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深挖大陆“读经热”背后的商业链条，指其为“残酷试验”。文中提到了台中教育大学副教授王财贵，他于1994年在台湾发起“儿童诵读经典”的教育运动，随后来到大陆宣讲。

大陆的“国学热”确实多多少少受到台湾的影响，比如此前被捅破传播骗局的《弟子规》，就是从台湾流行起来的，因为台湾一向被追捧为保有“国学正统”，自然让某些大陆民众趋之若鹜。

然而看似方兴未艾的“国学教育”，在两岸的教育体系中究竟是如何实施的？坊间说法普遍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保存在台湾”，但台湾至今真的保存了很好的“国学教育”传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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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的“国学教育”现况还不如大陆

自1956年起，台湾地区高中课程中安排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科目，属于高中国文科教科书之外，列为必选的内容之一，因此在教学现场的使用相当普遍。该教材选取儒家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四书中的经典章节，涉及做人、处世、内政、世界观、群体观等各方面内容。

到了1966年，大陆因“文革”，中国某些传统文化元素遭到破坏，教育体系也受到影响；为有别于“文革”对文化造成的冲击，当时台湾领导人蒋介石发起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以复兴儒家为主，整理传统文化、去糟粕留菁华，并吸取西方文化的精粹，揉合中西文化，与大陆“文革”分庭抗礼。

政治性因素意外促成台湾重视“国学”的文化运动，《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自然也成为极为重要的载体之一。

但2006年民进党执政时，重本土化而欲“去中国化”，将《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大幅缩减并改称《论孟选读》，并取消必修改成为选修。

重返执政的国民党又宣布在2012年“拨乱反正”，恢复其必选的性质，重塑它在高中国文科教育中的地位与重要性。

台湾的高中如此重视“国学”，那对属于义务教育初阶的小学阶段是否“向下扎根”呢？

经笔者采访台北市立国语实小的高年级教师后发现，目前小学国语课（即大陆称的语文课）每周仅有5节的授课时数，与过去9节时数相比减少近大半。

以目前该校使用的翰林版教科书来说，不仅没有教授任何如《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与古典文学相关的正式课程仅有四年级下学期第七课“不识庐山真面目”（苏轼《题西林壁》），五年级上学期第八课“古今西湖诗选”，以及六年级上学期第八课“古诗文选读”。在小学六年的学习历程中，只有三课的语文课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真可谓凤毛麟角。

况且该校没有另外举办全校性统一的阅读经典活动，唯一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关的课外活动，就只有阅读背诵《古诗读本》，而且是每两周才教一首古诗，由各班的班主任自行教授，校方唯一的检核方式，就是在每两周一次的学生朝会上进行“我爱诗词”活动，随机抽点每年级三位学生上台背诵古诗词。既然是两周才学一首、又是随机抽点，学生也不见得会非常认真地学习古诗词。

所以，由位于台北市中心该所小学的授课状况来判断，台湾地区并非从小学就开始重视所谓的“国学教育”。相较于笔者过去在该校就读五六年级时，由班主任每天教授一则《论语》，每周六学习一首古诗（名为“古诗吟唱”的全校性广播）之情况，如今已大不如前。

若不看小学，只看初中阶段，是否又重视“国学教育”呢？答案依旧是否定的。

笔者在访问师大附中国中部（即大陆称的初中）教师后得知，目前该校使用翰林版的国文教科书，其中与儒家经典相关的就只有收入《论语》四则（“学而时习之”、“见贤思齐焉”、“日知其所无”、“譬如为山”），而且是在初中一年级上学期的第六课，只占该学期教授十二课中的一课而已，占比极低。

若不将国学范围定义为只限儒家经典，再加上古诗、古文、绝句、律诗、宋词、元曲以及语文常识对联等，初中一年级有7课、初二10课、初三8课，总计在初中三年学习的70个课目中只有25课，仅占比35％。

除此之外，还会依据教师授课进度快慢做调整，不是每位教师都愿意多花时间在只有三分之一的古典文学上，如果有教师愿意提供课外补充教材，那就真的是谢天谢地了。

大陆目前的中学“国学教育”则与台湾不尽相同。以贵州省贵阳一中使用的语文教科书为例，不仅选入《论语》、《孟子》的部分篇目并要求背诵，还加上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版）的《先秦诸子散文》作为独立选修教材，其中收录《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共计26篇选读文章，范围比只取材于儒家《四书》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还要更广；重庆市二十九中使用的是人教版语文教科书，内容选取《孟子》（“寡人之于国也”）、《荀子》（“劝学”）、《大学》，还有贾谊“过秦论”与韩愈“师说”的古文选，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诗选，加上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节选，内容非常丰富。

在独立教材方面，有选修的人教版《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单独成册给授课教师自由使用，除了收录《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尚搜罗了战国的屈原（“湘夫人”）、《庄子》，汉代司马迁，魏晋阮籍、陶渊明，唐代高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白居易、杜牧、韩愈、柳宗元，南唐李煜，宋代周邦彦、欧阳修、苏洵、苏轼、李清照、陆游，明代归有光、张岱，清代那兰性德、方苞等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作品，时间跨度从先秦到清朝之长，比《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有过之而无不及。

升学考试下的“国学补习班”

台湾地区学生从小学起缺乏儒学经典的阅读，到了初中虽有加入《论语》选，但仍如点缀性质，聊胜于无。这也导致学生一上高中就必须立即面对除语文教科书之外的独立教材——《中国文化基本教材》时，难免会有些吃力。课纲一敲定、学校老师对此教学时数不足，加上升学考试故意考得相当艰深，学生的学习成就感低下，转而只关心考高分应付过去，所谓的“国学补习班”教育产业链便应运而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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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补习班打着“国学”的名义，极力强调国文科的重要，甚至称“国文垮会拉垮全部，三年努力付诸东流”、“经济效益庞大，补一年抵消英数补三年的成绩”等偏废其他学科学习的错误论调，使“国学教育”沦为“考试领导教学”下的产物。

试问，参加了那所谓的“国学特训班课程”填鸭式的学习后，真的就能懂得什么是“国学”的精髓？还只是死记硬背了一些考完试就忘光，且认为这辈子也不会再用到的琐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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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国学”是指儒家经典或是中国古典诗词歌赋，都应该是陶冶性情德行、感受文字优美，发思古之幽情，使人修饰自身的外在行为与内在情感，从质朴粗鄙蜕变至典雅高尚的“文化”历程，不该服膺于政治。被当作与特定政权或意识型态对抗的工具，简直是本末倒置。

大陆目前已兴起了“国学热”等复兴传统中华文化的热情，这点是相当值得肯定。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必须打破的迷思是：大陆地区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没有比台湾少，深度和广度也不会比台湾差，换句话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传承中华文化是很重要的一环，也是两岸一同正在进行的使命，而非台湾一家独享的专利。

事实证明，台湾目前已经没有向下扎根“国学”的做法，大陆方面正可引以为鉴，加强小学阶段的儒家经典与古典诗词歌赋教育，从小提供国民一个极为容易接触“国学”的环境，自然可收移风易俗之效，以传统道德价值标准弥补法律的不足。

在重视文化创意产业与互联网的时代，“国学”也可与前两者做联结，开发出相关的学习教具与商品，并以互联网营销扩大影响力，使“国学”不再只是教条或封建时代的糟粕，而是成为中国人真能够活学活用、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