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仁爱”、“信义”，这些有着鲜明儒家特色的街道命名虽然始于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不过，儒家传统在台湾的根基却并不是自那时起才开始建立的。事实上，台湾的中国文化

特约记者 李兮言

“忠孝”、“仁爱”、“信义”，走访过台北的大陆游客，必定对台北的这三条主干道名字印象深刻。如果说蒋家王朝曾经的光复梦体现在台湾的“北平路”、“重庆路”，那台湾对儒家传统的尊重则被清清楚楚地印刻在了这三条以儒家信条为名的主干道上。这些有着鲜明儒家特色的街道命名虽然始于1945年台湾“光复”之后，不过，儒家传统在台湾的根基却并不是自那时起才开始建立的。事实上，台湾的中国文化传统即使在“日据”时期，也未有中断。

民间至今非常尊重读书人

1895年，根据《马关条约》，清廷将台湾、澎湖割让予日本。日本在台湾实施的是具有民族差别的殖民政治。但在文化层面，由于日本文化本身受中国影响较深，因此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早期至中期，尽管一直在推行日本文化教育，但是并不能真正实行“去汉化”。根据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阎鸿中的说法，“日本的读书人学问知识稍高的，都以读汉文、古书为荣，它不可能真正去掉汉文化。到日本统治台湾中期，台湾的士绅家庭，尤其是有声望的家庭，一定都看过古籍读过汉文。只有在日本战败前夕，日本文化政策改变，汉文化才走向衰弱，但不曾中断”。

在日据时期，从1895年到1919年为止的24年，属于“初期武官总督时代”。在此期间，日本因担心台湾本地对日本的武装抵抗，派送武官到台湾任总督。但到1936年，出于台湾抗日活动逐渐温和等原因，总督开始改由文官出任。“日本前期派到台湾的总督，传统文化造诣都很高，他们跟台湾的士绅阶层有很多合作，关系较好。所以台湾士绅阶层在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反而有失落感，大量外省精英来了之后，他们被边缘化了。后来他们从事很多运动，跟这个背景都有关系。”台湾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北大中文系教授龚鹏程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事实上，从郑成功时期起，台湾就建立了正式的科举考试制度。到清朝，整个台湾的汉文化教育已经相当普及。日本统治时期虽然大力推广“国民教育”，建立现代化教育制度，但台湾的传统私塾房仍被允许存在。“在当时，小孩一边读现代的小学，一边也在私塾堂念念四书五经，这种情况非常普遍。直到日本快战败，日本政权才开始压制台湾的书院，禁止汉文。但这个禁止也不彻底，报纸书籍、民间私塾仍然存在。”龚鹏程表示。

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阎鸿中则指出，日本传统文化对汉文化的重视，对台湾民众的心理产生了长期的作用。“一般的民间老百姓对能够写诗、讲经的读书人非常尊重，直到今天，在台湾乡间仍会听到民众津津乐道‘我们这里的哪位读书人在20世纪前期写了些什么东西’。这些人在日本统治时期可能没有功名，也不见得有官方认定的身份，但他们在民间很受尊重。”

相对“文革”的文化复兴运动

1947年，台湾“光复”后不久，便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这一事件使蒋介石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遗余力地实行去日本化，杜绝一切日本文字，强力推广国语。而国民党政权退据台湾之后，首先提倡的就是白话文的教育，因为当时的本土知识分子能读日文、汉文以及古籍，却不会写白话文。根据阎鸿中的说法，在台湾有6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编写，却在1960年左右才正式被纳入课程。真正被官方标榜为重要课程，则缘于“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发生。

根据资料，1966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发生，对传统文化破坏严重。为了与“文革”分庭抗礼，1966年11月，孙科、王云五、陈立夫等1500人联名发起，要求以每年孙中山诞辰日（11月12日 ）为“中华文化复兴节”。次年七月，台湾各界举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发起大会，蒋介石任会长，运动在台湾和海外推行。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则令传统文化教育被强化。具体到学校教育，则是传统文化的文章篇幅增加，学校也会不时举办复兴文化活动，要求学生参加。

李陈时代的争权工具

1976年，“文革”结束，台湾相对的文化复兴运动自然进入尾声。尽管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以及当时的孔孟协会等组织，仍然维持运作，但作用愈来愈小。“因为到了蒋经国时代，社会的问题已经不是复兴传统文化的问题。社会上讨论的是传统文化对现代化社会有什么推动作用。”龚鹏程如是说。

李登辉的上台是另一个转折。在李登辉看来，台湾要想从中国脱离出去，必须在文化上去除“大中国思想”。因此，以“去中国化”为目标的台湾教育的改革必须进行。这一时期，台湾国学教育的两个主要来源部分—历史及国文课程，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调整。1994年，台湾教育部门修订了《国民中学课程标准》，增订“认识台湾”为必修课程，同时，台湾史的篇幅被提高。

其后上台的陈水扁，延续了李登辉的路线。龚鹏程指，李陈时代，台湾历史课本中的中国史被缩小，令中外史篇幅接近，国文部分，几十年的必修课《中华文化基本教材》被改为选修课《论孟选读》，学生不用参与该科考试，国文课程中的文言文比例亦被降低。在大学里，中文系中则分出了一个“台湾文学系”，这一新学系所能获得的社会、政治资源更远超过中文系。不过，龚鹏程也强调，即便是在这个时期，台湾教育体系中的文言文部分仍占有很大比例。“陈水扁时期改造国文，高中文言文比例约占45%，再加上诗词以及红楼梦之类的白话小说，仍高达70%左右。”

“从李登辉以来，台湾政权对教育体系强调淡化中国传统文化，历史课本、文学课本这些变成了政党争权夺利的工具，民众对文化的敬畏之心也就变小了。此外，对于教育体系的调整，也令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改变。这些举措都是由李登辉时期开始做，陈水扁走的则是同一路线，逐步强化。”龚鹏程表示，“尽管现在是马英九当权，但台湾是法治社会，很多东西不是直接就能改的，只能慢慢做些调整，去平衡过去几十年的影响。”

政治没能摧毁文化传统

2008年，马英九上任伊始，就开始了对国学教育的调整。根据台湾当局“教育主管部门”公布的2010年高中语文课纲草案，文言文比率上调为最高65%，文言文参考文选则从40篇减为30篇，其中台湾题材由8篇减为3篇，并扩大文化经典取材，选修科目增列“国学常识”。虽然文言文选文减为30篇，但一度被取消的李斯《谏逐客书》、魏征《谏太宗十思疏》，重新被选入，并明定每册课文应选一课文化经典教材，范围包括：诗经、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台当局“考试会”则规定，语文科考试命题文言文和白话文比率，各约为50%。

不过，阎鸿中并不认为不同政权对于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发挥了明显的效果。“所谓‘特别提倡’，都是政治手段，不见得实际发挥了多少效果。今天台湾的传统文化相对大陆保留得好一些，实际上是因为它没有被真正‘反对’过。某种程度上，台湾的传统文化教育正是受到了反传统政治人物的干扰后，反而激发了人们努力去争取。”

以《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为例，“学生学习为了考试，所以价值效果不彰显。反而是废除了课程，把它作为选修课程后，重视这门课程的人才意识到，不仅要在政治上重视，而且要让这门课真的有价值。”2006年，该课程被改为选修课，就曾引起社会的反弹，作家余光中、张晓风等还为此组成“抢救国文联盟”，想要恢复课程原本地位，但以失败告终。

“一般的父母亲会让孩子背很多传统经典，这些是自发的，学校里做的其实不算特别多。这是家庭教育重视社会传统，台湾的父母亲没有丢掉这个。此外，台湾民间有大量学者在讲传统、讲经，很多大学老师自发到民间去讲这些东西，这些都不是政府做为。”阎鸿中表示。

龚鹏程也持相似观点。“不能高估学校教育体系的作用。台湾的优势在于传统社会的结构没有变，各种原生性、地方性的社团，都会在社会上延续传统文化价值观。这会帮助社会上的人知道他们应当遵守的一些基本价值规范。台湾的国学教育不完全依靠在学校背诵考试，主要靠家庭、社会形成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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