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早期的检校，只是密探性质，并无捕讯之权

宋濂传（宋濂传文言文翻译）

据《明史·宋濂传》记载：曾任《元史》总裁官的宋濂，某天与几个朋友饮酒叙旧。第二天，朱元璋便问宋濂昨天饮酒没饮酒，客人是谁，上得些什么好菜？宋濂均据实回答。朱元璋笑着说：“诚实啊，卿不欺骗朕。”另有已是年迈老臣的国子监祭酒宋纳，一日独坐生闷气，次日朝见时，朱元璋问他昨天跟谁生气呢？宋纳大惊失色，谎称是因为一监生不慎打坏了茶具。朱元璋让人把偷偷画的宋纳面呈怒容的独坐肖像拿给他看，宋纳方才明白，连忙认错。

从发生在这两位宋姓朝官身上的事儿，我们不难看出，明朝的特务密探是无孔不入，而且是“全天候”的侦探。着实令人感到恐怖。

朱元璋夺取天下后，为随时掌握在京大小衙门官吏的所作所为，特设一批特务人员，称作检校，主要由他的亲信文官武将甚至和尚担任。当时，最著名的特务头目有高见贤、夏煜、凌锐、杨宪等人，和尚中的检校有吴印、华克勤等人。他们的影子无处不在，酒肆、青楼、私宅，遍布密探。街头巷尾的奇闻趣事，官吏嫖妓玩牌、吟诗作画、请客送礼，乃至夫妻间争吵，晚上发生的事，一大早皇帝便了如指掌。如此高效率，恐怕连前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中情局”，也只能望其项背。

据《水东日记摘抄》记载，当年，钱宰授皇命编写《孟子节文》一书，夜间在家中书斋内无意间吟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翌日上朝后，朱元璋就斥责他：“钱宰昨夜吟的好诗啊，不过，朕并未‘嫌’啊，改为‘忧’字如何？”钱宰听后吓得冷汗涔涔，手忙脚乱地叩头认罪。更有趣的是，当年京城各部皂隶都戴漆巾，惟礼部不戴；各个衙门都有门额，但兵部却没有。据传，是那些特务探子暗中侦察时，发现礼部皂隶偷睡午觉，就伺机取走漆巾；兵部值夜人不在位，干脆就抬走其门额。两个部发觉后，都不敢吱声。

明朝早期的特务检校，只是密探性质，并无捕讯之权。朱元璋为使侦探、拘捕、刑讯一体，于洪武十五年在拱卫司的基础上设立锦衣卫，赋予专门巡察缉捕审讯政治要犯之权，下设镇抚司，办案可越过司法部门。这锦衣卫，便是朱元璋大肆屠杀功臣的一把“屠刀”。据明史记载，锦衣卫常用的刑具有18套，什么夹棍、脑箍、拦马棍、钉指等等都包括其内。其中有一项刑罚叫做“杖刑”，特务对于“杖刑”的执行非常有讲究，对一般的犯人行刑官只说“打着问”，意思是不必太重；要求打重一些的，就说“好生打着问”；不论死活的就说“好生着实打着问”。一般来说，只要犯人被抓进来，十八种刑具都得过上一遍。

随着蓝玉案的告结，锦衣卫完成了镇压“异己”的使命，加之朝野上下对锦衣卫怨声载道，朱元璋即下令焚毁卫中刑具，内外治狱均交三法司审讯。锦衣卫一度衰落。但好景不长，朱棣篡位后，为镇压建文帝旧部，不仅恢复锦衣卫，又增设东厂，特命心腹太监提督。至成化年间，明宪宗为强化特务统治，又新设西厂，仍由太监提督。明武宗正德元年，武宗不仅恢复曾一度废止的西厂，再建一个内行厂。至此，大明一朝的特务机构形成“三厂一卫”的格局，其组织之庞大达到顶峰，“三厂一卫”的特务人员遍布全国各地，无论何处何人，只要有“不轨妖言”或对厂卫头目不恭，便可能立即遭杀身之祸。

据记载，一日有四人在密室饮酒，一人醉后，大骂魏忠贤擅权“不忠不贤”，另三人吓得不敢出声，只得好言相劝之。那人骂声未止，厂卫密探即破门而入，将四人一并带走。魏忠贤凌迟处死骂人者，其余三个却给了赏银。厂卫特务们可任意缉拿刑讯，下至民间斗鸡骂狗之类琐事，上至朝廷要员、皇亲国戚，一旦落入厂卫手中，十之八九难以生还。在大明的边远地区，百姓凡见骑大马、着锦衣、说京腔之人，如见猛兽一般，纷纷躲避。地方官吏则用重金贿赂以免祸。京城的朝廷命官，惶惶不可终日，每天上朝走在路上，便担心着还能不能安然回家。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