”。而在新时代的召唤下,作绍兴历史文化遗产的当代转换方式还有很大的空间。例如:我们可以组织人力盘点和疏理现有库存文物,重新认识历史文物的重要作用,让这些身在闺阁无人识的“国宝”、“省宝”与“市宝”活起来,让他们通过专家的点评走向民间,走向市场。同时重新踏看市区地面上尚有遗迹、遗物、遗址可寻的各级文保单位和名胜古迹。仅以越城区为例,与军事人物有关的现存场所就有府山,包括风雨亭、飞翼楼、文种墓、越王台与革命烈士纪念碑在内(与句践、范蠡、文种、辛弃疾、王阳明、徐渭、秋瑾、周恩来、贺扬灵等有关)、投醪河(与句践有关)、昌安街、前观巷和后观巷、拜王桥与凤仪桥、月池坊、观音弄、钱王祠前(与吴越国王钱镠有关)、和畅堂、秋瑾故居纪念馆(与秋瑾有关)、王衙弄、假山弄(与王阳明有关),大园弄、谢家湾头(与明代 兵部尚书谢迁有关)、东浦陈家祠堂(与国民军上将陈仪有关)、东浦徐锡麟故居(与徐锡麟有关)、陶堰陶成章故居(与陶成章有关)、秋瑾纪念碑(与秋瑾有关)、大通学堂(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有关)百岁堂周恩来祖(故)居(与周恩来有关)、孙端吴融马青故居(与浙东纵队司令员马青有关)
绍兴秋瑾烈士纪念碑
以上人物,虽有多重身份,有的是帝王,有的是大臣,有的是幕僚,但均参加过军事斗争,如徐渭参加过抗倭斗争,陶成章指挥过光复南京战役。
与军事活动有关的地名与建筑物则有(限于篇幅,均略去介绍来历文字):大教场、小教场、投醪河、昌安门、大通学堂、后堡大桥、皇甫庄包殿等,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遗产与精神遗产,尤其是从这些遗产中所反映出来的故乡先贤那种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越人性格,包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刻苦耐劳、知难而上、百战不殆、多谋善断、轻死赴义、敢于牺牲、乐于奉献、保乡卫国等高风亮节,永远值得我们怀念与效仿。
应当承认,绍兴对于名人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历来是比较重视的。已经作了大量的投入,形成了相当的规模,也产生了较好的效益和广泛的影响。但这样的工作还刚刚开头,还有着做不完的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加强规划与引导。
首先要有一个名人纪念的规划。中央曾经发过文件,对重要名人的重要纪念活动要事先作出安排,形成一定的规模与规律。例如逝世与诞辰纪念日,特别是逢十的纪念。一般名人的纪念可由名人研究会承办,有关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参加。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要由政府出面,作出周密的安排,不能临时抱佛脚,被动应付。
绍兴名人馆
其次是对至今未被列入文保单位的名人故居(遗址)要采取保护乃至抢救措施。如刘大白、许钦文、孙席珍、许寿裳,柯灵、张中晓等人的故居。
三是要精心安排名人旅游专线,在传统旅游线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新的参观点。鲁迅、蔡元培、书圣故里、王阳明故里与辛亥三杰可作为首批旅游专线,借此可以把分散在绍兴城乡的名人景点很自然地串在一起。让游客实地体验到名士之乡的魅力与风采。
书圣故里
实践证明:货好还得勤吆喝,酒乡、茶乡、水乡、桥乡、戏曲之乡、纺织之乡、方志之乡等美誉都需要加强宣传的力度,对绍兴历史文化遗产可从总体上进行提炼与概括,形成对外宣传的整体品牌。如:
一次机遇:大禹治水把绍兴带入了中国历史的开篇。
三个奇迹:绍兴有三个历史时期处于中国政治的重要地位。
六座高峰:①禹文化高峰②越文化高峰③魏晋南北朝文艺创作高峰④南宋文化高峰⑤明代哲学和文学艺术高峰⑥近现代新文化高峰。
十大光辉:除上述六个历史时期以外,尚有:新石器时代的小黄山遗址与河姆渡文化,唐代浙东唐诗之路,元代绍兴诗书画创作成就,清代的师爷文化。
绍兴师爷博物馆
要分门别类挖掘整理出与历史文化有关的相关典故的来龙去脉与丰富内涵。编辑出版乡土教育的大众读本。并通过多种渠道,让这些普及读本进社区、进机关、进农村、进学校、进企业,使之广为传播,家喻户晓,从文化的高地让绍兴再出发。
(本文作者何信恩系《绍兴市志》副总纂、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本文由何信恩先生授权在“新越绝书”微信平台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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