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一位叫朱端绶的老妇为自己女儿入党问题东奔西走，她和丈夫都是老革命了，在解放前曾长期工作在隐蔽战线，他们的女儿熊畅苏是他们在战乱年代唯一长大成人的女儿，一直以来认真学习。

女儿在13岁进入贺龙中学读书时，就穿上灰色的军装参加土改工作队，经常跟同志们一块到农村去工作。

许克祥（许克祥克）

1957年，女儿从北京俄语学院毕业后，没有留恋北京的城市生活，而是响应党的号召，到基层去工作，先是在河北保定列车电业基地担任俄语翻译。

1958年又报名到支援大西南建设中来，到成都第十四列车电站，成为一名普通劳动者。

作为一名出生于革命家庭，一直要求进步的女儿，也算“老革命”了，老妇始终想不明白，为啥组织就不让她的女儿入党呢？这成为一名老母亲的“心病”。

经过打听才知道，组织上一直不能解决女儿入党的原因是，熊畅苏在大学入校的时候，父亲为她填写的履历中，家庭成员中有一位叫熊笑三的哥哥。

这是父亲与前妻生下的孩子，熊笑三是一名国民党将领，在解放战争时曾担任国民党第五集团军的中将军长，在淮海战役中，中共中央曾要父亲给他写信，劝他起义，然而熊笑三不为所动，要和蒋家王朝共同陪葬，陈官庄战役后，熊笑三还不知悔改，冥顽不化，化装成军医潜逃到香港，后到台湾。

有了这样一位成分有问题的哥哥，妹妹想要入党自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女儿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哥哥，可是却因为他的原因，导致自己无法入党，老妇也对丈夫生气发火，为啥要在女儿的履历上写上这个国民党的哥哥？

夫妻两个人大吵一架后，也觉得对不住女儿，于是便给女儿所在单位的领导写了一封说明信，讲述他们一家在解放前所做的事情。

女儿单位的领导看到他们家的事迹后，简直不敢相信，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就将此信向上级党组织汇报，没有想到此信一直上报到中央，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手中。

周恩来于是亲自做了批示，除了证明熊笑三与他们家的关系外，还加上了一句话：“在内战期间，熊瑾玎、朱端绶两位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很多读者可能并不清楚这个老妇人一家在革命时期究竟做了哪些工作，为何会受到周恩来如此高度评价？

朱端绶是湖南长沙路口镇人，本来祖上还有些家产，但是在她6岁的时候，在饱受战乱的年代里开始家道中落。

朱端绶的母亲原本是大家闺秀，从小饱受“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荼毒，没有读过书，什么也干不了，为此常常跟女儿们说“你们的爸爸没有熟人，找不到事情做，我自己也没有本领，找事就更无门了，没有工作，就要受穷。”

为了生存下去，小小年纪的朱端绶就带着妹妹上山打柴，饱受艰辛的生活，但从此练就了勇敢泼辣而且坚毅的性格。

朱端绶14岁那年，听说在离家四五十里路的一个庙里，有人开办了一所女子职业学校，可以学一些知识。

她不想再像母亲那样浑浑噩噩过一辈子，于是带着两块红薯就离开家去求学了，因为距离并不算近，她是一边走，一边问，直到天快黑了，才找到这所学校。

朱端绶自然交不起学费，但她还是诚恳地对校长鞠了一躬说道：“我想到你这里学一门谋生的本事。”

在那个时代，谁不想学一门谋生的本事啊，可是校长打量了朱端绶一眼，摇摇头说：“你的手脚这样粗，能学什么呢？学刺绣，你的粗手不能拿丝线，学缝纫，你也只能做粗布衣服，连丝绸都做不了……”

朱端绶苦苦哀求说：“校长，你收了我吧！我什么都能做，不怕辛苦，不怕累。”

看着朱端绶诚恳的眼神，校长总算是答应了下来，让朱端绶进了学校。

随着革命思潮涌入湖南，这所学校的学生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朱端绶从女校启蒙后，又考入到长沙女师，在这里，她遇到了她的恩师徐特立。

徐特立从法国勤工俭学归来后，创办了长沙女师，朱端绶入学不久，就成为女师学生会的宣传干事，经常到校外参加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

有一次，进步刊物《新雷声》社长曾三，代表长沙学生到省政府去抗议当局镇压学生参加爱国游行而被扣留。

朱端绶得知后，立刻组织同学们一块去省政府要人，也被扣留，徐特立得知后立刻派人为关押的学生送饭，并想方设法解救他们。

经过这一次被捕后，朱端绶非但没有胆怯，反而比以往更加勇敢了，又有一次，当局克扣学校的教育经费，朱端绶就和学生们去包围了教育厅，教育厅长把学生们都关了起来，徐特立又想尽办法把学生们救了出来。

在就读期间，朱端绶还去清水塘向毛泽东请教过一些共产主义思想，受益匪浅。

1925年3月，朱端绶因为表现良好，被同学黄颐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颐曾担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妇女部长，她曾带着朱端绶到周边农村搞社会调查，将调查材料整理成书面材料，然后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对她们十分赞扬。

朱端绶从此跟着黄颐一块工作，先是到长沙第一纱厂，在女工中发展积极分子，并成立女工小组，建立起党组织，后来朱端绶受组织派遣到株洲粤汉铁路工人子弟学校当教员，宣传革命思想，并秘密为湘潭县委做交通工作。

1927年4月21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长沙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朱端绶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到长沙给省委送文件及一台油印机。

从湘潭启程到长沙需要乘坐游轮，为安全起见，朱端绶有意去和船上的国民党军官搭话，想要结伴而行。

国民党军官们见到这里年轻漂亮的“女学生”，都有好感，愿意跟她交谈，在到达长沙时，国民党军官还主动帮她提包，把她送出码头，这才避开了国民党设置的哨卡，没有被搜查。

在完成了组织上交待的任务后，党组织最终决定将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交给朱端绶，那就是担任福兴商号的“老板娘”。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云南路477号那栋临街小楼二层窗外，挂出了福兴商号的招牌，专门经营纱布生意，由中央机关会计熊瑾玎担任商号的老板。

熊瑾玎也是长沙人，早年曾在长沙担任小学教员，因此结识了毛泽东、谢觉哉等一大批思想进步的同志。

熊瑾玎提倡创办实体经济来积累革命所需的经费，当时毛泽东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旅费，就是熊瑾玎筹措的。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熊瑾玎富有理财经验又善于结交朋友的特点，分配他担任中央机关会计。

熊瑾玎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会计，当年中共中央机关的经费都由他一个人保管，凡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经费去向，也都由他发送，苏区送来的黄金等经费，也由他负责兑换成法币。

福兴商号实际上也是中央机关开会和办公的秘密机关和联络点，并存放着许多党的秘密文件。

然而熊瑾玎当时已经42岁，一个人打理商号，时间长了，难免让人怀疑，因此，组织上决定给熊瑾玎安排一个“老板娘”，一块打理福兴商号。

为此，周恩来提供了3位女同志让熊瑾玎挑选，熊瑾玎经过慎重的思考，选择了同乡朱端绶。

这并非是简单的选择搭档，如果选中的女同志跟他一点都不搭，反倒是更容易暴露。

朱端绶跟熊瑾玎之间不仅是同乡，之前就已经相识，在“马日事变”后，朱端绶不久被国民党当局通缉，不得不来到汉口。

徐特立

当时恩师徐特立正在汉口养病，就住在熊瑾玎那里，朱端绶得知恩师生了病，立刻前去看望，一看到朱端绶，徐特立就很高兴，跟她讲了南昌起义时的经过，朱端绶则讲了自己离校后投身革命的事情。

她的话，让一旁的熊瑾玎十分有好感，朱端绶在长沙女师读书时，熊瑾玎是学校的校董之一，但是两个人并不相识，此时见到意气风发的朱端绶，难免对这个机敏的女青年产生好感。

为了给朱端绶留下好印象，熊瑾玎还玩起了小心眼，他知道朱端绶每天都要去看徐特立，因此掐点也去跟徐特立聊天，还故意把时间拖得晚一点，这样他就有借口送她回去了。

熊瑾玎到了上海后，对朱端绶念念不忘，当周恩来要给她物色个“老板娘”时，他直接就选了朱端绶，其实，朱端绶对温文尔雅的熊瑾玎也有一定的好感，因此，在接到任务后，立刻从汉口赶到上海。

朱端绶到上海后，熊瑾玎便带着她去和几位中央的领导见面。

周恩来对朱端绶十分关心，还特意询问了一些她个人的情况，朱端绶也是后来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周恩来，对于工作上的事，周恩来要她先适应上海的环境，然后再去福兴商号当“老板娘”。

当听到老板娘三个字时，朱端绶还有点害羞，熊瑾玎就跟她解释说：“是假家庭，对内仍然以同志称呼”。

朱端绶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看守机关，为开会的同志们放哨，并准备饭食。

朱端绶小时候虽然吃过很多苦，但做的都是粗活，后来又进学校读书，对厨房的活并不熟悉，哪个老板娘能不会做饭？这不露馅了？于是熊瑾玎就亲自教她，并告诉她，每位领导都喜欢吃什么，比如周恩来爱吃红烧狮子头，李立三爱喝火腿冬瓜汤，她就学着去做。

一点点，大家都喜欢吃她做的菜，周恩来还经常表扬她做得好吃。

周恩来是负责中央特科的，对隐蔽工作有很充足的经验，他每次来开会的时候，都要嘱咐朱端绶几句：“小妹子，这里是中央最重要、最机密的机关，你既要心细，又要胆大，不可有紧张的表情，当‘老板娘’嘛，要有个落落大方的样子。”

除此之外，还派人来教朱端绶如何防止警号，护送文件，应付特务的搜查，很快朱端绶也能得心应手了。

两个人当时对外扮演夫妻，对内是同志，晚上都是各自睡觉，在朝夕相处中，熊瑾玎逐渐抑制不住自己的爱，有一次，他将自己写的一首表白诗抄给朱端绶看，朱端绶看完后脸颊顿时红了起来。

对于熊瑾玎的表白，朱端绶不知如何是好，于是鼓起勇气问了熊瑾玎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熊瑾玎已有家室，两个人能结合吗？另一个是，两个人年龄相差22岁，会合适吗？

熊瑾玎的父母在很早以前就给他办了一桩婚事，婚后生下7个孩子，生活还算可以，然而因为熊瑾玎在参加革命后，被反动派通缉，不得不离开家乡，妻子写信要求他登报离婚，熊瑾玎便将家里的产业都交给了妻子，然后同意登报离婚。

然而他把这份登报离婚的信拿来给朱端绶看后，郑重地说：“我们是父母包办下的封建婚姻，毫无感情，无法情投意合，从我入党后就是新生命的开始，现在我想建立一个新的家庭。”

然而年龄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朱端绶始终拿不定主意，便决定先思考一下。

第二天，周恩来到商号来，看到朱端绶好像没休息好的样子，便询问他们是怎么回事，于是朱端绶便向周恩来说了自己的想法，在一块生活了三个月后，他看出熊瑾玎是一个真诚可信的人。

周恩来说道：“很好嘛，你要找个志同道合的人，我看熊老板年纪虽然大些，但干革命的心很年轻，大家很信赖他，而且他当这个管家不容易，身边也得有个亲人照顾呀，有个老板，总该有个真老板娘才好！”

在周恩来的开导与撮合下，朱端绶最终同意了这桩婚事，周恩来也成了他们的月老。

第二天正好是中秋节，熊瑾玎和朱端绶在饭店举行了一个简单却很热闹的婚礼，周恩来作为主婚人，李立三、邓小平、陈赓等人都参加了婚礼。

周恩来开口说：“从今天起，端绶就是我们的老板娘了，大家不要再称呼她小妹妹了。”

“说得对，为我们的老板娘干一杯！”紧接着李立三、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的同志一一举杯敬酒。

两个人正式结婚后，便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朱端绶逐渐适应环境后，又承担起了秘密交通员和洗抄药水文件的工作。

在结婚两年后，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每次同志们来商号开会，朱端绶为了不让孩子哭闹影响到大家，就会把奶瓶放在孩子的嘴巴上。

有一次，朱端绶到附近的商店买东西，恰好孩子的奶瓶掉了，孩子开始哭了起来，周恩来听到孩子的哭声，连忙把孩子抱进会议室，一边给哄孩子，一边开会。

朱端绶到上海的时候，正是年轻的时候，上海的繁华是出了名的，朱端绶每天忙于工作，竟然没有看过一场电影，更不敢留下一张照片，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到交通工作中。

福兴商号也在白色恐怖中发挥了3年的作用，然而危险也是时常出现的。

1931年，因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使得党中央难以在上海继续坚持战斗，熊瑾玎和朱端绶在上海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先后撤到湘鄂西苏区。

1932年9月，湘鄂西苏区的斗争失败，朱端绶和熊瑾玎等人历尽千辛万苦，才得以脱险，回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临时中央继续让熊瑾玎与朱端绶负责内部交通，他们在上海开了一家酒店借以掩护身份，继续掩护党内的地下工作。

然而不久，熊瑾玎就被特务抓捕，在南昌起义后，贺龙的结发妻子向志德及家人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来到上海，熊瑾玎负责照顾。

1933年4月8日，国民党特务和法国巡捕房闯入向志德家中，并在他家周围布下安坦，熊瑾玎去给向志德送生活费，被埋伏的特务给抓捕了。

朱端绶正在家里“坐月子”，见丈夫迟迟没有回到，便让熊瑾玎与前妻所生的长子熊侃文去打探消息，也被敌人给抓捕了，到了晚上，朱端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便立即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党组织立刻指示她展开营救，朱端绶找到宋庆龄，请来很多著名律师，来给熊瑾玎及贺龙家属辩护。

在朱端绶随律师去见熊瑾玎时，也被特务抓了起来，并对她严刑逼供，让她交代自己通共的事情，朱端绶坚决不承认，巡捕在调查8个月后，因缺乏证据，最终于1934年初将她释放。

朱端绶出狱时，已经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在困境中，她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从老乡那里借来一些钱，在妹妹和父亲的帮助下借了一些钱，在法租界开了一家小酒店，赚来一些钱，买一些营养品给监狱中被关押的丈夫熊瑾玎及贺龙家眷和狱中的同志。

经过长达4年多的官司后，熊瑾玎仍然被反动当局判处8年徒刑，一直到全面抗战爆发，中共中央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派毛泽民等人前往上海设法营救熊瑾玎等人，在民主人士章士钊的推动下，熊瑾玎才结束了四年多的牢狱生活。

熊瑾玎出狱后便直接受周恩来的领导，担任《新华日报》总经理，朱端绶起初负责外埠发行，后来担任会计科长。

《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国民党政府虽然表面上允许出版，实际上却百般阻挠，冒着很大的风险，不但限制发行量，还砸过营业部，封锁纸张来源。

然而熊瑾玎与朱端绶夫妇并没有害怕，而是广交朋友秘密支持报社，使得《新华日报》在抗战时期一直发行，从未因资金不足而停刊。

为了监视《新华日报》，国民党当局派一个团驻扎在报社附近，这个团恰巧是熊瑾玎与前妻所生的第三子熊笑三。

当熊笑三得知自己的任务是监视自己的父亲时，十分为难，曾向自己的上级反映过，可是上级知道熊瑾玎因为参加革命，早已跟家里翻了脸，因此故意这样安排。

周恩来便派朱端绶去做熊笑三的统战工作，朱端绶作为熊笑三的“后妈”，关系自然是很微妙的，让她去做工作，很显然是不容易的，但是熊瑾玎是公开的共产党员，压根就进不了国民党军的驻地。

1939年除夕的时候，朱端绶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看熊笑三，见面后，大家敞开心扉，聊得很投机。

熊笑三说：“过去，因为我走的路不同，这些年音信全无，现在好了，国共合作抗日，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我们两党应团结起来，光复我们的锦绣河山……”

通过熊笑三，朱端绶也取得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熊瑾玎夫妇曾长期作为中央机关的会计，为中央机关把控钱财，被人叫了半辈子的“熊老板”，然而自己家却过得很清贫。

在革命战争年代，熊瑾玎夫妇一共孕育了5个女儿，却都是多灾多难，大女儿患了心脏病，31岁的时候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四女儿刚出生11天就夭折了，五女儿从小就被寄养在姨妈家里，还没等与父母团聚就患病去世了。

三女儿的夭折最让夫妻二人痛心，《新华日报》刚搬迁到重庆的时候，他们的三女儿因肺炎高烧，夫妇俩立刻带着女儿去医院看病，医生见状，要十块大洋才肯救治。

十块大洋他们是能够拿得出的，但是那是党的经费，是不能私自挪用的，当时报纸刚刚复刊，经费非常紧张，夫妻二人谨记组织的原则，无奈抱着女儿回了家，三女儿因病情太重，回报社时便夭折了。

最终只有二女儿熊畅苏健康长大。

大概是因为自己的孩子一直没能过上好的日子，在新中国成立后，熊瑾玎夫妇便将拿到工资除留作家用外，全部寄回家乡，资助贫穷的孩子读书，到熊瑾玎去世前，资助的孩子已经数不过来。

正因为熊瑾玎夫妇在革命中做出如此大的贡献，始终心系百姓，当周总理得知他们的女儿熊畅苏因为家庭成分始终无法入党时，除了证明熊笑三与他们家的关系外，还加上了一句话：“在内战期间，熊瑾玎、朱端绶两位同志担任党中央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

这是对熊瑾玎夫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最高褒奖。

1973年元旦，朱端绶与87岁高龄的熊瑾玎拍下了纪念合照，作为结婚45周年的纪念。

不久之后，熊瑾玎便卧床不起，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找来几位专家来给熊瑾玎会诊，当时周恩来身体也不好，身为总理的他又要处理繁忙的政务，1月15日，周恩来送走外宾后，还急忙赶往医院看望熊瑾玎这位曾经一块战斗过的伙伴。

当时熊瑾玎已经陷入到深度昏迷当中，周恩来赶到后便问：“熊老留下什么话没有？”

朱端绶拿出熊瑾玎昏迷前让她记下的两句诗，递到了周恩来手中，上面写着：“叹我已辞欢乐地，祝君常保斗争身。”

看完后，周恩来轻轻握着熊瑾玎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1973年1月24日，熊瑾玎这位为党操劳半生的老人，走完了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

1994年1月24日，朱端绶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一对恩爱的夫妻在同一天离开了人世，也许这就是缘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