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三五九年（孝公三年），孝公用卫鞅计颁布了第一次变法令。

卫鞅颁布的法令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左庶长是什么官（左庶长是什么官位）

第一是户籍相伍制度。下令将人民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每个人严格按照户籍行动。

第二是刑法的加严加密。加强人民内部监督鼓励互相举报，举报奸谋的人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隐匿不报的人按临阵降敌给以同等处罚，战国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战争，而把举报和隐匿都作为和军事胜利或投降一样的惩罚可见这项制度的严苛。

第三是奖“战”罚“斗”。激发尚武精神，鼓励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立军功者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斗殴内讧的以其轻重程度处以大小刑罚。

第四是奖“勤”罚“懒”。对于致力于本业（也就是农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因懒惰而贫穷的人，全家收为国家奴隶。家有两男以上不分居的收加倍的人口税。

第五是废除世袭。王亲国戚没有获得军功的不能再享有宗族的地位，明确按照由低到高的各级官阶等级，分别配给应享有的田地房宅、奴仆侍女、衣饰器物，使有功劳的人获得荣誉，无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能显耀。（这不仅仅在当时是一个质的改变，就是在后世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也是罕见的。秦以后的王朝皇亲国戚虽然爵位会递减变化但仍然部分享受着世袭罔替的待遇）

初入秦国的卫鞅（来源：大秦帝国剧照）

通过这样的方式，全然改变了秦国的社会面膜和生活方式，秦国百姓反对之声不绝于耳，使得新法很难贯彻执行。所以在变法之初，卫鞅已经预料到一定会出现这种不满的情绪反应，为了让新法贯彻下去，卫鞅想到要先树立政府的公信力。

卫鞅在首都栎阳（今陕西西安阎良区）的集市树了根三丈长的木头，然后把老百姓都召集来，当场下令说如果有人能把它拿到北门去就赏给十金。因为这个要求太简单，而给的赏金又很高，老百姓们感到此事很古怪，于是没人敢动手去搬。卫鞅见此情景又加筹码，对于能做到的人奖赏五十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有一个人半信半疑地扛着木头到了北门，卫鞅立刻奖赏了他五十金。这便是成语徙木立信的来源，经过此事，秦国百姓对于政府的信誉有了新的认识。

但在起初实施中，百姓还是将信将疑。偏巧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对于卫鞅来说，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杀鸡儆猴的机会。于是卫鞅说：“新法现在被百姓质疑，不能顺利施行，根本原因就在于上层人士带头不遵守，必须要严惩。”但是太子毕竟是国君的继承人，就算卫鞅胆大妄为、蛮横无理到极致也不敢对他施以刑罚，便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劓了（割鼻）、另一位老师公孙贾黥了（脸上刺字），通过连坐以示惩戒。

具体太子犯了什么事情，《资治通鉴》里面并没有明确记载，但济安根据年龄推算这个时候太子不过八岁，想想也犯不了什么大罪。只是为了杀鸡儆猴就把两个老师割鼻、刺字，卫鞅也够狠得了。而被割了鼻子的是当过左庶长（秦国官职，是最重要最有实权的军政大臣；后来卫鞅接替公子虔出任左庶长）且又是孝公哥哥的公子虔，于情于理处置的都有些过头了。但要彻底改变大秦的面膜只有强力压制，也可说是无奈之举。（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直接体现了商鞅的性格特点——果断、霸道，这种性格既是他成功的保证也是他悲惨结局的原因。《史记》中描述为：“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太子继位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商鞅族诛。）

通过处罚太子一事，秦国百姓再次看到了卫鞅变法的决心，心里对新法不愿意的、反对的，现在看到贵为太子也要接受酷刑，也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规规矩矩的执行新法。

新法实施十年后，秦国家给人足，盗贼绝迹，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百姓从诅咒转为歌颂新法。这时，当初说新法不好的人中有些又开始说新法好（我始终认为这些人就是些见风使舵、溜须拍马之徒，卫鞅新法就其本身而言是违背人性的，对君主当然好、对个人而言没人受得了）。接下来卫鞅所做的和一般被拍马屁后飘飘然的官员不同，作为法家人物中的翘楚他眼睛可不容沙子，说：“此皆乱法之民也！尽迁之于边，其后民莫敢议令”（这些都是扰乱新法的刁民，于是把他们全部驱赶到边疆去住。此后老百姓再不敢议论法令的是非。）

《资治通鉴》中记载，新法颁布十年之后，卫鞅又开始了第二次改革，公布了大秦变法的2.0版。

第一、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在咸阳修建宏伟的城阙和宫殿，将国都迁到那里。迁都咸阳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向东发展！奠定一统天下的伟业！

第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下令禁止百姓家庭不分长幼尊卑地父子、兄弟混居一堂。简单的说就是把大家族拆散为小家庭。好处在哪里，当时主要是按照户头收税、收兵役徭役，家庭单位越小漏网之鱼就越少，提升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兵源。一夫一妻制自此施行。

第三、并诸小乡聚，集为一县，县置县令、丞，凡三十一县。把小村落合并到一起，成为一个县，设置县令、县丞等官员，共设了三十一个县。郡县制从此开始，我国的国家行政机构从此开始真正涉足最基层行政单位，使征税、征兵工作减少死角。而在政治制度上彻底改变了分封制的基础。

第四、废井田开阡陌。废除旧有的土地制度，把旧有的封区疆界一概铲平，让人民自由占耕没有开垦的土地，国家直接对人民实行计田征税。

最后、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斗、桶、权、衡、丈、尺等计量单位。为什么统一？为了方便征税，收庄稼有用斤的、有用斗的、有用斛的，各种器具纷繁复杂很难进行征税，统一器具才可以方便征税。有了这样的制度在调动全国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使得秦在战国诸国中无出其右者。济安一直有一个观点，在单纯的军事能力上战国中期的秦国并不一定是最强，魏武卒、赵骑兵、齐国技击之士可能都比秦军实力强；单纯的国力方面，秦也不一定强过齐、楚等传统强国。但打仗是要看动员能力的，秦国自变法后军事动员能力已是天下独步，山东六国已难望其项背。

国力提升、动员能力又大幅度提高，接下来就是开疆拓土了。《资治通鉴》中记载：卫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与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岭厄之西，都安邑，与秦界河，而独擅山东之利。利则西侵秦，病则东收地。今以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然后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卫鞅对秦孝公分析说：“山东六国中，魏国和秦国接壤，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为什么这样说呢，魏国与秦国以黄河为界，但是他独享崤山以东的地利。靠着这样的地理优势，魏国强盛时便向西侵入秦国、衰弱时便向东收缩自保）（这就是在地理上的战略优势地位，魏武侯曾对吴起说过自己的山川之利是有道理的）。现在咱们秦国国势渐强；而魏国去年大败于齐国（这是孙膑“围魏救赵”“马陵之战”的功劳），而且因为魏国的穷兵黩武，目前他也没什么朋友可以合作。我们应该乘此时攻打魏国。我们现在打魏国，魏国一定无法抵抗，只能向东迁徙。这样我们就可以抢占黄河、崤山的险要（其实就是拿到了崤山的管辖权，也就是把攻守自由的地理优势掌握在自己手里），有了地理优势，就奠定了称王称霸的基础。”）

经过此战，秦的霸业根基已经奠定，王致伯与秦（周天子赠给秦孝公霸主的名号）。秦封卫鞅商於的十五个县，号曰商君。孝公向他的得力助手卫鞅兑现了二十年前《求贤令》里的承诺“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应该说从这个时候起他才真正叫做商鞅！

（来源：大秦帝国剧照）

济安曰：

秦孝公与商鞅，一个是百年难遇的乱世雄主，一个是百年难遇的变法奇才，两人三次见面后便结为生死之交，互为知音，在纷扰的乱世战国书写了君臣合璧、气壮山河的的华美篇章。既是商鞅成就了秦孝公，亦是孝公成就了商鞅。他们二人的通力合作成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较为彻底的封建化变法改革，顺应了的历史发展的潮流，为百年后秦国一统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