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9年，陈胜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激起了起义者的反抗之心，然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秦末农民大起义。在很多人看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句话，打破了先秦贵族在政治上的垄断，代表庶民参政的开始。

那么，陈胜这句话准确不准确呢？其实，如果从时代上看，陈胜这句话振聋发聩，的确具有时代意义，但如果从狭义上看，陈胜这句话并不准确，并不符合时代特征。

根据史料记载，第一位平民政治家大约是姜子牙，据说他家道中落，做过屠夫，开过旅馆，由于家贫而做了赘婿，70岁时整天四处钓鱼，但这样一位穷老丑的男人，却在随后的日子里翻云覆雨，周文王拜他为“太师”，尊他为“太公望”，周武王尊他为“师尚父”，成为周人军事统帅，后来建立齐国，辅佐周成王、周康王等。一位穷老丑翻身为帝国数一数二的重臣，无疑已经验证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

秦末农民大起义（秦末农民大起义教学设计）

当然，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发现“姜”字本义是女羌人，并不代表姓氏，羌字本是被俘的男羌，大约商朝晚期时姜字可能演化为姓氏，羌字成为部落名称。因此，从文字上解析可知，姜子牙应该不是普通人，极有可能代表了羌人的利益，所以周人才会重视姜子牙。也就是说，姜子牙得到重用的前提，不是因为他的才华，而是他的特殊身份，在羌人中的地位，因此当时还处于“王侯将相有种”的时代。

其实，甲骨文中的“民”是一目被刺，以独眼作为奴隶的标志之一，“人”与“夷”、“尸”相通，一般用于被征服部族后臣服之人，地位低下，还可以作为“人牲”，总之商朝统治阶层与“民”、“人”似乎不是一个物种，当时“王侯将相的确有种”。因此，当时“民与人”中哪怕有才智高绝之士，统治者也不会重用，否则就会动摇统治基础，比如纣王只是任用了几个地位低下的“小臣”，就被比干、周武王等人视为四大罪状之一。

西周至春秋晚期之前，在史书上留下姓名的王侯将相，基本上都是贵族后代，或者说虽然落魄但有辉煌的祖先。我们熟知的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得奴隶百里奚，其实百里奚本是春秋虞国大夫，晋国灭掉虞国后百里奚才沦为奴隶，因此秦穆公任用奴隶百里奚为相，只是延续了“王侯将相有种”的做法。不过，作为曾经王侯将相的百里奚等沦为奴隶，其实也从另一面说明王侯将相无种了。

春秋晚期时，由于多年战争，很多诸侯惨遭灭国，大批王侯将相沦为平民、乃至奴隶，于是以前被贵族垄断的知识开始下移，这是百家争鸣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平民阶层中也出现了一批高素质人才，而以孔子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开办私学，提升了平民阶层的素质，进一步打破贵族对知识的垄断，所以孔子伟不伟大需要透过具体时代来看。也就是说，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当时的“民”已经不全是如同杂草一样懵懵懂懂，不全是没有学识的了，不全是“民多而无识”。

由于列国兼并激烈，不少诸侯国开始重视人才，孔子不少弟子本是平民，后来却担任了不小的官职，比如子路。不过，受制于当时的传统，平民即便能力出众，不仅不可能担任王侯将相这些要职，甚至担任一般官职时还要经历更多的考验，最典型的是孙武，伍子胥在吴国没有受到考验立即担任高官要职，但地位比较低下的孙武却要通过练兵考核。

进入战国之后，战争残酷程度进一步升级，灭国危机时刻笼罩在各国头上。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为了国家强大，不在残酷的战争中被灭掉，于是战国七雄先后开始变法，没有变法或变法力度较小的国家后来基本陆续被灭。尤其重要的是，七国变法的内容中，几乎都有重视人才、选拔有能力者上位的改革。

魏国第一个变法，任用李悝主持变法，史称“李悝变法”，第一条是废除奴隶制时代的世袭制度，根据能力来选拔官吏，取消旧贵族原本享受的世袭俸禄，用来招募贤才，发展生产。秦国商鞅变法，主张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禁止私斗，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哪怕一个毫无社会地位的贫民，只要不断立下军功都能升上高位。齐国邹忌变法，邹忌本身就不是什么显贵，“以鼓琴见威王”而得到重用，他本人非常注重推荐人才，变法内容中有“谨择君子”这一条。楚国吴起变法，提出“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裁减冗官，选贤任能，罢除无能无用之辈。燕国乐毅改革或燕昭王改革，确定“察能而授官”的用人原则，只将官爵、禄位授予有功、有能的人，以克服“亲亲”、“贵贵”的用人传统。韩国申不害变法提到“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而申不害本人是“郑之贱吏”，韩国灭郑后成为韩国低级官员，最终却为相15年。唯一没有明确提到不拘一格提拔人才的是赵国胡服骑射。

通过战国七雄的变法可见，当时已经打破了僵化的贵族血统论，中国社会阶层不再固化，下层有能力者可以通过努力、通过才华成为高官，乃至成为帝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申不害、商鞅、庞涓、孙膑、李斯、苏秦、张仪等人，起初社会地位都不高，但经过努力之后，他们都成为了高官显贵。

经过变法之后，如果说关东六国的阶层固化还很强的话，那么秦国对阶层固化的破坏就比较彻底了。原本，秦国就有广纳天下英才的传统，变法之后更是“变本加厉”，只要能使用的人才，秦国国君一般都会使用，连吕不韦这样的商人都能担任宰相，张仪、李斯原本地位都很低下，后来官场历练之后，让秦王看到了出众的能力，最终成为秦国宰相。

因此，陈胜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时代氛围来看就不准确，从秦国国情来说更不准确，陈胜之所以这么说，主要以激起他们“迅速暴发成为王侯将相”的野心与反抗之心。当然，如果将战国到秦末这一段时间的概括起来，那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的确可以作为整个时代的印记，标志着平民参政时代的开启。

秦朝之后，贵族政治与平民参政齐头并进，持续时间长达千年之久，直到宋朝之后平民参政成为主流，勋贵身份反而在政坛上更为敏感。

汉朝时推出了“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说到底是地方官员在辖区内挑选品学兼优者，将之推荐到中央，由中央考察考试之后任命官职，给了底层有能力者一个上升的通道。

三国时期，曹操提出“唯才是举”，首要考虑的是有没有能力，而不是孝不孝、德不德，这是中国用人制度的巨大进步。但魏晋后门阀控制了政治，非门阀之人很难升为高官，用人制度出现倒退，社会阶层固化严重。直到隋唐时期，门阀的存在威胁到了皇权，隋唐皇帝推行科举制，吸收寒门子弟以与门阀士族抗衡，牛李党争就是这一体现。唐朝末年，黄巢起义毁灭了很多大家族，导致士族势力衰败。

宋朝之后，随着科举制的完善与盛行，寒门子弟逐渐成为主流，低层平民只要有才，即可“朝为读书郎，暮登天子堂”，选拔当时社会认可的“有能力之人”，重点不再看其身份如何，已经成为皇帝与万民的共识，这种共识一直延续至今。

数千年来，中国之所以一直领先世界，与社会阶层可以流动关系很大。相比中国，近代之前欧洲一直是贵族政治，阶层固化严重，直到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才逐渐解决掉过去的阶层固化问题，因此某种意义上说法国大革命与陈胜吴广起义一样伟大。

可以说，早在战国之初王侯将相无种时代已经到来了，比陈胜吴广起义早了200余年，陈胜喊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确具有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但就当时时代而言，这句话却不准确，只能说是陈胜野心的体现，想要快速成为王侯将相，而不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发展。而这种想要“暴富”的心态，应该也是陈胜成为流星的关键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