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

――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

什么是革命的本钱（什么是革命精神）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中心问题。90年代中期，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题的国家还有：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当然，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国家中尤其突出。

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认同永远不可能建立在最大合集的基础上，你是谁，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可以建立认同范围的最大限度，即使你可以选择不做现在的你自己，你总要选择另外一个角色，作为任何角色的个人都是有限的。

顺理成章，认同(聚合力量)完成之后，下一步就是分清敌我，有敌、有我、有可能的盟友与可能的敌人，需要在斗争的演变中逐步澄清出来。聚合本身力量、团结朋友(建立统一战线)、打击敌人，这是政治的基本逻辑。这都是常识，符合神智正常的每一个人的认知。然而，政治人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个人是不同的，人不会是完全的政治动物。在常人与政治人的摇摆中，政治家的迟疑就会被对手所利用，被人抢占了先机。于是持中庸理念的人总是被极端派打败。和平很好、繁荣很好、富裕生活都向往，但这些都比不上仇恨的煽动所激发出来的力量。这是人之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