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氏县古代书院文化

史天泽简史天泽家族史（史天泽墓）

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吴洪成、王雪迪

伏恭(公元前6年一公元84年)，字叔齐，琅邪东武(今山东诸城)人，东汉著名儒学大家。伏恭家学深厚，受其父伏黯所传，少有所成，步入仕途，官至司空，后被拜为“三老”。伏恭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齐诗》，改定章句，作《解说》九篇，位至光禄勋，无子，以恭为后”。

《齐诗》为汉初齐人辕固所传，后被立为官学。史称“诸齐以《诗》显贵，皆固之弟子也”。辕固为汉景帝时博士，在其后继弟子中鲁人夏侯始昌最为知名，始昌后来传授后仓。后仓传授翼奉、肖望之、匡衡；匡衡传授琅琊师丹、伏理游君、颍川满昌、君都；满昌传授九江张邯、琅琊皮容。因此，《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由此以推断，伏恭之父伏黯为《齐诗》的伏氏传人。《齐诗》属今文经学范畴，是儒学的主要课程之一，伏黯承《齐诗》之学，改定章句，作《解说》以明之，位至光禄勋，可见其必是当时的儒学大师。伏恭“少传黯学，以任为郎”，少时在伏黯的养育教导之下，继承了《齐诗》之学，学有所成，被委以官职，以其渊博的学识和勤政清廉的政绩受到东汉初期统治者的尊崇，“伏氏学”也因此在北方得以传播。

李昉为北宋封龙书院和中溪书院的创办者，曾长期于此研习学术、传授弟子、著述讲学，对封龙山书院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李昉(925—996)，字明远，谥号文正，深州饶阳人(今河北饶阳县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唐末五代十六国中后汉乾佑(948—952)进士。宋初授户部侍郎，迁工部尚书，改文明殿学士、参政政事。末几，拜平章事，兼修国史。李昉从仕清廉正直，不与人交恶。“昉和厚多恕，不念旧恶”，深受宋太宗赵光义赏识，有“李昉事朕，两任中书，未尝有伤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谓善人君子矣”之誉。

李昉著有文集5O卷(今已失传)，参与编修《五代史》《太祖实录》两部史书，主持编修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部宋代大型类书。从李昉一生的经历可以看出，其历仕后汉、后周，最后归宋，官居要职，著述甚丰，为不可多得的文史巨匠。史称李昉“为文章慕白居易，尤浅近易晓”，为“白诗体”代表人物之一，其文集并未传世，欧阳修《六一诗话》有如下描述：“李文正公进《永昌陵挽歌辞》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当时群臣皆进，而公诗最为首出。”由这样一位大学者所创建的封龙书院及中溪书院成为宋代北方书院典范是理所当然。

封龙山在唐代就出现了书院形式，文献记载：唐代建有西溪书院，为唐代著名隐逸派学者姚敬隐遁及授徒治学之所，后继者郭震又讲学修道于此。但真正具有教育教学活动的书院则存在于宋代，而这要得益于李昉对于封龙山书院的贡献。李昉作为北宋名相，先是在封龙山南麓创办封龙书院，后又在山阳坡创办中溪书院，其学术号召力与教学水平自然较之以前有大幅提升，两所书院交相辉映，办学规模日益扩大。当代方志资料有进一步的说明：“封龙书院在县西北封龙山下，相传汉李躬授业之所，唐郭震，宋李昉、张蟠叟，金李冶，元安熙皆尝结庐讲学于此。有孔颜曾三石像，盖即诸儒所建，朝夕敬事者。后书庐圮。”“在龙首峰下，宋李昉、张蟠叟、金李冶等相继授徒，学者甚重，聚徒常百人”。

据地方志对相关人物活动的介绍可以判断，中溪书院的创办年代与封龙书院相近。从其“学者甚重，聚徒常百人”的盛况可以推断，中溪书院在李昉等人任山长时得到较大发展，汇集了当时众多学者及远近向学之士，师生数量剧增，一跃成为当时河北远近闻名的书院之一。汉代伏恭讲学以及唐代的办学活动，不仅规模较小，弟子人数稀落，教育管理组织及教学方式方法均带有随意或缺乏规章计划的一面，而宋代书院办学则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这一偏颇。因此，可以认为，正是在李昉的主持管理之下，封龙山书院群作为正规的教学育才场所得以提升其制度化水平及办学规格，从此成为区域性声名卓著的文化名山。

张著一生中大半时间从事教育教学活动，以成就后进者为己任。在封龙山西溪书院办学活动中，尤其表现了一位教育家的品性与风范。他不仅学识渊博，更是对教育事业饱含热情，重德爱生，以教为乐；对贫而有志于学的士子不收酬金，尽心教诲，务期成材而后已；对前日避席恭敬，今朝见如路人的无义之辈，亦从不计较，施教如往。可见其为人师表、诲人不倦的师德情怀。

张著任西溪书院山长期间，主持书院日常管理，亲自讲学育才。这恰是保障书院办学质量，并赢得社会持久声誉的主要因素，也因此吸引了众多学徒，从而使封龙山成为师生交流论道的胜地。该书院的情况可从元人安熙的诗中窥见一斑：“世道有升降，乾坤几消磨。谁知昔年中，师生此弦歌。我来爱佳名，策杖时经过。深寻得遗经，山径信非讹。”可以认为，也正是由于张著操持管理及其影响力的感召，才使西溪书院在封龙山书院群中得以留名，成为当时师生弦歌肄业之地。

李冶(1192～1279)，字仁卿，号敬斋，金末元初河北西路栾城县(今河北栾城县)人，元初封龙书院的创办者和主讲人。李冶与元氏县渊源极深，童年因家中变故，曾到元氏求学，这段经历也使李冶对元氏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自幼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又极爱读书，学习刻苦，因此学问日渐精进，使业师大为惊异。《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二十八称，他“手不释卷，性颖悟，有成人之风”，对数学、文学都很下功夫。其师李屏山先生让他代作墓志铭，他数篇一夕而就。先生赞云：“仁卿不是人间物，太白精神义山骨”。“金大正七年(1230)，登金进士第，调高陵簿，未上，辟知钧州事。岁壬辰，城溃，冶微服北渡，流落忻、崞间，聚书环堵，人所不堪，冶处之裕如也”。李冶在金大正七年(1230)以词赋登进士第，任均州知事。

开兴元年(1232)，蒙古军破钧州，李冶北渡避难，流落于山西忻县、崞县之间。此时虽生活窘迫，受人冷眼，李冶依然徜徉书海，孜孜不倦，乐此不疲。在此期间，对“世间书凡所经见，靡不洞究，至于薄物细故，亦不遗焉”。在数学、天文、历史、文学、哲学、医学等领域潜心钻研，为日后著书立说，收徒授业奠定了基础。李冶是集多种学科为一体的大成者，虽涉猎较广，亦均有建树，实为学富五车之大家，著有《敬斋文集》40卷、《壁书蘖削》12卷、《泛说》40卷、《古今蘣》40卷、《测圆海镜》12卷、《益古演段》30卷。

李冶作为当时才学出众、名望极高的学者，深受元朝统冶者青睐。忽必烈对他评价“学优才赡，潜德不耀”，不仅向他请教冶国之策，还几次诚邀他人朝为官，虽被李冶婉拒，但李冶作为当时学识卓著的名家，依然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李冶晚年居封龙山，讲学于封龙书院、西溪书院，潜心冶学，诲人不倦。史书记载“冶晚家元氏，买田封龙山下，学徒益众”。李冶在乡民及真定路都元帅使史天泽、真定督学张德辉和著名学者元好问(李冶好友，时隐居获鹿县，即今石家庄西郊鹿泉市)等人支持下，修整李昉讲堂，重振封龙书院，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培养了许多德才兼备的能人志士，深受世人敬仰。

据《封龙山书院重修记》中载：“暨公下世，逾二十年，其从公而显者，日史忠武公诸子：日杠、日(阙)、日杞、日辉，廉访使荆幼纪，集贤学士焦养直，廉访佥事张翼，宣抚崔某，其余赞成均授乡里，名不能悉数。”在此文化氛围的影响之下，封龙书院常常“聚徒数千人，朝暮讲诵不辍”，“四方负笈来学者，如坐春风”，封龙山有一景，名“书院春风”，正是此情此景的形象说明。李冶辞禄从教，讲学于封龙山20余年，其传授内容不仅涉及程朱理学，更是旁及天文、数学等各个方面，培养了各行各业的人才，其学徒多有显达者，除了上述官职较为显赫的，其余从学者亦多有所成，他们教授乡里，极大地提高了石家庄乃至整个河北的文化水平，使李冶在当时拥有极高的名望，“真定之学者，升公之堂，拜公之像，未尝不肃容以增远想也”，

可想而知，当初李冶在真定地区人民的心目中绝对是“圣贤”之人，苏天爵对他评价：“耄至辞禄，德之本也；导掖其秀民，仁之至也。”(可见，封龙书院历经几百年的文化积淀，在元朝大放异彩，成为北方著名的书院聚集地，是和元初李冶重修封龙书院、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分不开的。

封龙书院在李冶主持时期便已声名远播，后继者安熙更是使封龙书院一度达到辉煌。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今石家庄市藁城区)，元代著名学者、教育家。安熙出身书香世家，“祖滔，父松，皆以学行淑其乡人”。其祖父、父亲均是当地的有学识之人。“熙既承其家学，及闻保定刘因之学，心向慕焉”，安熙自幼敏而好学，既继承家学，又听闻保定刘因学识渊博，心向往之，不远数百里来此求学，然“熙方将造其门，而因己殁，乃从因门人乌叔备问其绪说”，安熙到达刘因居所时，刘因已逝，于是就跟随刘因的门人乌叔备继续学习。据记载：“盖自因得宋儒朱熹之书，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尊朱氏。”自刘因得到了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后，尊信力行，成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之一，其教学内容也以理学为主。

安熙师从刘因门下，自然也是这一学说的忠实继承者。安熙在《封龙书院释菜先圣文》中说道：“熙愚极，陋总角趋庭，私淑诸人，实始闻道自兹，厥德钦诵遗编近本程朱，上窥思孟，以求经告，以探圣心。”可见安熙对于程朱理学甚为尊崇。这得使封龙书院后期办学转向以理学教育及理学专业人才培养为重心，进而也使之成为北方理学重镇及摇篮。作为封龙书院的主持者和主讲人，安熙治学严谨，醉心理学，穷其一生追访圣贤之道，对学问有着极高的追求，其《告先圣文》有日：“余力学文，穷理尽性。循循有序，发轫圣途。”

同时，安熙具有儒学大家应有的居敬持志、兼济天下的高尚情怀，认为研习学问应该以“以存诸心，以行诸己，以及于物，以化于乡”为目标，不仅自己修身养性，更应该身体力行，教化民众，使圣贤思想得以传播。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安熙终身未仕，一直从事学问研究和教育教学活动，学问精深广博，门徒众多，也正是在安熙主持封龙书院期间，“四方之来学者，多所成就”封龙书院一度达到了书院办学史上的“辉煌境地”。

然而，或许遵循事物发展由盛至衰之节律，封龙山书院教育在经历宋、元辉煌鼎盛阶段之后，至明清时期走向中衰。明代时，河北元氏县内共有4所书院，分别为：嘉靖十八年(1539)魏谦吉创办的封龙书院；万历九年(1581)知县周诗创办的文清书院；天启年间(1621—1627)知县戈允礼于县城东南隅创办的景贤书院；高用宾于县城西北西贾村半山腰创办的三台书院(创办时间不详)。其中，文清书院虽为官办书院，地处元氏县城，但距封龙山较近，想必受前期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影响，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封龙山书院教育的延续。

书院由知县周诗建于石家庄元氏县东南文庙的薛文清公祠，因地得名称之为“文清书院。薛文清(1389-1464)，名薛瑄，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县人，明代思想家，理学大师，河东学派的创始人。薛碹精通理学，晚年辞官居家，专心从事讲学、著述，有《读书录》《薛文清集》留世。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知县田勤构祠以祀文清先生，重修文清书院，书院肄业者迁居祠对面或左右。万历四十三年(1615)，知县苏继欧重修。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县纪廷诏，乾隆二十三年(1758)元氏县知县王人雄再修文清书院。乾隆五十九年(1794)，知县陈凤翔于县城西南隅开化寺右拓建文清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