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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尚林的参谋长（熊尚林云济堂）

（本文原载《人民政协报》2022年7月21日第9版，这里有删改）泸定桥，又名大渡桥，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泸定县泸桥镇境内。泸定桥坐落处，大渡河河道为南北走向。飞夺泸定桥之战，是红军长征途中发生的一场十分重要的战斗。聂荣臻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一文中说：“毛泽东同志特别向我们指出，夺取泸定桥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们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见《学习与研究》1986年第11期）

红军飞夺泸定桥，也得到了当时驻守泸定桥的国民党川军将领的证实。1965年，作为当年红军的对手、原川军将领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此4人都是民革党员）撰写的回忆文章《二十四军在川康阻截红军的实况》，证实了飞夺泸定桥之战的背景和过程。此文发表在1979年6月内部发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选辑》第六十二辑，为人们了解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历史过程提供了新的视角。

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读者对飞夺泸定桥的历史细节并不了解，一些宣传介绍这一历史的出版物又因为研究不够深入、用词不够精准而造成误传误导，因此有兴趣了解这一历史的人，很有必要阅读一下张伯言四人的这篇文章。本文即根据此文及其他许多相关文献，对红军夺取泸定桥的过程作出复原，供识者参考。

（一）参加堵截北上红军的国民党军29军序列及其指导思想

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蒋介石急令川军第24军在泸定至富林沿大渡河左岸阻击。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北上红军在大渡河、泸定桥遇到的敌人，是当时驻守川康边区的国民党军第24军。该军司令部驻雅安，军长刘文辉，参谋长张巽中（即张伯言），第四旅驻雅安，旅长袁国瑞，下辖第10团、第11团、第38团（团长李全山）。第五旅驻荥经、天全、芦山、雅安，旅长杨学端，参谋长张怀猷，下辖3个团，第7团、第21团、第28团。这里当事人的张伯言、杨学端、张怀猷就是多年后撰写回忆文章的作者。文章作者之一的朱戒吾虽然未上此前线，但此时他在24军的另一个部队任职。他们应是共同回忆研究后写出这篇文章的。

此时，川军将领对蒋介石布防堵截的电令并不打算坚决执行。张伯言作为24军参谋长向刘文辉提出的建议是，乘机向蒋介石要枪要弹，对红军只要据险阻断其去路，等待蒋介石的追兵到了即算胜利。就是说，川军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打仗应付一下、算账计较一下。

（二）红军强渡大渡河成功，两路红军沿大渡河夹河而上向泸定桥前进

1935年5月13日，国民党军第24军第5旅旅长杨学端率全旅3个团从荥经到四川省汉源县富林镇，第7团团长余味儒布防在安顺场，在安顺场还有当地的彝务总指挥部营长赖执中。

5月24日晚，红军先头部队赶到安顺场，歼灭守敌两个连，赖执中从睡梦中惊醒，立刻逃走。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5月25日早晨7时，红军17勇士开始强渡，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张伯言四人的回忆文章说：“驻守北岸的7团韩槐堦营被红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没有阻击能力，只好退却。”这个细节很重要，后文还要提到。

17勇士渡河成功后，将余味儒团整个阵线击溃。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渡过大渡河。

但是，由于水流湍急不能架桥，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是不可能的，因为国民党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竣。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发出了夺取泸定桥的指令。

按照聂荣臻《红一方面军的长征》的记载，红军方面的部署，是毛泽东亲自安排的。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两路红军夹河而上，前往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有材料显示，“王开湘”实际上是“黄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

刘伯承（左）和聂荣臻

（三）川军在泸定桥部署情况

在川军第5旅前往富林时，第4旅从雅安开往泸定桥。当时24军对第4旅的指示是：（1）固守泸定桥铁索桥，阻止红军利用铁索桥过河。（2）其余部队在泸定县县城附近把守，确保雅安地区安全。（3）与安顺场杨学端部联系，防止中间形成空隙。第4旅到达后，作出如下部署：

1.以38团（缺一个营，驻守芦山未来）由团长李全山率领为一线右翼，兵力重点摆在泸定桥。

2.以第11团3个营由团长杨开诚率领，为一线左翼，位于海子山、冷碛。

3.以第10团（缺一个营）由团长谢洪康率领位于飞越岭，作为总预备队。

4.袁国瑞率旅部在龙八步，位于飞越岭山下。

川军第4旅部队到达龙八步时，得知安顺场已经被红军突破，这时的任务被确定为阻击夹河而上的两路红军，决心仍然以李全山部抢占泸定桥，阻止对岸红军主力过河，以杨开诚团阻击从安顺场过来的红军。

（四）敌38团两次安排人员拆掉泸定桥上的木板，但未能全部拆完

第38团团长李全山于5月28日派周桂三营跑步由冷碛进占泸定桥。周营于午后7时出发，当即派兵一连为先遣队，连长饶杰，云南人，这连部队原系滇军。饶连选出身体健壮的士兵约一排20多人，把全团连以上旗帜一并带上，跑步前往泸定桥。

傍晚到达泸定桥，饶连立即将旗帜插在泸定县城里，安排扼守泸定铁索桥的两端，一部分人撤除桥板，一部分人构筑工事。但由于天色已晚，又开始下雨，士兵疲劳不堪，有的士兵鸦片烟瘾发作，撤除桥板进度极为缓慢。

营长周桂三率领其余部队（内有重机枪、迫击炮各一连）在泥泞道路上沿河北上。这时已经入夜，对岸也有部队打着火把急进，互相询问，对方回答是退下来的友军，实际上红军。周营到达泸定桥时已二更，他仍然立即派兵也参加拆除桥板、构筑工事。

天明前，团长李全山率领李昭营到达泸定桥。李全山作出部署，以周营为守桥主力，李营接周营左翼进入阵地，并以机炮各一连位于桥头，高地归周桂三指挥。李全山团部位于周营附近。到5月29日天明后，撤除桥板的工作还在进行中，未能彻底完成。拆除桥板应该确实比较难，因为安装时应该是非常仔细的，把木板固定在铁索上是力求牢固稳固的，没有足够的工具，短时间内很难完成拆桥任务。

营长周桂三下令部队扼守泸定桥两端，显示拆桥的川军应该是从桥中心拆起的，一部分人一边拆一边往东岸退，一部分人一边拆一边往西岸退。团长李全山带人来到东岸部署完成后，已经从东岸看到对岸桥头有红军，便下令开始交火。想必那边扼守桥头的川军士兵已经被红军解决完了，张伯言四人文章没有提及此事。

聂荣臻在《红一方面军的长征》中说：“泸定桥被拆得只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聂荣臻文章对这个细节的记载应该是，他自己到达泸定桥时，触目之处，尽是光溜溜的铁索，而实际上敌人并没有把桥板全部拆完。毕竟桥面全长103米、宽3米（泸定桥始建于清康熙44年，建成于次年即1706年，康熙题写“泸定桥”，并立碑于桥头），全拆完工作量太大。关键是，如果全部拆完桥板的话，不仅红军过桥的难度会非常大，敌人守桥也会容易得多。之所以红军勇士能够很快夺取泸定桥，就是因为敌人未能全部拆完桥板，而留下了一部分桥板。

（五）川军全线溃败，主力撤出泸定桥

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接令后红四团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地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

张伯言四人的文章说，李全山的部队于5月29日早晨开始，与泸定桥西的红军双方开始射击，打了一天，互有伤亡，李全山团伤亡约50人。红军还向守桥的饶连士兵喊话，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晚饭后，枪声渐密，这时红军已大部到达。守桥已经很困难。李全山召集周桂三、李昭两个营长研究对策，他们稍微商量一下，就决定打电话向旅长袁国瑞请示怎么办，他们向袁国瑞说明了泸定桥很难防守，希望袁国瑞让他们撤离泸定桥。

张伯言四人的回忆文章说，此时“袁国瑞这时正受对岸红军袭击，情况混乱不堪”，实际情况应该是袁国瑞此时正受到“东岸”不是“对岸”红军的进攻。因为“对岸”的红军进攻的压力再大毕竟川军还有回旋余地，也不至于“混乱不堪”到无法招架的地步。袁国瑞率领的部队难以抵挡的是红军右路军，即已经从强渡大渡河过来的那一部分红军。他回复李全山一句：“我们这里也很紧张”就挂了电话。袁国瑞将话机放下还没有挂断时，李全山从电话里可听到袁国瑞那边的枪炮声，还听到有人喊“旅长，快点，快点”，电话才挂断。让川军要求旅长“快点快点”的只能是已经到了跟前的红军，而对岸的红军应该做不到。

袁国瑞没有明确答复李全山所请示的“怎么办”，很明显是要李全山自己临机决断，旅长已经顾不上他们了。也就是说，正在泸定桥守敌感到难以招架来自西岸的红军进攻的时候，东岸红军也正在向泸定桥方向压过来。

（六）川军守敌之所以难以抵挡红军的进攻，除了红军的士气势不可挡，也确实因为红军武器杀伤力超过川军

前边已经提到，17勇士强渡大渡河时，“驻守北岸的7团韩槐堦营被红军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没有阻击能力，只好退却”。在泸定桥这一边也是一样，虽然张伯言四人文章说周桂三、李昭两营各有机枪连、炮连扼守桥头，还说到29日白天互相交火时“互有伤亡”，而之所以李全山惊惶失措，也因为桥头红军用猛烈火力集中射击，使饶连伤亡很大。

事实上，川军的装备是非常恶劣的，许多文献都记载了川军装备很落后的情况。同为原川军将领、后来也成为民革党员的张宣武在1935年也参加了阻截红军。他当时在国民党军29军任团长，后来部队改编为41军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张宣武在《抗日战争晋东战役·四十一军作战经过回忆》一文中写道：41军作为首先出川、首先接战的川军部队，其装备极其落后，“全军没有一门野炮和山炮，更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射击距离很近，准确性极差，极易发生故障。”（《张宣武文集》第138-139页，内部资料山东省聊城市新闻出版局准印证聊新出准字2002-1-016号,2002年4月第一次印刷）川军出川抗战是在其阻截红军的两年之后，他们的装备还没有任何改善。阻截红军时的川军29军和24军虽然是不同的军，但他们的装备应该是同等水平，因为川军经常发生内战，如果哪一支部队火力强大一些，可能早就把其他部队消灭或者吞并了。

张宣武

这时，川军李全山团长作为一线主官，他的战斗意志已经崩溃。他带着怯战的情绪征求他的部下的意见，他们也都不愿意再打。他们都认为：既然龙八步袁国瑞旅长那里的情况已经不明，红军夹河而上，川军腹背受敌，决难久持。李全山遂决定，由周桂三营留部分兵力断后，李全山自己率两营主力退往天全，当夜即出发。

周桂三当即决定，以饶连的虎班长带一个班的人，作为最后守桥部队。到饶连虎班长放火烧桥的时候，红军22个勇士已开始从桥上打到接近东岸。

时任红四团党总支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铁道兵司令部副司令员的罗华生亲自到二连挑选了22名勇士担任飞夺泸定桥的突击队，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队长。关于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到底是21名，还是22名甚至是23名，也不是完全清楚的。比如现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红一军团政治部办的《战士》报第一八六期上（该报于1930年在江西中央苏区创办），就有“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的记载是“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后来，根据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发表在《星火燎原》上的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人们把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定为22名。

杨成武

红四团22名突击队从桥西向东岸进攻的时候，因为当时敌人拆桥板是从桥中心拆起的，而未能全部拆完，靠近桥西头的桥面还有一部分桥板，红军战士从桥西冲到桥板被拆除的中心桥段时，他们一部分人骑坐在两根铁索上，然后身体趴下，两只胳膊夹紧那两根铁索，两条腿再夹紧那两根铁索，向对岸匍匐前进。因为这样才能够比较稳当地爬过去，想要站在铁索上“踏着铁索冲过去”，是完全不可能的。另一部分战士留在靠西岸的桥板上，向对岸射击掩护爬铁链的战友；随后爬铁链的红军战士到达靠近桥东头剩有桥板的桥面，也开始向着东岸开枪射击，掩护后边处于桥中心趴在铁索上匍匐前进的战友，让他们尽快爬过铁索桥。突击队全部队员到达桥东头有桥板的桥面时，过桥就成定局了。

最早撰写文章记叙飞夺泸定桥之战的，是时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科长彭加伦（1906-1970），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教育部工农教育局局长等职。他作为亲历者写了《飞夺泸定桥》一文，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此文收录在1937年2月在延安编纂完成的《红军长征记》一书中，该书于1942年正式出版。彭加伦的文章应该是在1937年2月以前完成的。根据彭文的记载，最后关头东岸敌人开始放火烧桥，突击队一时停了下来，但廖大珠很快带头冒火冲了过去，因为必须趁着桥板还没有完全烧毁，还可以“踏着”火冲过去，如果停顿时间很长、火把桥板完全烧透了，很可能铁链也烧红了，想要过去就更难了。在前文提到的《战士》报第一八六期关于“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的记载中，“爬铁链冒火过河”的用词是准确的。

事实上，由此人们也可以假设，假如川军一开始拆桥时就改拆为烧，那么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把桥板烧光，甚至把铁索熔断，那样的话红军过河就很难了。幸亏他们最后一刻才想起来烧桥。

根据张伯言四人文章的记载，川军虎班很快全部被红军消灭，川军饶连剩余队伍为了掩护周营撤退，在红军渡过泸定铁索桥后仍作最后的抵抗，经红军连续进攻，被迫撤离战场，追上周营部队时只剩下十几个人。

（七）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小结：

1、对泸定桥之战，国民党军川军部队作出了周密部署，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川军在红军的强力进攻下失败。红军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取得了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两场关键战斗的胜利。

2、红军胜利的根本原因是，红军是一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队伍，具有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具有无坚不摧、所向无敌的战斗精神和旺盛士气，而国民党军川军尽管占据有利地形和防守优势，但缺乏战斗意志，必败无疑。

3、红军指挥有方、英勇善战，一部分部队强渡大渡河，形成两路红军夹河而上，飞夺泸定桥势在必得。国民党军虽然也从安顺场到泸定桥都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把守，但执行不力、应对失据，大渡河、泸定桥两处都被突破。他们挡不住红军的进攻。

4、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是紧密关联的两场战斗。强渡大渡河是飞夺泸定桥的前提，如果没有强渡大渡河的胜利，就没有飞夺泸定桥的胜利。虽然西岸部队已经夺取泸定桥后东岸部队才到达，但没有东岸部队有力攻势的支持和策应，泸定桥桥东守敌主力不会很快撤走。强渡大渡河和飞夺泸定桥两场战斗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

5、红军装备虽然并不太好，但川军装备更加低劣，加上士气不振，根本无法抵挡红军的进攻。

本文最后顺便介绍一下张伯言等四位作者及其撰写回忆文章的情况

（一）《二十四军在川康阻截红军的实况》四位作者简介

1.张巽中（1892-1958），字伯言，号伯方，四川成都人。早年入四川武备学堂、四川陆军军官学堂第2期学习军事，1917年1月，考入陆军大学第5期。1919年冬，陆军大学毕业，入川军刘文辉部，长期在川军任职。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第24军4师7旅少将旅长。1935年初任第24军参谋长，参加堵截长征红军。同年底，任第24军138师5旅旅长。1937年，任第24军138师第1旅旅长。2月22日，获授少将军衔。1945年，任川康边防总指挥部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央戡乱委员会”委员，西康省军管区副司令。1949年12月，随刘文辉在西昌参加起义。参加民革时间不详，应该是刘文辉等人参加民革的同时或稍后时间。后任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成都市西城区政协副主席。

张伯言（张巽中）

2.杨学端（1888-1969），号蜀修，四川西昌人。1909-1911年在成都中学读书，1912年-1914年在四川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14-1916年在驻重庆川军第1师第2团任排长、连长。随后赴日留学，1917年-1919年在日留学，任少校队附，见证人陈文正。1919-1922年，回国进入在北京的陆军大学校第6期学习，见证人鲍秉琦。其间1913-1918年仍一直挂名为川军刘文辉部24军1师参谋长，1919-1922年升职任24军川康2师少将特科团长，1932年任第24军第5旅旅长，1935年参加围追堵截长征红军，1937年2月22日叙任陆军少将，8月任第24军138师副师长，1938年秋兼任第24军西昌行营主任，1945-1946年调任24军中将参谋长，1946-1949年任西康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1949年12月9日在四川雅安参加刘文辉等领导的起义。1950-1955年在西南军区司令部贺龙部任高级参议，1955年起任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参事。1969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杨学端

3.朱戒吾（1908-2010），四川崇州人。14岁加入川军，后考入黄埔8期学习，加入共产党。毕业后在刘文辉部队任职，曾任国民党24军137师参谋长。1946年7月任军调36小组代表，时任北平军调部第36执行小组中共中央代表朱光与朱戒吾相处十分融洽，1946年中秋节，朱光亲自动手做广东菜招待美方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朱戒吾做了回锅肉和麻婆豆腐两道川菜共庆中秋。1946年10月，朱戒吾回家结婚，朱光特设宴为之饯行，题诗赠别：“秋风秋雨压关来，和说难成劝早回。蓉城杨柳丝丝绿，莫负心心叶叶催。”（这句“蓉城杨柳丝丝绿，莫负心心叶叶催”很有意思）并跋语曰“与戒吾兄共事军调小组，戒吾兄衔命内调，并将返蓉结婚，特为饯行，席间索诗，因以赠之，并祝燕尔。”（朱光原是解放军高级军官，解放后长期担任广州市市长。他对朱戒吾很有好感。见胡提春叶创昌黄永镇：《朱光传》，《广州文史资料》第40辑）婚后不久，朱戒吾参加民革，在中共川西区负责人胡春圃的领导下秘密开展工作，后在国民党第95军参加彭县起义，为从起义到解放军接管成都市阶段的社会稳定作出了贡献（参阅乔曾希：《在迎接成都解放的日子里》，黄埔2001-04）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第五、六、七、八届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四届四川省政协常委。1950年，出席了成都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被选为协商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同年被任命为成都市人民政府委员，成都市建设局副局长。1955年至1965年又先后担任司法局局长、民政局局长。1965年任成都市政协驻会副主席，在市政协工作23年。从1954年4月起，朱戒吾一直是第一、二、三、四、五届民革成都市委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委。（参阅署名本刊记者的《朱戒吾印象》一文，黄埔.2001年02期）

朱戒吾

4.张怀猷（1907-1988），名世勋，四川仁寿人。第24军政治学校第5期毕业，1933年任川康边防第2师特科团中校团附，1935年任第24军136师5旅参谋长，参加围堵红军。1938年8月任第24军西昌行营上校副官长，后任西康省越西县县长，第24军补充团团长，西康省直属团管区少将司令，1949年12月9日在西康参加起义。部队改编后任解放军第26军557团副团长，第62军教导团教务处副处长，转业后任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成都市金牛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成都市金牛区政协副主席。1979年12月当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

张怀猷

（二）朱戒吾等人积极响应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的号召，积极参与文史资料撰写工作

张伯言四人撰写的回忆文章，体现了四川省政协、成都市政协贯彻落实全国政协周恩来主席关于撰写收集文史资料的指示精神的成果。

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当选第三届全国政协主席，当天周恩来就对文史资料工作作出指示。他说：“希望过了6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在座的都经历过四个朝代：清朝、北洋军阀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

1959年7月20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开始面向政协委员和各界人士征集文史资料。从此，征集、保存、研究和出版文史资料成为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1961年初，根据周恩来指示，全国政协成立文史专员室，文史专员的主要职责为：一是撰写“三亲”（亲历、亲见、亲闻）历史资料；二是向各界人士征集历史资料；三是审阅来稿；四是参与编辑出版文史读物。文史专员大都是某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他们先后撰写、征集、审阅、研究、校勘了数以亿字的文史资料和文稿，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文革”前即达55辑，截止2019年已至170辑，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6卷（刊载有文史专员撰写、征集、审阅的文稿），共同征集近80亿字的文稿，编辑出版了50多亿字的文史资料图书、期刊，出版了一大批电子音像制品。

张伯言等人都是文史资料撰写工作的积极参加者，特别是朱戒吾为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编撰工作发挥重要作用。1965年，朱戒吾担任成都市政协驻会副主席，他建议成立成都文史馆。经批准后，成都市政协成立文史资料办公室，朱戒吾兼主任并开始组织编辑出版“文史资料选辑”。从此以后，朱戒吾成为成都市政协组织文史资料的抢救和编写工作的重要组织者和参加者，直到他的晚年还在关心这项工作。2007年11月，正式出版发行《成都文史资料选编》丛书8卷12册，获得全国政协“优秀文史资料图书荣誉奖”，至此成都市政协开展文史资料工作47年，共征集史料1.2亿多字，出版《文史资料选辑》32辑，朱戒吾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

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作为原国民党军起义将领，作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的参与者，同时那个时代他们还是思想改造的对象，他们撰写的像《二十四军在川康阻截红军的实况》这样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应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感谢民革中央组织部戴自特同志经请示领导同意后提供了民革党员张伯言、杨学端、朱戒吾、张怀猷四人的档案照片。其余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