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9日，挚友长逝的消息真真切切地传来了，宋庆龄虽然早就意料到，却依旧失去了控制，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10日下午，在秘书和隋永清、隋永洁姐妹的陪同和搀扶下，宋庆龄来到了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结束后，宋庆龄回到家，情绪还没有缓解，就听到“高层”通过秘书传达给她的批评，大意是：“让她去和周恩来告别，为什么还要自己带人去？”

宋庆龄心情本来就很差，听到这一番指责后立刻按捺不住了，在卧室里激动地说：“我这么大年纪，就不该有个人扶扶我吗？再说，总理也是看着她们两个（指隋氏姐妹）长大的，怎么就不能去告别？”

宋庆龄资料（宋庆个人资料简介）

宋庆龄一生当中都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所有事情都尽力做到完美，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尽管有人怀着各种目的去造她的谣，但对她的个人行为却无法说三道四。这次受到批评，对宋庆龄来说也算是“破天荒”的。

再加上批评还是由秘书传达的，这是对她刻意的不尊重，导致宋庆龄十分想要去争论一番。但一想到国家如今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还少了一个好帮手，便止住了。最后沉浸在悲痛中的宋庆龄，只是在私人空间里，跟身边的人发泄了几句。

1月15日，宋庆龄抱病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周恩来的追悼会，但很快就又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传到了宋庆龄的耳朵里，说他是周总理一边的人等等。

她终于忍无可忍，气坏了，在卧室里大发雷霆：“真是岂有此理！什么是周总理一边的人？我和周总理是一辈子的朋友，相互扶持几十年，周总理更是为国家操碎了心，我决不允许他们这样说周总理。我不干了！我辞职！这么大年纪，我也该休息了吧？我回上海养老！”

马上宋庆龄便吩咐秘书杜述周，说自己26日要回上海。杜述周立刻向上级报告，并与空军司令部联系专机。最后定在了1月27日起飞。1月27日是宋庆龄的83岁生日。就在这一天上午10点30分，她乘着专机，带着满心的愤懑离开了北京。

在这之后的5个多月时间里，宋庆龄一直都把自己关在上海的家里，整理资料和物品，有时候想起往事时也会唏嘘长叹。同时她也已经开始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准备了。

对新中国的建设，宋庆龄发挥着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周恩来十分敬重宋庆龄，称她为“国之瑰宝”。从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到新中国的和平建设时期，宋庆龄也都把周恩来当作最知心的同志和朋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建设的生涯当中，他们之间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周恩来与宋庆龄的革命友谊始建于20年代的中期。1924年9月初，周恩来从欧洲回国到达广州，不久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1月就担任了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并且搞得有声有色。周恩来就是在这一时期结识宋庆龄的。

宋庆龄于1913年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次年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并且在10月份和孙中山在东京结为伴侣，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6月16日，孙中山在关谷广州和共产党人合作创办了著名的黄埔军校，并亲自担任了该校的总理。因此周恩来在回国，并在黄埔军校担任职务之后，结识了宋庆龄，并逐渐建立下了深厚友谊。

此后，周恩来曾特邀宋庆龄来学校讲演，对师生们进行革命教育，并鼓舞了大家的士气。宋庆龄的讲演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年轻能干的周恩来当时也给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印象很好。后来，宋庆龄回忆起两人初次见面对他的印象，她说：“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1926年12月，蒋介石宣布国民政府成立，此时中国革命尽管处于低潮时期，但宋庆龄依然真诚地与共产党合作战斗。1927年8月1日，周恩来在南昌发动起义，并且在当天他出席了联席会议。最终会议选出了周恩来宋庆龄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宋庆龄当时虽在上海，但她“公开宣传支持南昌起义”。周恩来和宋庆龄的这种精诚合作，从此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历程。

1927年9月，宋庆龄流亡莫斯科，但她仍旧继续撰文，盛赞中国共产党人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并表达了自己的民族高度决心。这时的宋庆龄，显然已经看到了很有希望的革命前景，所以当她回国后，仍旧不遗余力地支持周恩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斗争。

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间，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直在上海进行艰难的工作，期间得到了宋庆龄等人的不少大力帮助。甚至宋庆龄还冒着危险将一批秘密文件，都妥善地藏在了自己的住所里，避免了国民党特务的疯狂搜查。

自西安事变以来，她对共产党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极为赞赏，更钦佩周恩来等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胆识和勇气。随后宋庆龄便成为了周恩来和宋子文、宋美龄之间的一个联系人，为和平解决事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7年9月份，经过宋庆龄及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国共两党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周恩来与宋庆龄仔细商量后，决定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界联系的渠道，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以支援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不久，敌人大举进攻上海，当时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十分担心宋庆龄的处境和安全，多次电请她离开上海去香港。1938年8月，邓颖超去香港看望宋庆龄等人，同时也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亲切问候与致意，并向她们讲述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35年12月，以蔡元培为主席、宋庆龄为副主席的鲁迅纪念委员会，将刚出版的《鲁迅全集》赠予周恩来一套。周恩来在武汉还特意又订购了一套来宣传，支持宋庆龄所作的有意义的工作。

宋庆龄在香港发起和领导的支援祖国抗战的许多组织，一直都得到了周恩来的直接支持和亲切关怀。并且周恩来也定期向她提供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有关资料，以满足海内外朋友的需要。

在重庆时期，宋庆龄多次见到了周恩来，但令她最为难忘的一次，是1942年底，在她家举行的欢送董必武等人返回延安的茶餐会。为了热情地招待大家，宋庆龄请名厨做了十几道菜。

考虑到众多客人们的口味不同，所以宋庆龄让厨师在做饭时尽量多样化一些。最后餐宴开始前，宋庆龄还是说实在不像样子，请大家包涵。周恩来望着丰盛的筵席，笑着对她说：“我到孙夫人府上打扰已非一次了，不过，容我率直一点说，似乎从没象今天的菜蔬这样有风味。我今天是跟董老沾了光，饱了口福。”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开怀大笑。外面是寒冷的冬天，而宋庆龄的家中却很是热闹，充满着欢乐的友情。当时，宋庆龄平时除了和周恩来保持密切联系外，很少会客，一直深居简出。这天如此多知心的朋友聚在一起，宋庆龄非常开心。

大家亲热地围坐在温暖的壁炉前面，听周恩来分析国内外的形势，讲述西北战场上的战绩，整个客厅都变得格外肃静。室外寒风凛冽，室内却热气腾腾，气氛和谐而融洽。大家信仰各异，但在争取抗战、振兴中华这个目标下，结成了真正的朋友。

在炉火的照耀下，宋庆龄家中壁炉架上挂着的两株从农民家里带回来的金色的稻穗，变得玲珑剔透，很是耀眼，于是李德全指着禾穗便大声赞叹道：“你们瞧，多好看哪，像金子铸成的一样！”

宋庆龄也微笑回答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她站起身来，把禾穗拿下来，继续说道：“我们的国家是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几亿农民的心目中，这禾穗难道不比金子还要宝贵吗？”

宋庆龄的一席话，说得大家点头称是。周恩来也站了起来，走过去接过禾穗放在手中，并用左手抚弄着，颇有感慨地说：“孙夫人说得好，人人都有工作做，人人有饭吃，这一天不会很远；将来打下了江山，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禾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

宋庆龄笑着说：“谢谢，谢谢！”她仿佛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两人的一番话说完后，宾客们也不由自主地被未来美好的憧憬所感染到了，大家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举杯祝愿人民的胜利早日到来。

1949年，在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之际，毛泽东与周恩来联合致电宋庆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周恩来还特别嘱咐，要派宋庆龄最信任和最可靠的同志，将电报送往上海，并且当面向她致意。

1949年5月，宋庆龄怀着极其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大上海的解放。28日，宋庆龄紧紧抱住来找她的史良，喃喃地说：“现在我们解放了！现在我们解放了！”中央领导同志得知宋庆龄安全的消息，十分高兴。周恩来在给宋庆龄的信中说：“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

当宋庆龄接到电报后，内心十分感动，当即写了复信，深切感谢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盛情邀请，同时因为身体欠佳，她暂时不能启程北上等内容。

6月，周恩来给她致函：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近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紧接着，周恩来不忘指示上海市委，做好宋庆龄北上的护送工作，调派头等卧车，保证了她的绝对安全。

邓颖超送来的周恩来和毛泽东写的亲笔信，宋庆龄亲切地递过一把扇子，并从邓颖超的手中接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立即走到窗前读着，急切而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随后，宋庆龄露出喜悦的神色：“人民胜利了！人民在展望一个光明的未来！”在商议之后，宋庆龄决定在8月26日，和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同下奔赴北京。在到达车站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也都亲临来迎接，可以说受到了最高规格的礼遇。

考虑到宋庆龄初到北京，没有落脚的地方，周恩来又特地去察看了在北京准备的寓所，最后勘定后海北沿的一套住宅，并派人去仔细整理了一番。此后每次有共同的外事活动时，周恩来也总会提前安排好宋庆龄的休息的地方，并嘱咐有关人员要照顾好宋副主席的生活。

1949年10月1日，是全国人民永远不能忘怀的日子，这是宋庆龄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她在天安门城楼上和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并排站在一起，参加开国大典，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从此，宋庆龄的革命生涯，开始了一个新阶段。

作为新中国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经常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向宋庆龄通报，与她协商，并且对宋庆龄分管的工作，更是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而宋庆龄也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争取和平、促进国家统一、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

在这共同的奋斗中，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友情更深厚了。

建国后，因为周恩来的工作越来越繁重，宋庆龄就很少会像建国前那样经常请他到家中吃饭了，究其原因，她总是这样跟身边人说的：“总理日理万机，有空闲时间应让他多休息，不要增添他的劳累。”

不过每次从上海回到北京之后，宋庆龄依然会带一些礼品给周恩来和其他好友。有一次，周恩来专门托人转告她：“不要这样费心了。”但宋庆龄却总是不以为然地回答：“这不是费心，而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安慰。”

1950年8月，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尽管夫妇二人并没有刻意向人提起这个日子，但是他们却收到了细心的宋庆龄从上海发来的贺电：

宋庆龄

短短的一纸电文，充分地表达了宋庆龄对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二人深挚的友情。

期间周恩来多次打电话问候宋庆龄，对宋庆龄的医疗和日常起居中的一些问题也经常做出具体安排，但他们一直都没有见过面。当时总会有一些周恩来生病的消息传出，宋庆龄对他的身体和健康问题也更加牵挂了起来。

1974年8月，宋庆龄突然出现面瘫，生病的第二天，自己还在病中的周恩来就十分周到地亲自打来电话问候。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宋庆龄的面瘫已经康复得差不多了，她此时也惦记着两年没有见面的周恩来，于是想要在自家院里的南湖中，为周恩来打一条鱼。

宋庆龄站在窗前看工作人员捕鱼，第一次下网就捉到一条23.5斤重的大草鱼。她很高兴，指示秘书立刻把这条大鱼送到中南海。当天下午，周恩来的秘书就打来电话，报告鱼已经收到了，并代表总理表示感谢。

1974年是建国25周年，按惯例要隆重举行典礼庆祝。9月27日，宋庆龄接到电话，邀请她出席国庆招待会，并且工作人员还向她解释，这次招待会规模空前，有4500人出席。考虑到她的身体，说招待会的时间不会太长，一个多小时左右。宋庆龄表示同意出席。

招待会开始时，周恩来的身影出现在宴会厅的入口，所有人一时间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起立进行了一番长时间热烈鼓掌。为了看清周恩来，不少中外来宾甚至不顾礼节，站到了椅子上。

周恩来走到话筒前准备致祝酒词时，全场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等待了片刻，周恩来双手做向下压的动作，一再示意下，宴会厅里才终于慢慢平静了下来。周恩来用苏北口音和温和的微笑，用了很长时间才说完了几句祝酒词，因为过程中被热烈掌声打断十余次，总是会被大家不适当地插入长时间的掌声。

很多人当时并不知道，周恩来已经身患癌症两年多了，就在这场招待会之前，他才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所以对出席这次活动，医护人员们都持反对意见。但周恩来当时却一直坚决地说：“我要出席这次招待会。”在他的心里已经有了准备，这次相聚，很可能就是与大家做最后的永别。

能够在国庆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宋庆龄又是惊喜又是心酸。10月7日，邓颖超打来电话说：“国庆宴上外宾多，不便打招呼问好。回去累吧？听总理讲，看到您身体还好，很高兴。”宋庆龄也立即回复道：“谢谢亲切慰问。想见面谈几句话，愿望没有达到。”

此后，宋庆龄给几位好友相继写了信，说明了自己在招待会上见到周总理的情况。

她当时就能感觉到，周恩来看起来很憔悴，而且面带倦容，为了这场招待会，他做出巨大的努力来表现他身体健康。但是他现在仍然住院治疗。应该说，这一场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遗憾的是，这也是周恩来生前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近距离相见。

宋庆龄最后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75年1月13日的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宋庆龄坐在主席台，看到瘦骨嶙峋的周恩来发表报告的背影。后来宋庆龄再见到他。就是在北京医院，和遗体做告别了。

宋庆龄一生中出席过无数次的会议，每次会议发给与会者的讲话稿，她会直接收藏在身边的并不多。但是在她的遗物中，一份祝酒词却很是显著。这份16开大小的讲稿有一道折痕，显然是宋庆龄对折之后放到衣袋里带回来的。展开讲稿，内容是很简短的，包括标点符号也一共只有短短的420字。

这份祝酒词，就是《周总理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

周恩来逝世后，宋庆龄满心的愤懑地提出辞职，并且离开了北京。后来她曾两次回到北京，一次是朱德逝世，一次是毛主席逝世，此时的她已经不能全程战力地参加完追悼会了，最终要了一把椅子，也成为了会上会议坐着的人。

国庆节前，宋庆龄再次接到了9月30日晚，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座谈会的邀请，不过她“因身体原因请假”没有出席。

11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派出一位副秘书长专程来到上海，请宋庆龄回北京参加会议。30日，宋庆龄乘专机回京，并在当天下午主持了会议。

1977年5月25日，宋庆龄接受中央的建议，回北京继续履行她的职责。历时一年多的辞职风波，也就此结束了。

周恩来、宋庆龄这两位卓越的革命家，尽管都早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和奋斗精神，却永载史册，教育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