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一章脂质性状的体质特征

B．智质性状的类体质特征──

B－Ⅵ．工具的位相：智质作为“精神本体”之存在，只是一种后衍性自然感应属性（或曰“自在性生物逻辑潜能”）的超验观审或自我体验；智质作为“生存性状”之延伸，才是一种代偿性自然衍存质态（或曰“自为性生物依存机能”）的经验重塑或自我现身。也就是说，智质存在从生物自演属性转化为超体质的生物生存性状，它必须也必然是体质性生存性状（简称“体质性状”）的变态模拟和代偿跃迁，是谓“智质性状”。【不言而喻，智质一旦从属性潜能物化或显化为生存性状，这“性状存在”就立刻转化成智质的载体，一如原先的“体质存在”是智质的载体一样，于是，当我们此后再说“智质载体”时，它必定是指“体质性状”和“超体质性状”之总和。在此，有必要重申，所谓生物的“性状”或“生存性状”，原本乃是自然物的“质态”或“衍存质态”之同义延伸词。】

暌隔天涯什么意思（暌隔天涯）

由此方可解决所谓“工具”以及所有“人造物”（统合为“广义的工具”）在自然物理化序列上的存在位置问题，即一切生物缔造的东西已不是单纯理化意义上的物质，而是生物衍存位格上的“类体质代偿相”或“类体质附属物”，换言之，它是在自然演化的动态区间内作为自然物，而不是在人为观照的静态意念中作为自然物。【一切工具都是体质性状的代偿性延展。车马是足力的补充；刀枪是爪牙的进化；望远镜和显微镜是目力的扩张；计算机则是脑功能的赓续；如此而已。此言虽属平常之论，却从中引出了许多谬误，有人由以认为人已被自己制造的工具所扭曲──或近代人性已为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异化──殊不知工具正是被人性同化了的物性；有人反过来说，人已不是生物，而是别具一格的肉－机联构体，结果令人与自己的产物都化为无根的神明或恐怖的怪物；更有人借此证明，实践导出了“真知”，却不见三岁的小儿也能用泥捏娃娃，至于土与水的混合何以就产生了泥的塑性，泥娃娃断不会诉说于真娃娃，且真娃娃也无须去透彻泥娃娃的“真性”。人利用物的片面的可感知属性原属智质的自然规定，其实一切衍存物无不以自身特定的感应形式利用着作为本体依存条件的他物，即便是先把他物预备为可进一步套取直接依存物的“工具”，在生物史上也照例经过了一个自然而然的代偿演进过程：“某些动物也会使用天然的木棒和石块。例如猴子有时能用石块去敲碎食物；海獭会利用石块去击破蚌壳或海胆壳；一种雀类鸴能嘴衔仙人掌的刺，从树皮裂隙中掏出昆虫来；甚至某些昆虫，例如蚁狮，能用头推下沙土来捕捉食物。近年来有人在东非对野生的黑猩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看到它们能小心谨慎地选择树枝，用来插入白蚁山，获取白蚁为食。如果树枝太长，它们会把它折断成合适的长度，如果有枝杈妨碍其插入蚁穴，它们就会把枝杈去掉，因而黑猩猩不仅能使用天然工具，而且具有一定的改变工具的能力。”（引自《普通生物学》吴汝康撰章）实际上，人类所夸耀的创造性“工具”不过是自身生存度式微而不得不有所凭借的依赖性支撑，俨如站立不稳的老者不得不削木为杖。假设人之坚实一若磐岩，何需他物予以扶助？】

除了上述的代偿机理之外，广义的工具与语言一样，还表达着智质虚存的现象形态。质言之，“虚存”（即不同结构物所必具的不同“依存属性”）与“实存”（即借助于自身之“属性”以实现依存的“结构载体”）共同达成任一“存在者”之存在态势或存在质态，“虚存”要么不显现自身──或恰恰是在自身的可感对象中借以显现自身的要素、以及使自身的感应对象在自身中得以显现的要素（参阅卷二）──要么则以某种依存结构的物化方式（即“实存”方式）实现其衍存。智质作为生命的机能性续存──也是自然属性系列的最高代偿形式──或者以沉思、幻想、梦境和意识流的形式潜在，或者以意志化的言行和物化的工具来表达生物体质的生存规定。【是故，智质一旦带动体质活动，必然呈现为生物的性状或生物的类性状延续，而一切生物性状皆围绕生存的轴心运转，正如一切无机物的理化质态皆围绕求存的轴心运转一样，智质的存在根据因此只能是对体质性状的拓展，工具的体能延伸性质由此被牢牢地确定下来；而工具之运用一如动物体能之运用，除非是为了寻求自身的生存条件或曰“达成自然总体存在的失位对接”而外，别无任何其他的解释可言。】

这样一来，人类社会存续的根据像退潮的暗礁裸露而出。我们在前述各章中说过，社会的结构化发展盖源于生命个员体质性状的异质残化对生机整合的自然要求。在膜翅目社会昆虫之后，生物演进史上似乎呈现出体质性状相对同质化的回潮，整个动物群态因此展现为聚散逍遥的松弛格局。然而那不过是社会幼虫的成蛹过渡，蛹裂之时，沉滞的生物社会顷刻间腾空飞扬，简直让你不敢相认，但切莫眼花，须知这飞舞的变态之躯正是原先那蠕蠕不得前行的同一条爬虫，它飞得再高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本性，只不过显露了自身宿命中更为轻佻和迷离的前程。它原先附在地上，尚无惧狂飙的摧折，而如今轻风的拂煦即足令其难以自持；它虽然舞姿优雅，却仍在为采食觅偶奔忙；你为它的赏心悦目而诗性勃发，仅仅表明你全然没有站在它的立场上或暂时忘情于诗外的求生处境，对它而言，固有的素质依旧支配着它，所不同的，大概只是把爬虫的苦恼转换成了更为不堪的飞蛾的酸楚而已。

智质造化的工具就此大大扩充了人类的体质性状，这种后天创制的工具型类体质性状自然具有瞬息发育和易于变体的特质；而且，对于每一位作为此类工具性状之承担者的个人来说，他的生物性体之潜力只允许他有限地运用诸多工具之一种或几种。随着智质运动的继承发展和工具种类的无限分化，借助工具表达体能和智能的人类分子急遽地趋向于个性化，也就是说，这个生存性状的变态发育进程，既把人类大致均一的智质展开为一系列“分科”的异质形态，又把人类几近同质的体质畸变为一系列“分工”的残缺形态。相应地，生命个体的自然生存度随之迅速地趋向于弱化甚至消失，人类社会的整合结构因此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

B－Ⅶ．语言的位格：如果没有语言，智质就只是一个沉闷空洞的潜质，犹如没有四至五种碱基发生具体组合的话，DNA的编码就只是一个潜在的可能一样。因此，语言和工具颇有类同之处，即一方面，它们都是生物体智属性的代偿延伸，另一方面，它们都体现着智质虚存的实体表达和性状再造倾向。其区别仅仅在于，语言只能限定性地处在未展开的纯智质虚存属性和实现了的类体质物化性状之间的衔接性位置上。【换言之，语言及其符号系统，是从不可塑的“感官图式表象”向可塑的“理性模型表象”渐次过渡的虚拟代偿产物，即当动物式的“感官图式表象”业已固化，而人的生存度仍然不可遏止地继续衰变之时，感应属性及其感知逻辑不得不为自身的分化代偿铺垫出来的前衍路径或虚载台阶。所以，人类的求知行为越来越依赖于符号系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自然规定，即便今天的电脑虚拟图像日益丰富也丝毫无助于打断这个天演进程。故，所谓“语言的位格”呈双关涵义：从代偿展拓的角度看，它的“位格”表征着“载体衍存在自然存在流程中地位相规定”；从感应方式的角度看，它的“位格”又表达着“智质本体在语法逻辑结构中的分化组态”；不言而喻，它的“结构分化组态”完全受制于它的“衍存位相规定”，或者说，“语法的逻辑位格化”乃是“生物的智质化位格”的产物。这一点，如果就“人类语言符号系统的演化形态”和“人类在自然社会系统中的进化现状”予以参照研究，即可一目了然：从古猿及猿人的体姿传意和单声（吼声）语势；到真人及智人的音节分化和结绳记事；再到原始文明人的占卜巫符和甲骨刻文；乃至信史时代以来用于日常表意的语言符号系统、用于数理探讨的公式符号系统、以及今天用于人机对话的电脑编程系统等等；可以预见，人类未来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系统还会随着人类的社会生存境遇（亦即人类的自然存在性）的变迁而变迁。】

语言作为思想的要素，起着砖瓦对于楼房的作用，砖瓦与楼房的关系决定着对砖瓦性质的要求。换言之，思想物化为工具犹如设计外化为楼宇，语言外化为音节与符号，全然是思想工程或逻辑系统发生结构分化的产物，那么，对语言形质的要求又是什么呢？二十世纪初，天才的索绪尔发现，语言仍是一个空洞，因为语言无非是一套“符号系统”，其中任一词语或概念都只在某种语法逻辑的结构中才有意义，譬如在同一发音之下可能有若干表意完全不同的语词，放在语句中所指明确，单独说出则不知所云。可见，“语言是由相互依赖的诸要素组成的系统，其中每一要素的价值完全是由于另外要素的同时存在而获致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瑞士〕费迪南·德·索绪尔著，转引自《结构主义和符号学》，〔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刘峰校。）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由此诞生。它提示，语词的空虚化与语词的多变格性及其大容量性相关，正如逻辑的虚存态与逻辑的高度变塑性相关一样。然而，没有实存内涵的结构如何可能成立？【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研究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探讨，其实一切“抽象结构”或“结构抽象”都存在这个问题：原子结构中的质子、中子和电子；分子结构中的原子或离子；细胞结构中的分子和高分子集团；生命有机体中的细胞、组织以及器官系统；乃至社会结构中的个体、阶级与基层社团；倘若以时空和广延均告阙如的前宇宙情境作为所有这些“结构”的参照背景，则世界的存在俨然就是无质量、无维度的结构的存在。不过，这样的“结构”纯属缺乏渊源纵深感或缺乏动态衍存内涵的“结构平面描摹图”，是乃“结构主义”的根本弊端。】

在这里，我无须重复论证世界是不是按照语法逻辑的结构状态组成的，因为这个问题在本书卷二的研讨中业已阐明。如果仅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借助语言所能表述的世界一定只是我们自己的“逻辑语言世界”，甚至语言所示的世界本身同样只是一个结构系统也未尝不可，“如果不考虑词的周围环境，我们甚至没法确定表示‘太阳’这个词的价值”，可是，为什么讲“坐在太阳里”是不恰当的呢？（引文出处同前）道理只有一条：我们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结构必须是一个以自身的衍存位格与结构化自然存在取得衔接的特定代偿感应结构，且仅限于此。外物是摆定了的格局，不容思辨去任意重塑或使之变格，然而在这（相对而言）一成不变的物质世界上，似乎没有给思想者留出固定的存在位置，思想者只有不停地搅动这个世界，才能为自己创造出旋动混浊的共存余地，语言和以语言作为载体的智化逻辑为之应运而生。于是，语法上的位格立刻成了某种衍存位格的“定位指示器”：语句的主格旨在锁定衍存者的依存条件，并以其繁杂情状标示着主体依存条件的递增量度；语句的格旨在确定衍存者的当下意向，并以其游移频率标示着主客依存关系的失稳状态；语句的宾格旨在给定依存条件的具体内容，并以其感知深度标示着代偿依存结构的依赖程度。总之，一切语句、语词或命题的逻辑变格，归根结底都是智性生物多向依存的失位性规定和失位性表现。进一步讲，指谓对象的名词其实是物的可感表象，它使沉重的外物内化为没有分量的存在；表达意志的动词其实是主体的响应，它使僵硬的外物为失位的生命“挪”出位置──或者毫无幽默地讲，它使失位的生命在僵硬的外物中自己为自己“理”出位置。【当思想者说“太阳落到了山的背后”时，太阳的实际位置并不与这句话中的指谓相关，但思想者必在山的前面（或相对于太阳的另外一侧）却是一个明确的定位。这个定位实在是性命攸关的要务，譬如，只有确认“鸟从天上降到了地上”，原始人众人才能投石击杀而食之，这句话的意义仅在于人们与其食物的相对关系，至于下沉到何处为“地”，高出地多少算“天”，以及“鸟”或“birds”这个发音和符号何以就不能是另外一种发音或另外一种符号，甚至“鸟”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追问。你今天要追问它，是因为你已无鸟可食，你所面临的处境使你不弄清禽类的生性乃至语言的深意就难以生存；你当时若多事去思索，鸟绝不会等着你而不飞离，“思”若使“思者”失食，“思”还有何“可思”？某一个人尚可为“思”而殉道，整个人终究不值得冒此风险。因此，语言符号必然暗含两项武断：即语言在表意或概念上的武断；以及语言被他人或众人承认和接受上的武断；然而正是这两项武断共同协作，却为智质生物完成了一项最要紧的使命：求存。】

逻辑和语言的空洞由此都变得充实，就像饿瘪的胃囊塞满了食物。逻辑因语言而得见形质，语言因思考而获致落实；思者之所以要创制使思者之间发生交往的语言，乃是由于每一位思者都已残化，他们必须相互组合或配合，其中任一个体才感到自身得以完整；语言就在这样紧迫的焦虑之下问世。它的运用使残者互合，然互合之一瞬反显得暌隔得深沉；分化离散既是一种现实，残弱不合又是一个必然；藏之愈深，离之愈散；离之愈散，合之愈迫；语言就在如此一种进程的催逼下日益复杂。

可见，语言的发生是生命弱化和残化的产物，语言的细化是残弱者愈益残弱的代偿，亦即语言及其符号是智质属性分化的显性支持形态，因此它与广义工具的本质一样，只能作为生存性状的延伸或生存性状的预延伸而存在。【新生引导故旧，工具宰制精灵，从表面上看，异化的变体历来都在扮演弑父者的角色。当代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与古典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对语言的关注正在淹没对逻辑的关注，一如既往对逻辑的关注曾经淹没了对本体的关注那样。雅克·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语言之外再无其他”与贝克莱的“感知之外别无所存”何其相似乃尔！从“本体论”（追究物质与本原），到“认识论”（追究精神与感知），再到“语言论”（追究言辞与文本），乍一看，哲学研究似乎越来越精致了，然而，作为哲学载体的人却与缔造了人的自然本体渐行渐远了。这是一个背弃根本的动势，宛如繁茂的枝叶终于遮蔽了树木的主干，或如奔腾的江河无从回望寂寞的源头，风摆杨柳，水激雾障，无根而至飘荡，离散以至轻浮，处处都表达着宇宙物演的失存趋势和人类智化的失位倾向。在这里，我无意否认起始于弗雷格的“语言论转向”的学术意义，也许它正好表征着人工智能以及后科学虚拟时代的即将来临，就像“认识论转向”曾经传达了工业革命以及科学逻辑时代的先声一样。但我偏偏像一个落伍的跛脚汉，执意要为此类活泼的先行者加以灰色的旁注：语言引领着思想，深入物质的墓穴！】

注：本章具体阐述智质性状的类体质特征——

工具的位相：

1、本段说明：智质作为虚体存在是感应属性，智质物化为类体质（即人造物或广义工具）则通过智能虚体重塑了智质载体；也就是说，体质和类体质共同构成智质载体，或者说，体质性状和类体质性状（智质性状）共同构成生物的生存性状。

2、本段说明：一切作为类体质的人造物或广义工具都是人的附属物，是位于人的衍存位相之后的自然物，比人的存在度更低，这就是一切人造物的“物性”。归根到底，人造物是对人的体质进一步代偿。

3、本段说明：智质虚存与智质载体之实存共同构成社会生物的存在质态。人造物作为实现依存的结构存在（即实存）表达了智质虚存之“能知”和“所知”状态。也就是说，智质要么是虚存，要么物化为人造物成为实存；智质实现依存的过程，必然是以其智能进一步代偿体能的过程，代偿的方式就是制造和使用人造物。

4、本段通过举例形象的说明无论是体质性质相对同质的人类还是高度残化的膜翅目都被固有的求存素质支配，即体质性质相对同质仅仅是表象，智质的残化程度和残化速度比膜翅目的体质残化猛烈的多。

5、分科和分工分别是智质残化的虚存和实存状态，即分科是智能（智质性状）残化，分工是体能（类体质性状）残化。人类晚级社会就是通过智质分化即生存性状的分化耦合完成社会化的高速变构。

语言的位格：

6、本段说明：语言是智质虚存的实体表达，衔接智质虚存与类体质实存，即智质虚存只有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后，才能物化为类体质（人造物或广义工具）。语言载体（即智质载体）所处的衍存位相决定其广义逻辑结构或思想状态，进而决定了语言的质态；也就是说，语言作为智质（或思想）的表现形式随着智质（或思想）载体的分化发展而分化发展。生物一步步从感性、知性到理性的分化发展过程就是语言的分化发展过程。

7、本段说明：智质虚存（包括语言）的结构化以其载体的实存结构化为基础，并与其在纵向上同步展开。存在即结构存在，万物皆结构。万物从简单到复杂的纵向的结构累加过程决定了思想（包括语言）的结构化进程。虚存是实存的属性，二者本一体。

8、本段说明：卷二指出物质衍存的logos决定logic，也就是说，是世界的运行决定了逻辑的结构状态，即智质载体的存在位相决定了其实体结构的实存状态，也决定了虚体结构（即智质或逻辑结构、语言结构）的虚存状态。语言的语义改变表达着语言载体（即智质载体）的衍存位相漂移。所以，语言表述的任何“概念”都是一种局限于一时求存的武断，它的内涵与外延的扩充过程，正表达和测量着人类认识深度的进程及其衍存位相的后移。

9、本段说明：智质分化下的分工分科自然也造成语言的分化，不同专业的人常常不能看懂专业化的语言表达，最显著的就是哲学的专业化语言成为大多数人的阅读障碍；其他不同专业的人也存在这种问题，而社会的运转是生存性状分化耦合的结果，耦合就一定需要跨专业跨行业的沟通以完成社会的整体协作。同时，分工分科越来越细，导致人的认知越来越片面狭隘，即人的认知差别越来越大，人与人的交流沟通愿望自然越来越强烈，这种越分化越复杂越需要沟通又越来越难以沟通的进程是语言的分化发展进程，也是人类的文明化进程。

10、本段说明语言即智质虚存的实体表达或显化形态，和广义工具的本质一样，属于生存性状（智能和体能）代偿性存在（注：语言衔接智质虚存与类体质实存，站在体质性状代偿的角度上，则是体质性状的预延伸存在）。最后一句话的意思是：虚存彻底压倒实存时，即思想、语言的虚存代偿无限膨胀、一统天下的时候，只表明人类的存在度趋近于零而失存。

注：本章接着上一章开始具体谈智质代偿的的第二个特征：智质性状的类体质特征，说明智质代偿与体质代偿的续贯性，即智质代偿是体质代偿的延伸。

第一百六十二章智质虚存的超自然质态

C．智质虚存的超自然质态──

C－Ⅷ．超广延性：宇宙之无限与否，思想无从考据，但思想足以追索到有限之外，去问那“限”者何以为限。不待说，宇宙大爆炸的有限论数学模型无论怎样玄远，毕竟同样是一组姑妄武断下来的逻辑代偿和符号空流，它无非是把抽象宇宙的一部分圈定为具象宇宙，或者终将另造一组符号去把这一部分之外或之前的宇宙重新命名而已。“思”的神驰竟如此之遥，并不是思所独具的属性，思的虚存禀赋来自于自然，一如思者的实体衍生导源于自然一样，思所具有的一切属性均是自然存在的前定属性，智质的虚存形态及其属性规定正是自然的实存转化及其本原表达。所以，思只要证明了自身之所有，亦就同时证明了身外之所存，尽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某种特定的感应规定，也无碍于二者各自分执的“真”与“实”的同一。“真”之为真不在于虚实两方的任一端点，而在于彼此媒合之一瞬，这一瞬之所失正是这一瞬之所得，得失之间体现着“真实”。就自然实存的一端而言，这触发之一瞬全然“失真”，就智质虚存的一端而言，这感应之一瞬只为“求实”，这一从“真”到“实”的转化过程本身就是“真实”，于此而外，复有何哉？（1）

智质追求“思的真实”，乃是智质得以发扬之根据。因为生命如果不与自然对接，生命及其智质则一概无由产生。这种对接的需要随着生命渐趋弱化失存的过程而发迹，是为智质对生物失位的代偿，可见智质之倾向于空阔，乃是由于生命倾向于缥缈的缘故。生命在益发摇荡的运动中寻找自然，智质就在益发扩散的照应中定位自身，智质的无限张扬因此呈现为体质的相对衰微，亦即智质虚存的发展反比于体质实存的蜕化，二者的互补关系构成了生物衍存的实现，二者的相互关怀构成了自然存续的现实。生命由此达成超自然的对接，自然也由此达成超时空的舒展。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广延性与黑格尔的理念广延性得以统一的根据。【换成本书卷一与卷二的表述方式，则智质的所谓“超广延性”和下文拟谈的“超表观性”，无非就是“自然弱演的物类分化量”与“智质载体的依存条件量”之间预定和谐的对应性产物。（请读者回顾卷一第五十章与第五十一章、卷二第八十六章与第一百零二章等有关章节。）】（2）

C－Ⅸ．超表观性：生物的弱化演进，使得确确实实的感官所及显得表浅，以至于渐令后衍性生物无法据之做出相宜的行为反应，亦即所“应”已与所“感”脱失，知性内涵的深化运行方才随之启动。然而，人类穿透自身动物性感觉所欲追寻的，不过是智质所及的另一层“感觉”，我们把这一层感性称为“知性”乃至“理性”，自以为达到了存在的内核。可是，第一层直感尚且不足为凭，何以多了几层迷障反而抵达“牢靠”？还有一问更让人茫然：智性所深入的究竟是外物之内层抑或是自身之内层？若是外物之内层，你缘何不相信第一层感觉？若是自身之内层，又为何非要依据于外感不可？而且“外物的深层”与“智质的深层”断然不能脱节，否则生命与自然的存续关系岂非化为乌有。显然，唯一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从“生物的知性”立场移驻到“知性的生物”立场上来，亦即从“单方主动的感知”立场移驻到“彼此属性的耦合”立场上来，换句话说，智质深处的“逻辑”与“理念”和自然深处的“动势”与“本原”，在宇宙衍存和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早已达成了这样的规定或“预定”：智质深处的认同与自然深处的本真必以存在与生存相统一的原则构合或“和谐”。但须留意，切不可将“存在与生存的统一构合”误解为“主体与客体的认知同一”，而应理解为“代偿感应的依存衔接”才对。（请回忆卷二的中心思想。）（3）

这种趋求深化的智质运动直接提示，此刻的生命不仅特别容易迷失于自然，而且特别容易迷失于自身。迷失则威胁着生存，愈迷失愈须探询，探询则倾向于主动，愈主动愈会迷失；这就好比用一个静点去测量一个动点已属不易，倘若作为测量一方的静点也不由得自动起来，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个作为测量方的所谓“静点”本身就是所要测量的诸动点中尤为活跃的一部分，则如此两点之间何以为测？【这种情形与现代物理学对量子运动的测定略为相似：“指明测量的内容需要具体陈述仪器的类型和定位。这意味着我们大家可以就附属于诸如‘一个盖革计数器放置在离源２米的地方’之类的短语的意义取得一致的看法。（但）当我们问到量子系统和宏观仪器之间的分界线划在何处时，麻烦就出现了。归根结底，盖革计数器本身是由原子构成的，并受量子行为支配。”（引自《原子中的幽灵》，〔英〕戴维斯布朗合编，易心洁译，洪定国校。）即是说，海森伯在量子物理学上提出的所谓“不确定性原理”或曰“测不准原理”──舍去其“确定位置的准确度和确定动量的准确度成反比”中的“位置”与“动量”等物理参数，而改为“位相演变”、“属性派生”及其“依存感应耦合关系”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智质运动所处境况的写照。智化的人类于是像一个闯入莽莽林海的孩子，他走得越远就越发迷惘，可他停步又意味着绝望，如果这森林像宇宙一样深远无涯，其中的孩子前途安在？】（4）

注：本章具体阐述智质虚存的超自然态，可结合卷二的第一百章理想逻辑的质态和第一百零二章理想逻辑的函量来对比理解：

超广延性：

1、本段说明：智质或思想“足以追索到有限之外”指理想逻辑的追本溯源律把分化的具体存在的“多”还原为整体的抽象存在的“一”，但其本质不过是自然本体存在的属性代偿，由本性存在转化为属性存在。所以，当“我思故我在”证明了横向的“思”之存在，在纵向上同时就证明了“我思即他在”，因为作为主体的“我思”和作为客体的“他在”在纵向衍存关系中必然同时存在，因为横向上正是“他在”的可感属性与“我思”的感应属性耦合才有了“思”的内容（“所思”），纵向上正是作为前体存在的“他在”进一步衍存出“我”才有“我思”（“能思”）之属性的发生。

2、“我”通过“我思”耦合“他在”，才能把握“我”的依存条件，即追求“思的真实”或理性认知（理性阶段的抽象或耦合所得）的正确，才算达成与自然的对接，实现对依存条件的追索。因为理性阶段分化出的依存条件无限之多，所以理性或智质虚存呈现为超广延性的无限追索，这正是自然实存（或元存）与智质虚存的预定和谐关系。一切智质超广延性的运动只是为实现对智质载体的求存性定位，以便指导主体的体质运动实现求存。

超表观性：

3、智质的超表观性表现在智质的逻辑函量增益至理想逻辑阶段，理性超越了点状理化感应、直观感性、乃至本能知性阶段，彻底扬弃了自然实存的物态形式或直观感知，完全在概念上推导认知。也就是说，感应阶段从理化感应、基因突变最终进入智质的逻辑变革，每一个达成三洽的实现正确的逻辑模型，在逻辑载体参与的自然实存（或元存）的衍存进程中，与自然实存（或元存）预定和谐。逻辑模型达成的逻辑三洽实际表达的是主体与客体的求实性“代偿感应的依存衔接”，即逻辑变革之“实”还表达着智质载体（即主体）的加速的位相漂移和相对静止的自然实存（即客体）的“和谐”关系。

4、自然实存（即客体）的分化进程与智质载体（即主体）加速的位相漂移进程同一，只是逻辑变革的速度远远大于客体分化速度。故，作者以计数器测量源物体（指电子）测不准为喻，说明智质耦合自然的越来越难，即人类的衍存位相越向后漂移，逻辑变革的动量越强，速度越快，认知武断率越高（详解见卷二），依存越来越不稳定。

注：本章接着上一章开始具体谈智质代偿的的第三个特征：智质虚存的超自然态，说明逻辑变革的软态变构正是体质硬态变构难以为继的升级或延续。

第一百六十三章智质及其性状的可塑性

ABC－Ⅹ．智质及其性状的可塑性：这是上述三章的综合命题。

因为，从DNA的角度来看，它已无法通过分子编码的定型生化结构来操纵多变失序的生物行为；从体质的角度来看，它也无法通过简单的生理性状和本能行为来实现头绪纷纭的生存目标；从自然的角度来看，它同样无法通过凝结成型的物存样态来为生命提供所需日繁的求存条件。故此，生物必须与它们一起来为自身设置一种手段，或曰“演化派生出一种全新的代偿属性”，使操纵行为的编程得以活化；使性状单调的体能得以分衍；使物质固化的形态得以变构。这就要求赋予后衍生物的智质属性本身必须是一个既可自塑、亦可塑他的变塑性虚体，而且，它还得继承和发扬DNA的使命、体质性状的功能以及自然实存的律令。如此繁复的重重规定和代偿要求集于一身，就形成上述一系列智质本体及其外延性状的可塑性质态。（1）

【乍一看来，智质存在的这种全方位可塑性使它显得强大而有力，但这柔质的形态其实直接表征着载体生物的虚弱。生命演进到智质阶段，它借DNA的编码指令无以自持，借体质性状的局促行为无以生存，它已弱化到这种程度，其行为操纵必须有一个前瞻性的选择过程才能确保与成倍递增的依存条件建立起某种吻合态势，甚至可以认为，正是由于连这种最起码的物物对接性存在根据都已丧失殆尽，才需要借助于自塑和塑他的弹性耦合来予以代偿。所以，智质的衍存性态应该像水的液体形质那样，非但自体无形，还要浸润或渗透他物，使之同样形毁质柔，以利扩展本身的存在。它因此轻而荡漾，浮而无根；也因此顺势而行，随遇而安；它甘于接受他物的框范，宁可让出高地，向下流渡，却绝不肯自以为是，偏要与他物争个高下。它由此蓄成了冲决阻拦的激流，也由此获得了滴水穿石的势能；由于轻浮，它反而将一切刚物压在身下，由于柔弱，它反而潇洒自如一无障碍。然而，这一切骄傲均来自于任凭摆布而无怨的天性，如果给它一个自己决定自己的情境，则它一定采取守势，静若平湖。（2）

唯其秉此一“道”，人类才得以生生不息，智质才得以洋洋洒洒，故有老子斯言：“上善若水。”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道德经》，〔先秦〕老子著，徐澍刘浩注译，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下文之白话译述以该书之注译为张本。）其意乃说：人活着身体柔软，死了则体硬肢僵；草木生长时枝丫柔脆，死了则变得干枯；所以坚强的东西属于死物，柔弱的东西属于生物；所以用兵逞强就会招致灭亡，树木茂盛就会遭受摧折；凡强大者必处于下位，凡柔弱者必居于上位。在人类的古代思想史上，如此透彻地阐明自然之强与生命之弱的关系者，老子之道学是绝无仅有的一脉。虽然他尚不能透识自然存续由强至弱的递演原理，然而，在弱以衍存的开创性破题上，老子的解答足以显示他对生存的本原所见极深。（3）

东方的黄老之学，一方面盛赞“柔以克刚”的天然之“道”，另一方面箴诫“无为守静”的安分之“德”，由此确立了中国哲思独有的地位，并为远东社会的稳定型文明奠定了不朽的基石，以至于在千百种文明类型纷纷灭绝的人类史上（据汤因比推测，人类的远古文明类型约有六百余种以上），中华文明巍然挺拔且“滞”而不夭，自有借助于快速旋动以维持不坠的西方文明所不能理解的道理在其中。（4）

老子借水的柔弱性和可塑性而名“道”诚属高远，然仍失于察之不深，柔之不弱，倘若再向“弱极”推求，则“出世”之行自可休矣。因为水毕竟是无机物质，它比任何生命都稳定得多，人类作为生物中至高无上的弱存层次，他已不能不同时秉持极端活跃的自为属性而存在。从自性质素上讲，他历来处于惶惶不可终日的躁烦之中；从依存关系上看，他无时无刻不受到身外事件的扰动。他再“守”，也必须“攻”他物以获取自存的能量；他再“静”，也必须“动”自身以寻求衍存的定位。他有比水还弱的素质，却无与水一般的自足。因此，他应该守静又无可守静，他不宜争强却必须争强。他的天性一反水的静谧，不仅被赋予“能动性”，而且格外“好动”，迹近成“癖”，以至于智质本身简直没有片刻的安宁，纵然潜入梦中，亦须凭空冶游而不止。道家所谓的“致虚守静”其实是对生命弱以“至虚”却无从“守静”之自然规律的误解和浩叹。出于同一缘故，孔子曾经拜谒老子，誉为苍龙，返回故里，却照旧诲人如何做人，断不敢按龙的行色或水的渺茫来指导人生；反过来看，人之为人而不知如何做人，居然另需一番后天的教育和塑造方可安身立命，足见为人之艰窘，亦足见智质可塑性之渊源。再者，儒家理论的核心是“仁”与“礼”，“仁”乃“仁者爱人”，这“爱”正是“爱护”和“爱惜”的意趣，是发自人类弱性深处的自我爱怜的天然倾向；“礼”乃“社稷为重”，这“社稷”正是“群团”与“社会”的意趣，是发自人类残体之间的生机构合的天然倾向。可以说，孔子儒学正是老子道学“弱”而不“虚”的行为化延伸，因此儒道两家相辅相成，悲天悯人，终于奠定了中国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系统和社会理论架构。】（5）

至此，我们完成了人类及其社会继前体生物及其前体社会而增长的接点分析和剖面透视：智质存在从A到C的三项嬗变，可以说是整个宇宙存在序列上的一个并非特异的自然跃迁，也是物质运动递弱演化历程上的一个顺理成章的代偿层次，它势将造成生物存在的系统性后果：取代了DNA在化学水平上的编码操作，亦即取代了DNA作为生物演进的原始动因，致使生物发展的力度超越了分子构型的束缚而得以高速变构；取代了体质性状在本能水平上的行为规定，亦即置换了社会构合的物质基础，使之由生物性实体变态为超生物性的类体质延伸；取代了自然物演在实存水平上的固有本真，亦即转化为精神性虚拟的依存格局，从而凭借对身外物质的变塑扩渗来实现自然结构社会化和生物社会密构化的代偿前景。而智质存在从Ⅰ到Ⅹ的诸多具体属性，踏踏实实地注定了人类及其晚级社会的生物源性和自然源性，致使人类的生存形态无论怎样光怪陆离，终于不能超脱自然存在和生物存在的统一规范，亦即人类的一切生存行为和社会变构，本质上无疑属于自然演历和生物社会发展的继续。【自此以降，人类的智性生存一如万物的层次生发一样再度呈现出自我异化的色彩。由于体质性状的先天定型与智质性状的后天变塑之矛盾，人类社会的结构演化逐渐表达为一系列反生命的特质和劫数，换言之，智质性状的后天再造和代偿发展不免把自然设定的衍存偏位线进一步引向偏离，亦即倾向于将宇宙存在从生物质态升格为社会质态，最终使极端复杂的个体生命反而消融在极端均质的自然社会结构之中而不能自拔。人类后来的所有磨难就要从这里发其端倪了，而人类社会形态的结构演进或“历史变迁”，其实早在智质初诞之前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归宿。】（6）

注：本章把前面三章的智质代偿的9项三个特征汇总为智质代偿的可塑性——

1、体质代偿走到尽头，需要一种“既可自塑、亦可塑他”的“全新的代偿属性”，智质代偿应运而生。

2、智质的可塑性正是其载体的虚弱表达：文化编程通过自塑企图达成与自然实存的依存衔接，通过塑他完成对依存条件的重塑和实现，这只表明了人类依存的越来越艰难，必须自我重建一个形而上的社会才能实现越来越不稳定的依存。

3、老子是世界上唯一对“弱以衍存”有所察觉的人：弱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就是属性代偿的力量。

4、中国文化的保守是其“滞”而不夭的关键所在。

5、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消极态度是对社会存在度的维护，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态度是对社会代偿度的实现。也就是说，老子作为中国的解构文化和孔子的建构文化共同维系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社会结构。孔子之“仁”是对社会个员的关怀，孔子之“礼”是社会整体建构的依据。

6、本章“智质及其性状的可塑性”加上前面三章的智质代偿的三个特点共项内容全面阐述了智质及其性状的基本规定，即智质存在仍然是自然存在和生物存在统一规定性下的最后衍代偿的显现。体质代偿的硬结构和智质代偿的软结构决定了文明进程对生命个体的戕害效应。智质分化（科技的日新月异）下逻辑变革的高速发展和社会的变速变构只表达了社会个员和社会整体存在度的丧失的越来越快的递弱本质。

注：本章进一步总结智质代偿的三个特征，归纳为可塑性：A、可塑的文化操纵置换了不可塑的基因操纵；B、可塑的类体质置换了不可塑的体质性状；C、通过可塑的逻辑变革和类体质再造置换了不可塑的社会结构。也就是说，物演进程中，不可塑的体质代偿走到尽头，可塑的智质代偿接续进行，二者的代偿本质相同，但代偿的方式进一步致虚。

第一百六十四章人类晚级社会的变构和演进形态

基于智质代偿的上列品格，人类作为生物之一种从此骤然升华为生物之一系。即是说，智质通过对于自身类体质生存性状的重塑和再造，其每一个演动进化步骤都相当于一次生物变异甚或生物变种。【从“猿人”→“旧石器人”→“新石器人”→“青铜器人”→“铁器人”→“机械化人”→“电子化人”→乃至发展到“基因工程人”而不止；或者，换一个表述方式也一样：即从“猿人”→“原始采猎人”→“游牧人”→“农业人”→“工业化人”→“信息化人”→乃至发展到“后现代化人”而不止。】（1）

相应地，人类晚级社会作为生物社会的一个阶段从此骤然升华为生物社会的一个阶段性序列。即是说，社会通过对于人类的智质生存性状的生机性结构重组，其每一个具体社会形态都相当于一次生物变异所致的种群变构甚或生物变种所致的社会跃迁。【从“猿人”的“动物中级社会”→“旧石器人”的“亲缘氏族社会”→“新石器人”的“氏族部落社会”→“青铜器人”的“部落联盟社会”以及“原始奴隶社会”→“农业人”的“种族、民族国家社会”或曰“封建专制社会”→“工业化人”的“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信息化人”的“民主主义社会”→乃至发展到“后现代化人”的某种“后现代社会”而不止。】（2）

无论选用什么特征或名称来指谓不同的自然人进化质态及其相对应的生物社会进位形态（对于一个多因素结构系统而言，这种指谓方式通常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随意性，或者至多具有某种标志性和隐喻性的意义），如下所述的自然总体演运趋势终究是不可逆转的：

a．延伸于人类本体的“类体质生存性状”（即“智质性状”）之分化愈益细繁或曰愈益残化，从而导致生命个员的孤立生存度倾向于极端弱化；

b．代偿于人类上位的“生物晚级社会”之结构愈益致密化或曰愈益实体化，结果导致社会存在倾向于取代或囊括生物存在而成为一个更高级的自然衍存跃迁层次；

c．智质性状的变构及其由此引发的社会形态的变革呈现出加速度式的运动态势，亦即任一认知思潮、物化成果以及社会体制的有效衍存时度均不免于渐次缩短；

d．与类体质生存性状联为一体的人类生存方式及其上位代偿社会系统呈现出递进失稳的紧张形势，亦即任何与生物晚级社会有关的结构或结构子系统均不免于动荡加剧；

e．把上述情状与整个宇宙实存的物演进程结合起来看，可以见得在自然弱化的一脉源流中，存在物的“自在”本性愈显衰微；

f．把上述情状与整个宇宙虚存的物演进程结合起来看，可以见得在自然代偿的一脉源流中，存在物的“自为”属性愈显张扬。（3）

概括言之，以人类智质性状作为建构媒介的生物晚级社会存在，既是自然动势从“真存”向“伪在”过渡的最高表现形式，又是宇宙物演从“稳存”向“危在”过渡的最高表现形式。【也就是说，作为生物属境的社会存在，它居然发展到凭借生物的智化感应属性以重塑生物的生存性状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是谓其“伪”；作为生物存境的社会结构，它居然从层层失稳的亚原子质态历经原子质态、分子质态、生物体质和智质质态发展到构型庞杂而动荡的晚级社会质态，是谓其“危”。】（4）

再者，顺便一提，既然自然衍存的晚近形式是一个愈来愈倾向于系统控制化的联动结构质态，则任何一种仅仅停留在社会层面上来演绎社会运动的“单因素决定论”当然都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抑或是马克斯·韦伯的“文化决定论”，作为研讨社会存在之基本动因的哲学理论都显得过于直观即过于肤浅。毋宁说，并行于晚级社会结构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乃至任何一个构成部分，都不过是自然存在性演运派生于同一层次上的产物。亦即只有远在“社会存在”发生以先，乃至“宇宙存在”发生以先，就一直支配着一切“具有可感属性的存在”或“尚不具有可感属性的存在”的那个“存在性”，才是唯一的“自在单因素”或“预定元因素”。】（5）

注：1、“智质性状”变构相当于“物种变异”或“人类种系的递变进化”。

2、由此造成人类晚级社会通过逻辑变革及其物化成果高速变构，即演进方式呈现加速度态势。这就是“人类社会”和“生物社会”拉大距离并呈现巨大反差的原因。

3、自然总体演运趋势（人类晚级社会的具体演运趋势）：

A、社会个员进一步残化，存在度急速降低；

B、晚级社会结构致密化或实体化，人造物作为重塑的依存条件取代自然依存条件；

C、逻辑变革及其物化成果的代偿有效性越来越低，即逻辑变革加速，社会结构代偿匹配问题更严重；

D、社会结构代偿失匹配直接表现为人类生存及其社会结构的稳定性越来越低，动荡程度加剧。

E、晚级社会存在的“自在”本性降低，即存在度降低；

F、晚级社会存在的“自为”属性张扬，即代偿度增加。

4、结合卷一二十七章理解人类晚级社会是“伪在”与“危在”的最高表现形式，其“伪”表现在智质强大到自塑与塑他，其“危”表现为社会结构急剧动荡失稳。

5、存在即结构存在。物演的分化流程使得后衍存在的结构越来越复杂和系统化，且依存条件不间断的倍增，亦即使后衍事物逐步陷入多因素交织的递繁联系和复杂影响之下，结果导致任何局限性的因果分析终于一概不能成立。“人类晚级社会”作为最复杂的系统结构存在，横向的一切问题都是多因素问题，只有纵向上的递弱代偿存在性是一切问题的唯一因。也就是说，社会三个子系统相互影响但没有彼此决定的唯一关系。

注：本章解读智质代偿下整个人类晚级社会的快速变构进程及其具体形态，说明了智质与晚级社会的发展关系。至此，人类晚级社会的整体解读完毕。

第一百六十五章经济：在自然弱化依存梯度上所派生的智质代偿临界状态

我无意赘述晚级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形态的演化过程和组织细节，有关这方面的论著之多堪称汗牛充栋，不过多也无益，因为无论你如何寒窗苦读，到底依旧不能了然社会的由来和本质，其所以如此，乃是由于人们对贯彻始终的自然社会动势缺乏理解，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各种社会人文现象和社会结构范畴予以深刻洞察。为此，有必要站在这个统一的动势上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的主要构成要素及其整体衍存境界。（1）

经济──此乃在自然弱化依存梯度上所派生的智质代偿临界状态，是自然衍存物分化不止，导致依存条件持续递增，进而要求后衍性存在者必须借助于层层代偿属性以创造性获取自身极为繁复的依存条件的那样一种晚近依存质态。【因此，所谓“经济人”的经济学概念，等价于“弱化依存物”的自然学概念。它的全部人文学涵义仅仅在于智质性状如何在残化整合的自然社会结构中展开。由此看来，说经济行为所表达的是“人朝向自然的一面”，以与政治行为所表达的是“人朝向社会的一面”相区别，是犯了一个表象化的逻辑错误，须知人类“面向自然”和“面向社会”本质上完全是同一个自然过程，而且，随着这个自然过程的进展，为人者“面对自然的经济取向”势将因为自身不可避免的残弱化演历而越来越必须实现为“面对社会的经济取向”，亦即“生物社会”将以一个结构化实体的姿态逐步置换“生物个体”面对自然的位置。】（2）

故，“经济”行为总是与重整自然依存条件的“生产”行为不能分开，所谓“生产”，就是指在不能径直发生自然依存关系的失位境况下对自然依存关系的定位性重塑，这个“重塑过程”必然表达为对依存条件的重塑和对依存者自身的重塑之双向效应，从而使生产者在面对自然的外向生产的同时必须解决面对社会的内向自残问题。于是，就生产者个人而言，“经济”行为中可能暗含着“经而不济”即“生产”却未必“占有”的危险，而且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亦即生产者自身残化程度的提高，生产者越来越必须通过在“社会分配”中实现“生产”和“占有”──“生产”与“占有”就这样逐步分离。【这种“劳”“获”分化现象其实早在动物中级社会就已萌芽。显然，一味地站在个体或阶级立场上来看待这个问题是一种反社会或曰“反动于自然结构”的讨论方式（至于这种反社会倾向何以会存在以及何以有必要存在，后文另述），因为“所有制”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系统结构如何才能建立的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自然依存结构单元的涵摄性扩展或代偿性晋级问题。换言之，继单细胞生物以个体为结构单元实施质膜上的代谢物占有、中级社会动物以临时单生相和亲缘聚生相为结构单元对其栖居地加以领域性占有之后，晚级高残物种的人类只能以其社会性生机整合的密聚层次作为结构单元来确立自身在自然物质依存关系中的地位。具体地讲，当人类社会尚处于结构化程度较低的阶段时，“依存者”体现为“血缘群体”式经济单元；随着社会异质结构化程度的提高，“依存者”进而以“偶婚家庭”为经济单元；再发展，则以（譬如说）“股份公司”为经济单元；……及至社会结构分化密合到以人类整体为依存单元之际，其“所有制”未必不会演进为某种生产和分配方式均与现在迥然不同的“全社会所有制”。不过，你不能因此说前者是“私”而后者“无私”，因为后者无非是前者的分化加深和结构扩大（可见，所谓“从‘原始共产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螺旋式辩证发展”，实在是一个天真的误解）。蒲鲁东曾借法国大革命时期布里索的一句名言为“所有权”下了一个定义：“所有权就是盗窃！”若然，则此“盗”实属“天盗”也。（关于其中隐含的“公平”与“正义”等问题，后文另述。）】（3）

这种以体智性状为基础的结构化依存序列，表达着自然物演分化进程的代偿性规定，其间的人为劣迹和阶级恶行，不过是宇宙客观衍存动势的主观化表型或人格化现象罢了。至于由此焕发出来的所谓“利他主义”──其实也就是“利己主义”──的载体品质和社会关系，当然也照例不过是任何达到这一分化等级上的残化物所必须具备的结构化素质或互补型产物罢了。【从“自经自济”的所谓“自然经济”到“自经而济他”的“商品经济”，你大概不会因为后者“视客户比爹娘还亲”就承认它是利他主义的典范，不过，无论商品生产者的主观动机如何令人不齿，其所达成的利他主义社会结构却是一个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显然，用“利他”或“利己”这样的“道义性词汇”多少有些不伦不类，还是“结构化”一词较为贴切。】（4）

注：1、全书已经证明了人类社会不过是自然结构序列的终末代偿产物，故，站在人文的角度解读社会现象就好比看着海面解读浪花，却对海面下形成浪花的几千米海洋动态一无所知。故，从本章开始，作者站在自然存在、精神存在、社会存在的统一动势角度，全面的重新解读既往的人文概念。

2、人类晚级社会，人类已经远离采猎文明的享自然之天成的生存方式，必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即生产才能拥有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需求。所以，“经济人”作为社会经济子系统的一部分，于弱化的人类社会中，是依靠自身的能动性创造社会依存条件的最基本依存物。从采猎文明到农业、工业文明的生产，是一个“自然过程”，只不过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度降低、结构度增加，社会压力逐步置换了自然压力（见152章），因而常常使得越后衍的人类社会越容易把社会化过程和自然割裂开来。

3、经济中的“生产”需要对内通过分科、分工，对外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再利用予以实现，并由此达成社会的结构化；内向的分工、分科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紧张，外向对自然资源的无度调动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的危机，二者造成的紧张和危机又需要通过进一步代偿来解决，从而加速社会化进程。

社会结构化（即分化）进程在经济上的体现就是伴随着经济单元从“血缘群体”、“偶婚家庭”到“股份公司”乃至最后的整个一体化社会的所有制的变迁，这是一个复杂化不断叠加的结构化趋势。

4、经济中浅层的人文现象归根到底还是深层的自然现象。每个个人作为社会人都离不开协作，而随着社会分化（即“结构化”），这种协作面将以整个人类社会为经济单元。所以，经济上的“利他”归根到底只是每个个员自身不断残化下的社会结构化的必然。

注：在用递弱代偿原理完成三卷的统一即贯通性解读后，从本章开始，作者用自然哲学的概念来依次重新解读既往的人文语汇：如经济、文化、政治、自由、平等、阶级、革命、战争、民主、道德、正义、国家、大同等，唯有这样追本溯源的解读，才能撇掉既往人文认知的浮浅而深入其本质。

第一百六十六章文化：智质的性状化表达

文化──就是智质的性状化表达。它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外延：广义地讲，它与“文明”一词没有分别，即它所涵盖的是整个自然衍存区间晚近代偿阶段的人类实存状态或“社会结构状态”；狭义地讲，它仅指智质感应属性尚未实现为物化性状以先的虚存状态或“精神预应状态”。【因此，广义的文化或“文明”即成为智质生物展开为晚级社会存在的总体代名词，而狭义的文明或“文化”却成为人类社会结构系统中之信息子系统的具体专用语。】（1）

智质的“性状化实现”使智质及其载体残化，从而也使晚级社会的结构演化进程得以展开，这个实现过程既是狭义的文化过程，也是广义的文化产物。换一个较为细致的表述方式，即是说，由于智质属性本身就是物演分化或曰“物存条件化”的感应代偿产物──亦即随着自然依存条件的繁化而不得不繁华起来的信息整合属性──所以，文化活动不外表现为面对信息增量的信息处理过程。犹如物质的分化总是在任一分化衍生质点的基础上继续分化，故而必然呈现出“依存条件的几何倍增状态”一样，信息量的几何级数暴涨乃是后衍性智化存在者无可回避的境遇。须知所谓“信息”就是分化依存物的感应边缘或者分化物的依存边际效应，而这个依存边际效应的智质态落实或性状化表达正是它自身演运的必然归宿。由此不难看出，说“我们现在处于信息化时代”其实是用错了“现在时态”的病语，因为自宇宙爆发以来，一切存在物都无例外地处于“信息化时代”之中，只不过人类是处在这个“信息繁化流程”的末端罢了。不幸（或有幸）的是，在这个信息繁化流程的末端，作为信息依赖主体或信息处理载体的后衍存在者——人类，已经弱化到不能仅仅通过简单的信息感应来实现自身与信息源的直接依存关系，他必须将原本简明的感应一体过程，代偿性地分化为“感”的信息变塑处理程序——即“理性化的感知”过程和“应”的实物变塑处理程序——即“工具的制造及其应用”过程，由此方能达成感应依存的自然回归。这个递弱代偿流程的天演成果之一就是“文化”，它的同步伴随后果就是文化载体的相应分化或曰性状残化，从而让渐趋致密的生物社会整合结构亦将在它的烘托之下扶摇直上于云霄。（2）

可见，与其说文化是社会结构的“上层建筑”，毋宁说它更像是整个社会系统的“生发基础”，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不确切，因为作为“生发基础”的不是表达为性状化的文化成果，而是倾向于性状化的智质属性；同样，作为“上层建筑”的不是某一现实的社会子系统，而是实体化为整个结构系统的社会存在。【这种情形，就像对于组成原子结构的质子、中子和电子，你不能说何者是该结构的“基础部分”，何者是该结构的“上层建筑”一样。各组成部分之间并无高下之分，因为它们都不过是前核子“基本粒子”的演化产物，而一旦进化为亚原子物质，它们就必然倾向于达成与其衍存属性相吻合的特定质态即原子结构。如果一定要追溯“基础”与“建筑”的序列，则大抵只能这样演示：作为上层建筑的原子以基本粒子为基础；尔后原子本身又成为分子存在的基础；分子的分化构合进而造就出它的上层建筑即生物；生物分化演进的结果就是它的上位建构──社会存在。而各个社会子系统不过是从“亚结构社会存在”逐步跃迁为“结构化社会系统”的同层位分化产物而已。】（3）

之所以会有“自然或科技文化”以及“社会或价值文化”的区分，乃是由于人类在“物质分化流”中依存和人类在“自身残化流”中依存是同一个并行的进程，而且，他们只有在“自身残化流”中将自身整合为一个有序的结构实体，才能实现他们在“物质分化流”中的自然衍存。因此，一切人文社会文化最终都必然呈现为自然理科文化的一个侧翼分化方面，尽管这个侧翼对人类而言似乎显得越来越重要，亦即人类的最终命运有可能完全系于他们的社会组织是否能够保持安泰。【故，在人类思想史上，“社会”（society）凸显为一个“实体性认知对象”──即独立为“社会学”（sociology）专业──是十分晚近的事情，尽管切身而又朦胧的“社稷关怀”早已有之（中文的“社稷”二字似较“社会”一词贴切，“稷”乃百谷之长，古时奉为谷神，可泛指自然依存物；“社”为土神和祭土神的活动之总称，后引申为社会单元和社会组织，例如“由家而国”。“结社为稷”暗示着“分化衍存之道”的自然规定）。再者，正如孔德所说，人类既往的文化史不外乎经历了三个演化阶段：即神学阶段（严格说来应是“宗教阶段”）、哲学阶段（孔德称其为“形而上学阶段”可能更合适）和科学阶段（孔德亦称之为“实证阶段”），不过，有必要特别强调的是，神学阶段属于文明的低分化期，政治、经济、文化几呈浑然一体状态；演至哲学阶段，面向自然的博物学和面向社会的人文学已判然有别，但政教合一、社稷无分等现象提示文明的分化刚刚开始萌动；近代以降，科学的昌盛导致学科林立，文化裂变俨然就是心智残化或曰“智质分化”的直接指征。】（4）

注：1、文化是在特定自然物候条件下特定人群基于谋生的全部行为反应系的总和。狭义的文化只是人类基于自身生存结构下由符合系统表达的精神层面的感应认知（即虚拟意识），广义的文化指智质物化后的智质性状存在即人类通过人造物建构的世界，也就是“文明”。也就是说，狭义文化处于161章“语言的位格”中指出的“未展开的纯智质虚存属性和实现了的类体质物化性状之间的衔接性位置上”，是人类感知的工具性延伸，仅仅属于“智质属性的展示和预备状态”；广义的文化即文明，是狭义文化的物化或落实为实际生存中的智质性状或类体质性状或人造物以实现生机重组的结果，即社会存在本身。

2、文化，归根到底是自然分化流程中随着后衍依存条件不间断倍增而从理化感应属性、感性、知性、理性一步步代偿增益至人类晚级社会的求存的必然结果。从最初的理化电磁感应到单细胞质膜上的物能交换流程在，再到人类社会的文化的高速变构，自然衍存分化进程与信息繁化流程同一；而人类仅仅处于这个信息最繁华的流程末端罢了。

信息的本质仅仅是分化物之间的依存信号，人类的信息繁华仅仅彰显着自身存在度越来越低即自身依存的越来越艰难，具体表现为依存的复杂化和混乱化；其文化代偿（依存）的有效性也越来越低，具体表现为分科导致认知的狭隘化，信息含真量越来越低，广义逻辑失洽的越来越快，即逻辑变革的速度加剧；由此导致在对外依存的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的证伪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无效，在对内依存的社会学领域，人对自身的认知及价值判断越来越茫然，这使得整个人类社会陷入盲存（对自身的“伪在”和“危在”状态毫无觉察）的“伪在”（科学的含真量锐减）和“危在”状态（社会的存在度急速降低）。

3、本段以智质属性比拟原子中质子、中子、电子间的感应属性以说明：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而言，狭义的文化好比人类社会的内外感应方式，文化的代偿升级伴随为社会结构化的同一进程。

4、所谓“物质残化流”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外向依存关系，所谓“自身残化流”侧重于人与人的内向依存关系，而实际上，152章中的社会压力逐步置换自然压力的社会化进程，既是“物质残化流”，又是“自身残化流”，即二者表达的是同一自然进程。人类社会中“自然或科技文化”以及“社会或价值文化”的区分，即事实与价值的割裂，归根到底源于自然和人文的割裂，把自然分化与人文发展的同一进程割裂为不同的存在。（可复习31章所言的“凡是割裂形态的存在，都是观念形态的存在，而且是疏浅的观念存在。譬如物质实存与精神虚存的对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妄争、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隔离、以及诸如Ｔ·Ｈ·赫胥黎所谓的“自然过程”与“园艺过程”的分野等等。甚至应该说，就连割裂形态的疏浅的观念存在本身，都是观念载体的代偿性存在方式或代偿性存在阶段而已”与57章所言的“人类‘存在性’的失稳或失位是人类一切问题的唯一源泉”）

也就是说，人文现象归根到底是自然衍存的结果，具体而言，就是社会化自然衍存的结果。不同的物候地理条件导致其衍生出的文化或文明也有所不同（如东亚中原的典型的农业文明和古希腊的半农业半工商文明）。人类的智能禀赋与其他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其理性的发展也只是为了求存，只是前体动物类人猿的动机行为和推理能力的稍稍延伸。但人类通过学习把自身智慧余量极致的调动和延展（如古希腊哲学的追求终极就是把非生存需要的理性余量调动到极致，非生存需要之理性是生存需要之理性的余量），使得自身的智质分化和发展以远超过基因变异的速度发展，人类视之为“文明”，其实仍然是自然发展在智质层面的延续（文化基因的功能是体质基因功能的继续）。所以，人类文明与动物智化求存之间其实原本就没有明确的起始分界线。文明进程只是生物进程的自然展开与顺势发扬。文明化过程是一个纯粹的自然过程；或者说，人类文明的发展本身就是自然演运的一部分。

文明（广义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文化（狭义文化）的分化过程，从前神学的“天人合一”到神学、哲学、科学，人类的信息量越来越大，但个人的认知却在分工与分科中日益狭隘，但任何局部的认知都必须以整体认知为基础，没有整体的大视野认知，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局部认知，这也是《物演通论》这本书的重要性，也是递弱代偿原理对于我们认知的重要性。

注：本章用自然哲学的概念重新解读文化。

第一百六十七章政治：智质载体的残化整合状态之总称

政治──是智质载体的残化整合状态之总称。既然智质载体有越来越超出于生物本体的一面，则政治也就有越来越凌驾于物化性状的倾向。【所以，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无道理；不过，基于此，说“政治是文化（或其他任何社会现象）的集中表现”也同样不无道理；因为，说到底，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不外是人类的生物质态的代偿性展开而已。然则诸如此类的“政治定义”均不免有以偏概全之嫌，且远未触及政治现实的深刻本质。】（1）

也就是说，“政治”作为自然过程的产物，它必定渊源于前体生物对生物本体的保存和控制机制。【即由于生物存在一开始就是自然残弱演化或分化的后衍性承继物，因此，即使它最初尚可处于体外亚结构的相对自足状态，却终于不免要在自身残演的动势中寻求某种形式的生机整合。这个过程起源于潜隐无形的原始单细胞无性分裂社群，扩展于中级社会动物的性增殖调控结构（如膜翅目昆虫社会）或长幼伦序结构（如脊椎动物社会，尤其是哺乳动物社会，即摩尔根所谓的“血缘关系构成社会”），而最终成熟于人类文化或物化性状的高残度社会结构之中（即摩尔根所谓的“财产关系构成国家”）。】（2）

上述过程的发展必然导演出一场从体质依附（在晚级社会中称为“人身依附”）到超体质依附（在晚级社会中呈现为“物主宰人”）的自然结构化社会闹剧。【试看晚级社会的“政治史”：原始社会的亲缘人身依附关系（此乃中级社会的体质性状构合形态之直接继续）→奴隶社会的亲缘与财产混合型人身依附关系（早期的非战俘奴隶仍是血缘亲族内的分化产物，此乃从体质性状构合形态向智质性状构合形态的过渡阶段）→封建专制社会的政制型人身依附关系（此刻的智质性状结构度已远远高于体质性状之固有结构度，政治脉络由以凸显，但物化性状尚未形成严密系统，故人身依附关系呈变态保留）→自由资本社会的异化型非人身依附关系（物化性状发育成有序的结构系统，人身被游离出来，似乎反而变成了物的附属品，当然，这个物化性状的结构系统还只是雏形，尽管在现代人看来它已呈现出可怕的苗头）→未来社会的体质存在对智质性状的依附关系（智质性状渐次分化和繁化，即物化性状倾向于完全包裹生物体质，以至令体质存在陷入智质性状极端致密的系统结构之中不能自拔，从而最终演成社会政治实体高居于宇宙衍存结构之巅的自然奇观）。】（3）

单从制度化（即结构化）的“政治运作”本身来看，政治操行的残酷性自将依据其针对性的转移而变迁，即随着人身依附关系进化为超人身依附关系，政治作用力势必从人施加于人的肉体摧残态转化为物施加于人的精神摧残态，亦即从直接经由体质性状组接以达成结构转化为间接经由类体质性状组接以达成结构。其结果是，“人情关系”趋向于淡化，“物网关系”横隔于人寰，“物”虽可代“人”受过，“人”亦须替“物”冷遇。如此“人伦纲常”，当赞之曰“柔和化”呢？抑或当讥之曰“残酷化”呢？【深究一步的话，也可以这样说，人类社会的政治关系倾向于“柔和化”，是由于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倾向于“残弱化”的代偿性反弹或代偿性维护，然而，这个代偿维护过程正是对生命系统的继续摧残过程，因而归根结底它表达着一个更深刻的“残酷化”动势——此乃无效代偿法则在政治运作上的具体贯彻。】（4）

注：1、在体质代偿阶段，政治是生物体质残化是生机重构；在智质代偿阶段，政治是生物通过智质完成智质载体的残化整合状态，即通过人造物完成社会实体结构的生机整合。所以，智质载体中体质的成分越来越少，类体质（人造物）的成分越来越多，智质载体呈现为越来越超出生物本体的一面；自然的，人类晚级社会智质代偿下的政治也越来越建构于类体质（人造物）之上。

归根到底，智质代偿是体质代偿的升级和展开（即进一步代偿）。所以，一切社会现象都可归根于体质代偿的展开，但政治基于其侧重面的不同需要具体的另行定义。

2、政治作为社会子系统的一部分主要表达为对社会整体的控制机制。在初级单细胞社会阶段，这种控制无以表现；在中级生物社会阶段，这种控制主要通过性增殖和体质分化来完成，在膜翅目社会中主要通过体质分化达成，在其他主流的动物亲缘社会，主要通过性分化后的血缘性构合完成；在人类晚级社会阶段，这种控制主要通过智质分化并物化为类体质性状来实现。所以，中级生物社会的结构基础是亲缘关系，晚级人类社会的基础是财产关系。

3、从体质性状分化构合的中级生物社会到智质性状分化构合的人类晚级社会，社会的自然分化或结构化进程在政治上表现为社会实体结构（即作为体质存在的人和作为类体质存在的人造物）上的残化构合。由此在晚级人类社会上表达为结构上依附关系从血缘体质到超血缘类体质（人造物或财产）的分化发展过程：（1）原始社会的亲缘性人身依附；（2）私有制发生以后，奴隶社会的亲缘及财产混合性人身依附，是社会实体结构从人到人造物的过渡阶段;（3）封建社会的智能维系状态已经远远超越体能维系状态，但智能还没全面转化为人造物，故人身依附依然保留，为政制型人身依附关系；（4）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面商品化，使得人类将自身全面置身于人造世界之中，且人造世界的比例越来越大，个人体质的比例越来越微不足道，以致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人也要转化为数字才能显示自身的存在。整个互联网、物联网将人造世界连为一体，成为宇宙衍存结构之巅，而人完全被包裹其间，离自然越来越远。于是，所有问题显现为社会问题或政治问题，但归根到底还是自然物演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化问题，二者互为表里，实际是一回事。

4、上述这种社会实体的结构化或制度化的发展进程，使得利益之争不再需要通过体能，国家之间的利益争夺通过金融战争就可以完成，上层利益集团对老百姓的掠夺通过金融系统中的高智能制度设立就可以达成。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利益掠夺变得更为便捷和隐秘，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化下的政治在表面上使得世界变得文明而柔和，实际上却是杀人已经无需用刀的内在残酷和暴烈。过去被欺负的人知道欺负自己的人是谁，而以后你连怎么被欺负了都不知道，如果智商不够的话。在《人类的没落》中的表达为——

未来社会势必同时具备两种素质：一方面是“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的柔和化”，它会给人造成一种社会进步的良性假象；另一方面是“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它会给人造成进行性的和实质性的损害。前者主要表达了对人性的残弱化素质加以呵护的代偿需要，后者主要表达了对社会的结构化素质予以补缺的代偿需要。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从而最终闹成“温水煮青蛙”的既可悲又可笑的结局。

也就是说，随着智质分化下智能设备的高速分化（如缔造出的互联网、物联网），社会实体密构化（如网络遍布）、脆弱化（如断网断电对生活的影响）以及含蓄的暴烈化（智能掠夺替代体能掠夺）；但在人的感觉中，呈现为自由化（极度分化的依存方式需要自由化才能实现）、宽松化（因为自由而显得宽松）以及外显的柔和化（人与人的关系紧张被人与物的需求紧张替代）。故，就人类晚级社会的政治实体结构化代偿而言，其代偿的有效性在表面上抚慰了更加残弱化的人并让人的生活空前的高效与便捷，其代偿的无效性在实质上只会因为社会结构的更加不稳定而进一步分化。

注：本章用自然哲学的概念重新解读政治。

第一百六十八章自由：失位性衍存者的特定依存质态

自由──是失位性衍存者的特定依存质态（参阅卷一第五十二章）。所谓“失位性衍存者”，系指一切具有自主能动性的生物，它包括从单细胞原生动物如鞭毛虫直到高等哺乳动物如人类；所谓“特定依存质态”，系指在极其繁杂的依存条件中寻觅自身依存位置的动荡生存方式，它包括从原始单细胞生物的离散型亚结构初级社会存态直到人类的密合型强结构晚级社会存态。由此提示：作为自然代偿属性之一的“自由”，必然从生物性自由向社会性自由自发过渡。

这个过渡进程使生物的总体自由度变得越来越大，即生物的体质活动半径以及智质广延范围尽皆随着生物种系的进化而扩展。此乃单细胞个体嵌入机体结构和多细胞个体陷入社会结构的重大区别。【即是说，尽管“原始细胞机体化”和“后生动物社会化”都是自然分化构合范式在生物物相中的阶段性重演，但机体化过程以细胞在体内组织中的相对固定化为前提，而社会化过程以动物在体外组织中的相对自由化为前提。前者表现为从原始海洋的大天地中退缩到生物机体的小舞台上，后者表现为从生物机体的小舞台出发挺进到广阔宇宙的大天地中。不过，读者千万不可忘记，虽然原始单细胞之“被动运动”形态（即“不自由”或“前自由”）一如分子，但发生在它们身上的“自主代谢”型依存机制，却是后来一切生物的“自主运动”机能（即“自由”或“能动性”）之先声。而后，从单细胞原生动物的伪足变形运动或纤毛、鞭毛运动；到较高等后生动物的肌肉骨骼运动；再到文明化人类的类体质机电动力运动；乃至生物神经精神感应变数的无限拓展……总之，追求“自由”的物演代偿冲动简直势不可挡。】

这表明，“自由化”趋势是生物衍存及其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定。（1）

问题在于，生物自由何以竟会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中得到发扬？或者反过来问也一样，社会结构何以竟能在生物自由的扩张中得到强化？【这个问题的提出导源于近代工业化以来的机械论成见，即在一般的机械系统中，各组成单元的“自由度”似与该系统的总体“结构度”成反比。】

生物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所遵循的是这样一条自然之道：生物的“自由度”与生物的“自立度”成反比，亦即生物的“自由化”进程与生物的“残弱化”进程同属一途，所以，生物个员的“自由度”恰与生物社会的“结构度”大体上呈正比直线相关关系。具体的演化形式为：原始单细胞生物的低度动趋自由与初级社会的低度亚结构态相吻合；后生动物的中度体智自由与中级社会的中度亲缘结构相吻合；人类高度代偿的精神自由及其类体质动量与晚级社会的高度法制化结构组态相吻合。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即在代偿度较低或曰“上位结构较稀薄”的初、中级社会覆盖下，自然孕育的物性自由主要体现为“生物性自由”；随着代偿进程在晚级社会的结构化演历中极端发展，或曰“上位结构倾向于将下位存在完全吸纳囊括在新一层次的本体之中”时，生物性自由相应转化为“社会性自由”。之所以能够保留并发扬生物性自由于高度密合化的晚级社会之中，乃是由于智质性状的物化结构，既需要充分自由地调动和发挥各种生物机能代偿属性才有望缔造出来；也是由于物化性状的结构发展本身反而消解了人身依附的旧式结构制约，从而使人类的体智潜能可以借助于物化性状的联网扩延而得以更加自由的实现。【所以，就像自然结构越来越活化一样，社会结构也必然循此轨迹而越来越弹性化；也所以，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可言，因为生物体智自由直接就是生物社会结构的同质体现。说到这里，令人联想起裴多菲的那段名诗，它简直就是生物社会化演历或生物自由化演历的生动写照：

生命诚可贵，（发生于太古宙时期，“贵”就贵在它是从死物中活化的“承前启后之衍存者”，此刻的生命，其自由能动度极低，社会结构度也极低；）

爱情价更高，（发生于古生代寒武纪前后，“性分裂”是自然分化的继续和社会结构化的开端，此刻的生物自由度虽然有所扩展，但自由的结果却是必须将自身强迫性地嵌合到性别残化的生机重组结构中去；）

若为自由故，（“生物自由”天演而成，“社会自由”是新生代文明化以后才面临的自为性代偿问题，也就是说，当自然分化进程跨越了体质性别残化阶段而步入更全面的智质性状残化阶段之时，性爱式的亲缘社会组合已退居次要地位，拼着老命去争自由，其实不过是在为生物社会进入更高层次的自然结构化要求献身而已；）

二者皆可抛。（之所以会如此奋勇向前以至奋不顾身，乃是由于此刻的“无自由则无以存续”，一如此前的“无性爱则无可繁衍”，即是说，高层位的分化物必须达成相应的高层位结构态，才能够实现自身及其同类全体的继续衍存。）

可见，上述意气风发的递进过程实属代偿价位层层升高的产物，因此才有了“爱情的价位高于生命、自由的价位又高于爱情”的人心所向。】（2）

注：1、自由，即失位主体在依存条件越来越繁复、依存越来越艰难的情况下，不再被动的遭遇条件而是凭借自身的能动性主动寻找依存物以便更好实现依存的生存状态。“生物性自由”指体质性自由或后段中的“初、中级社会覆盖下，自然孕育的物性自由”，在亚结构原始生物初级社会中表现为趋性实现的离散型性构合；在低结构生物中级阶段表现非主流的类似膜翅目的体质分化构合和主流的性分化基础上的亲缘性分化构合，这种亲缘性分化构合在人类的亲缘氏族阶段依旧表达，即该阶段的社会构合的实现主要通过体质性状（表现为能动性或生物性自由）耦合完成。“社会性自由”指智质性自由，即在高度结构化的人类晚级社会中，智质代偿接续体质代偿，智质分化构合下的人类靠自由意志、靠精神自由（即“社会性自由”）来实现个体及社会的求存。

五十二章明确指出：“自由”就是“能动性”的同义词，“能动性”是在依赖条件量过度膨胀以及与迎合所需条件的机遇呈反比减缩的情况下不得不发展出来的属性代偿。前生命物质的被动运动如光子的波动或分子的布朗运动等等，是其自存条件比较简单亦即存在度较高的表征之一；而生命物质的主动运动，即所谓的“能动性”，是其自存条件比较复杂以及存在度趋于低下的表征之一。

所以，自由通常指生物的自为运动，但其发生学源头却是前生命的物质运动，之后发展为原始单细胞生物的动趋行为、低等多细胞生物的趋性反应、脊索动物的反射行为、乃至较高等动物的感官发育（感性阶段）、本能（知性阶段）以及动机行为（自主意识的萌芽）等等。自主意识的发生使得生物主体的感应方式中的“应”从“应向”、“意向”发展到“志向”（即自由意志），即“自由”从“生物自发能动性”朝着“精神自主能动性”发展：在后天学习层面彰显为惯化学习（学会对反复发生的无关刺激不予反应以节约机体能量）→印随学习（记忆能力渐增并对日后行为产生指导作用）→联系学习（被若干相互关联的刺激诱发形成预备反应程序）→试错学习（通过行为效果的体验反复调整自身行为方式）→洞察学习（依据既往经验达成处理当前陌生事态的能力和方法）→推理思维（借助概念和一般原则来应付愈益复杂的具体境遇和问题），至此，“理性”崭露出头角（它标志着“智能”从实物对象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进入逻辑变塑的异想天开之境界），“自由”跃然于天道（它标志着“体能”从遗传性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进入工具变塑的人机联构之境界）。

故，自由，是生物个体和生物社会的发展趋势：生物个体，从体质性自由发展到社会性自由，包括人的有机体本身，也是细胞社会化的结果（但有机体是形而下的硬结构，生物社会是由生物生存性状耦合而成的形而上的软结构，其软主要指非固化形态）；人类的社会结构或政治制度以自由、民主为“世界普遍史”的方向。自由，是人性乃至社会性最深层的自然凝结。正如《人类的没落》中所说的：

智慧乃“感”，意志乃“应”，自由就是“感应”的实现形态。“感应属性增益”则“自由动量扩张”，“生存效价递弱”则“自由意志递强”，无论从哪个角度审视，“自由”都是沉淀在人性乃至动物天性中的基层禀赋，且永远升华不止。换言之，自由度的代偿性增高是一种必然，其意义在于更充分地调动人性深层潜涵的全部属性与能力，借以维系递弱化之存续。因此越原始、越稳定的社会，压抑性越强，越进化、越失稳的社会，自由度越高。

2、生物个体的自由或能动性是个体残化程度的表达，而社会结构化是对生物个体残化的代偿，故二者成正比：生物个体越自由，表明社会结构程度越高。正如上一章所言，人类晚级社会的智质代偿把对人的依附转化为对人造物或财产的依附，呈现为“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的柔和化”的良性假象；而社会结构实质上的“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才是对人类整体及个体实质性的伤害；且二者同属一回事，因为“密构化、脆弱化以及含蓄的暴烈化”的社会实体结构，正是通过个体精神感觉上的“自由化、宽松化以及外显柔和化”的方式实现的，非以此不能实现。所以，所谓个人的自由意识，以及社会意志，归根到底都是自然意志的表达，向着自然衍存的既定方向演进。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所有自由都是横向达成求存的自由；而在纵向上，我们对于我们能拥有什么样的自由无可选择。每个横向纵向交织的瞬间汇合成我们的一生。所以，这一生，每个当下，我们有横向上可以做主的部分，也有纵向上我们无能为力的部分。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有故，二者皆可抛”正表达了物演自由化的代偿顺序：原始单细胞生物的生命能动性极低，但相对于无机物已经万分难得和可贵了，和后衍的生物及生物社会相比是最圆满的存在，缔造的是存在度最高的亚结构初级社会；性分裂的体质分化即爱情缔造了低结构的亲缘性中级生物社会；智质分化作为最高的代偿形式，以最残化的最高的能动性自由实现了高度结构化的晚级人类社会。所以，自从人进化出自我意识以来，对自由的要求越来越高，其自由意志越来越强烈，正是其代偿的需要，这是自由的根本意义。

注：学习本章可以复习卷一52章、卷二104章到120章以帮助理解。本章用自然哲学的概念重新解读自由。简单的说，生物拥有的所有自由都是横向求存需要的自由，最终目的只是达成纵向的自然衍存实现；即纵向上的人是被决定的，是自然衍存必然性的彰显，所有的自由或偶然都是横向上的选择或际遇。

第一百六十九章平等：“反社会倾向”的典型表达

平等──乃“反社会倾向”的典型表达，它所显现的不外是体质性状相对同质态对智质性状绝对异质化的深刻抵制和因势复苏。何谓“反社会倾向”呢？让我们看看“平等”的原质即可了然：在生物社会史上，真正的平等仅见于初级社会的原始单细胞之间，无论从其体质构成（DNA等分子构成）抑或从其社会关系（无结构均质状态）着眼，此刻的平等的确无可挑剔──是谓“生物平等”。而恰恰是这种体外亚结构群化形态，表现出最高的存在效价。【而后，生物各物种的体内生理结构和体外社群结构同步异质演化，结果导致“天然的平等”又“天然地沦丧”。尽管如此，中级社会动物仍然倾向于尽可能地保持种系体质的同质发育，以便最大限度地消解体外社会的结构化致弱代偿，所以，膜翅目社会仿佛只是中级社会演化进程中的一段小插曲，是为中级社会动物的反社会倾向的自然表达。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中级社会动物的生物性或生理性反社会倾向，才导致社会存在得以从体质分化存境延续到智质分化存境中去，亦即导致智质分化得以在体质发育的极致上展开。】（1）

也就是说，一切“反社会倾向”归根结底都是自然社会保守于自身存续的自然规定。从这个意义上讲，“追求平等”具有最大的“合理性”或“合自然性”，一如“分化代偿”具有最大的“合理性”或“合自然性”一样，因为一切代偿的自然目的无非是为了达成代偿前的同一衍存态势而不可得，而且一切代偿的自然进程只有在前体存在奠定了可能代偿的深厚基础之后才能实现。质言之，“反社会倾向”正是“社会化倾向”的蓄势反应或变态贯彻。（2）

关键在于，“追求平等”如何在不同的衍存位相或衍存结构中实现。对于中级社会动物来说，它们的“平等”只能落实在体质性状的相对同质态上；而对于晚级社会动物来说，他们的“平等”只能落实在智质性状的相对游离态上。换言之，唯有当智质性状发展到相当密构化的程度，从而使体质依附关系有可能解构时，人类追求平等的动机和行为才会产生──是谓“社会平等”。【因此，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常态必定是各阶层人众大体上安于现状，且视其“不平等”为理所当然。站在这个立场上回顾历史，可见任何旧时代的“不平等”当时均无例外地体现为可以接受的“平等”（甚至根本就无从产生“平等”的概念和要求）；同样地，站在这个立场上展望未来，预期任何新时代的“不平等加剧”届时一定会被体验为“平等有加”的现实感受。是乃“社会祸福抵销律”和“心理苦乐均衡律”的变态表达（参阅本卷第一百五十二章和卷二第一百一十章）。】（3）

而“社会平等”一旦达成，“社会分化”反见加速，现代高度致密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就是这一自然进程的生动体现。显然，“无结构”的平等与“结构化”的平等毕竟不是同一回事情，毋宁说，社会结构下的平等只不过是达成“更高级的社会结构”或“更深入的社会分化”的条件和步骤，结果反而造成结构运转所需的社会不平等日益加剧，是谓“有平等而无公平”，或曰“有社会结构下的平等而无社会结构下的均等”。可见，在这里，“反社会倾向”再次充当了诱使社会运动朝着更深入的结构化层级迈进的向导，亦即“反社会倾向”终究不过是“社会化倾向”的奠基礼和助推器。【譬如，潜藏在“人都是上帝的子民”这一基督教理念之下的“人的平等观”，可能正是导致西方人的精神活动得以较为自由地多向发展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古代社会的“人本主义等级观念”（儒教中的“礼”即是它的理论表达和制度形态）却使较聪敏的人统统挤向了仕途的狭路，结果导致最具社会性的人群其智能分化反而严重受阻，并进而导致其社会进化停滞。】（4）

注：1、134章论述原始社会的无组织状态时指出：生命在其问世之初，从“骨子”里就带有一种深刻的反社会倾向，这一倾向先是通过同质化的生物性状构成来消解生物社会构成的结构内涵，从而使巨大的社会实存在其最初诞生的时候几乎找不到自身的踪影。而后，随着生命的性状分化将其潜在的残弱素性展现开来，反映出代偿功能的社会结构才逐渐显形，虽然如此，那种生命中深在的反社会倾向仍然被遗传下来，转换了各种方式继续顽强地表达着自己──实际上，所谓“反社会倾向”所表达的，乃是自然物演进程为了阻滞自身存在度的流失所采取的种种保守措施之一。

进一步具体来说，反社会倾向在各个演化层级上的表达为：在亚结构的原始单细胞初级社会，表达为单细胞个体的无差异和社会结构的同质化；在低结构的生物中级社会，虽然有性分裂导致的两性差异，但膜翅目的非主流以及主流的体质分化到了两性分化就无以继续，其实就是体质反社会化倾向的表达；在高结构的人类晚级社会，智质分化接续体质分化，但人类的文化中，一方面主流文化是建构文化，一方面反社会倾向的解构文化始终存在，如西方的犬儒主义、东方印度的佛教、中国的道家如老庄、杨朱和列子等。当然，因为结构化是社会递弱发展的必然，故解构都是无效的，且在解构之后的下一次建构中，社会的结构化会更加致密。

2、“反社会倾向”和“社会化倾向”一如基因的遗传和变异、文化的保守与创新，都是求存的天然素质。“反社会倾向”一如基因的遗传、文化的保守，是其维护主体原有存在度的素质，“社会化倾向”一如基因的变异、文化的创新，是其无法维护主体原有存在度的不得已的代偿。故，智质代偿是中级社会体质代偿无法继续维系的产物，而任何分化行为（即基因的变异、文化的创新及“社会化倾向”）的目的都是试图维系分化前的衍存状态本身而不可得的一个结果，正如54章所言“一切代偿举措都不过是为了回溯高存在度的原状而不可得的一场徒劳”。

3、平等是相对的，不平等是绝对的。绝对的平等只在同质的原始社会存在。故，对中级生物社会的生物而言，平等表达为体质残化的平等（即体质的同质化，最多仅有两性差别）；对晚级人类社会的人而言，平等表达为智质残化的平等（即智质残化程度相同）和个人不再依附于人而依附于物的表象自由（智质分化的结果就是把人从依附于人发展为依附于人造物）。但实质上无论中级生物社会还是晚级人类社会，不平等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中级生物社会中，一个狮群社会通常有30头上下的母狮和幼狮，构成社群极大部分，雄狮只有两到三头，其中由一头雄狮担当“帝王”，主宰一切，支配着庞大的妻妾群。人类社会中，“原始公社”的平等仅仅相对于后来的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才有意义，现如今，一人财富可抵六国年财政收入，据联合国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调查统计，500首富抵4亿穷人的财富总量；2%的人拥有世界50%的财富；另有50%的人仅拥有世界1%的财富。这种状况只会继续加剧，并通过“全球化”进程而在国与国之间蔓延。它必将导致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愈发动荡。

这种绝对的不平等是社会结构化的必然，正如任何生物结构的复杂化都会导致“平等”丧失，如占体重1—2%的中枢神经器官却享有20%左右的血循环供氧量。只是身处每种社会结构的盲存个体本身会意识不到这种深层的不平等而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视为自然，由此才能达成社会的稳定与和谐。这是“社会祸福抵销律”和“心理苦乐均衡律”在社会现象层面的表达。

“社会祸福抵销律”和“心理苦乐均衡律”见152章和110章。

所谓“社会祸福抵销律”是指社会发展对社会成员的生存效价没有帮助，是祸；但社会发展的结构化代偿又让社会成员能实现依存，达成求存，是福。故“祸福抵消”。也就是说，社会代偿同时表达了代偿的有效性和无效性，其代偿的有效性（即“福”）和社会存在度的递弱（即“祸”，即代偿是无效性）等效。

所谓“心理苦乐均衡律”是指人的苦乐作为后衍主体感应属性代偿增益意志落实的精神指标（即“应”的产物），越后衍越失位苦乐跌宕的幅度越大（即心理振幅加大、心理动量加大）——但若以乐为正值、以苦为负值，苦乐的总值为零，此为“心理苦乐均衡律”。

个体存在度递弱，心理代偿性波动振幅增加；社会结构度作为对个体存在度递弱的代偿，故，社会结构致密度即内构力增加，且个体存在度的减少值总量自然等于社会结构度的增加值总量。故“社会祸福抵销”，社会内外的主观压力值总量守恒；同时，个人始终保持“心理苦乐均衡”，因为个人感受到的自然压力和社会压力值总量守恒，虽然衍存位相越后面的个体心理代偿性波动振幅越大。

4、中国的生存结构是需要集体主义的农业文明，加上封闭的地理地貌且人口众多，自然导出其集体主义文化（与个人主义相对），即以国家为最高利益集团，不追求个人权利，故孔子的礼制等级成为主流建构思想，而杨朱的个人主义思想只能成为与生存结构不吻合的非主流被淘汰；而古希腊的生存结构是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个人主义成为维护其生存结构的主流文化，并一路发展，在商业文明的资本主义社会以追求平等、自由、民主为最高政治目标，但社会却进一步加速分化。（注：这里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指古希腊人早在2600年前就提出的两种社会观，即要建立一个最好的社会应该以个体为中心，首先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还是以社会整体为中心，个体放弃自己的部分权利与自由，才能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结构以保障每一个个体的安宁和生存？前者是个人主义社会观，成为西方的文化主流；后者是社会主义或集体主义社会观，成为中国的文化主流。另，东西方的个人主义还有一点区别：老庄、杨朱的个人主义因为不吻合主流，所以也不参与社会；而西方的个人主义是参与社会的。）

？农业文明的集体主义素质追求结果的平等，所以农民起义的口号无一例外的要求“均田地”，故，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工商业文明的个人主义素质追求起点的平等，缔造的结果是贫富加剧的不公平，而且，严格的说，起点因为家庭环境的不同，也没有绝对的公平，社会能提供相对的教育的公平已经很好了，给了起点低的孩子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也就是说，“反社会倾向”的个人主义反而加速了社会结构化进程，因为个人的平等、自由、民主让人拥有建构这个社会的最大活力和条件，智质分化（创新发展）的潜力得以充分调动；而中国的集体主义和具象思维方式反而封闭了自身的分化前途成长为文明的侧枝盲端。所以，平等、自由、民主不过是智质分化阶段社会结构化的需要，是结构化简单的权力置顶的专制社会分化为结构复杂的资本置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助推器，而且这个分化过程注定了贫富分化加剧的实质上更不公平的结局。

人类文明程度越低，人均财富分配量的差异就越小，人的贪欲被调动的程度就越低。故，人类文明化的过程，就是不断调动和实现贪欲的过程，就是公平程度递减的过程。

注：本章用自然哲学的概念重新解读平等。

第一百七十章阶级：自然社会的宏观分化形式

阶级──是自然社会的宏观分化形式，或者说，是以生物为基质的社会结构的阶段性体智分化产物，因为，追本溯源的话，它其实早在膜翅目社会中就已具雏形了。将“阶级”投射在社会控制系统的结构定位平面上即谓“阶层”，至于何者是处在控制地位的上层社会，何者是处在受控地位的下层社会，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社会系统运动表象的误读（可参阅第一百五十五章）。（1）

所有社会问题的疑惑，都是由于为人者很难将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存在统统视为一种自然物或一脉自然代偿衍存物所致。譬如“分工”，它其实纯属自然“分化”动势的位相性现象形态，用“飞矢不动”的静态眼光来看，社会分工导致社会阶级分化与宇宙奇点分化导致粒子、原子、分子序列化、或与原核细胞分化导致真核功能细胞系统化是出于完全同质的自然规定。问题仅仅在于自然何以不得不分化以及社会何以不得不分工，而这正是本书分别在卷一和卷三中所讨论的全部内容，于是，对于“分工”，我们只需再说一句话：分工乃是生物体智分化的实现方式。（2）

由此推演，可知“社会分化”或“分工”原是这样一个自然历程：在生物分子水平上的分化导致初级社会的“细胞器分工”；在生物体质水平上的分化导致中级社会的“体质性状分工”；而在生物智质水平上的分化导致晚级社会的“智质性状分工”。这种“分化”或“分工”有越来越细化、亦即越来越残化的天然倾向：在晚级社会的初始阶段，其“分化”尚显粗犷，故由此“分工”所产生的“阶级”（譬如“农民阶级”）必然呈现出大体均质的一盘散沙形态；及至升位于新的“分化层级”或“分工形势”（譬如“工人阶级”），其阶级内部已然分化，于是相应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异质结构形态或曰“有组织有纪律”形态（进而还会分化出“工人贵族”、以及“白领工人”与“蓝领工人”之别、……等等）；再往后，则固有的“大阶级”概念不免趋于分崩离析，是谓“阶级消亡”。【注意：“阶级消亡”并不与“国家消亡”呈因果关系。如前所述，“国家”作为一种位相性结社单元必须在新的扩展性社会结构单元成熟之后才会消解或变构，尽管“国家社会形态”的确要经过一个“阶级构成”的演历也罢。换言之，“阶级斗争”诚然是国家结构动荡的基本方式之一，却不是社会结构动进的基本原因，说“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无异于说“分蜂闹剧是蜜蜂进化的动力”一样荒唐。须知任何分化结构单元之中都存在着结构摩擦，尤其是在结构演替之际（即结构初成或结构老化之际），但“摩擦”绝不等于“动力”，它倒常常是“动力的耗损”，故，具有高摩擦系数的结构一定是一种低级的结构。在较低级的“阶级社会”中，另行设定硕大的“阶级结构”自非易事，它的变动因此爆发出天翻地覆的气势，由以演成一幕幕壮怀激烈的“社会大革命”之剧，这番“人为的自然景象”恰恰展现在此前的文明史画卷中，令人生畏又令人神往。这种烈焰骤燃的周期性奇观，只怕后人是难得一遇了。】（3）

于是，从“社会阶级的宏观分化”到“社会分工的微观深入”，“社会分工”亦即“自然分化”过程势必逐步落实到每一位晚级社会的生物个员身上，即从集团化的大体分工渐渐演成个体式的细致分化，是为“个性解放”之渊源，也是“阶级消亡”的路径。换一个不那么好听的说法，它其实不过是异质化个体在社会结构化进程中被越来越细密地加以编织和另行定位罢了。【可以想象，未来的“社会分工”，倾向于造就这样一种极端残化的人格布局和极端分化的社会构成：每一位自然人在某一个特定时段内都承载着某种独一无二的社会职能或社会角色，亦即每一名社会人在某一个特定空间里都承载着某种独具一格的自然分化之结构定位，以至于任何一个人——或曰“任何一个分化载体或结构枢纽”——倘若发生了突然而意外的变故，均可能随即造成整个社会结构链条的脱节。迨至人类晚级社会的文明化发展果真达到这种分化整合之极限高度，则必然导致每一个人在“平等认可”的社会氛围中，又足以品味到“优越认可”的双重体验。也就是说，弗朗西斯·福山所担心的“最后之人”会因民主社会里“平等认可”的苍白和平庸，而复归于追求非民主社会“优越认可”的“最初之人”的历史循环中，完全是多余的杞忧。因为，一方面，且不说那种“人人平等、个个相同”却“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最后之人”根本就无由出现（即受制于“单向度的分化动势”，可参阅卷一第十七章及本卷第一百三十章等有关章节）；另一方面，即便跳出来一些个轻狂小子想要重温“最初之人”出类拔萃的英雄梦，只怕他们也全然没有越轨动弹的丝毫余地（即受制于“致密化的动荡结构”，可参阅卷一第五十三章及本卷第一百五十一章等有关章节）；试想就凭将来人类的残弱之身和脆弱社团，还能搅起什么像样的风浪？】（4）

注：1、由155章可知，静止的来看，社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负反馈复杂系统，“任一子系统或分属结构都既是一个控制部分又是一个受控部分”，即系统内部之间没有谁决定谁的关系。

2、自然分化进程在人类晚级社会通过智质性状的分化耦合继续，智质性状的分化即分科分工，并由此在宏观上缔造或分化出阶级：在农业文明社会，缔造出农民阶级（农业文明社会是皇权农夫型结构，上面是极少数管理者，下面是99.99%的农夫）；在工商业社会缔造出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所以，阶级的产生与社会的分工同步发生，且呈日益细化的进程，这个细化或复杂化的进程只彰显了社会衍存结构的越来越不稳定。

3、农民阶级“一盘散沙”，指它的低分化、低组织状态；工人阶级“有组织有纪律”，指它的高分化、高组织状态，所以它就会有“工人贵族”、“白领”、“蓝领”之继续分化。未来的分化态势将继续细化，会落实在每一个人身上，故“阶级消亡”。也就是说，未来的政治、经济、文化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而急剧分化，并被细密的编织成一个整体，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社会机构化（即分化）的极致就是表象上的同质化。关于同质化的表述可以复习130章和151章。130章指出：处于左右两个端点上的同质聚合物态均有可能是不同层级的异质分化效应之极致，亦即同质聚合形态一般恰恰是前期残化进程的严峻后果；151章指出：最原始社会与最发达社会之间在外貌上的虚假相似，其实与二者分处在迥然有别的“同质残化”极端层位上有关。

4、追求卓越，或者说“优越认可”，或者说上进心，是人性的第一基础，是“向上配位”的自然物性和人性的自然素质，是衍存主体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求存的代偿素质，否则在漫长的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中，衍存主体难以存活下来。故，进步论到今天仍然是人类文明的主流。因为，不代偿或代偿能力不足，无以存。

但这个世界上，卓越的成功者永远是少数，大多数人注定追求卓越而不得，因为当大家都进步、都一样卓越时，也就无所谓卓越了，必然会有少数人是超越大多数人而更加卓越的，平庸者与卓越者必然呈正态分布。于是，追求“优越认可”不得必然转为追求“平等认可”，即当我们能力不足，不能保障自己的权利时，我们渴望通过“平等”保障个人的权利。而且，在低分化社会阶段，由于大多数人注定得不到“优越认可”，故而“平等认可”成为贯穿文明史的非主流诉求或第二诉求。

追求“优越认可”是主动的、先天的、第一性的，追求“平等认可”是被动的、后天的、第二性的，前者带来竞争加剧和社会不公，后者一旦成功，不管追求者初衷如何，必然堕落为“优越认可”的翻版（如无产阶级革命追求平等，成功以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最后，原来的无产阶级都变成了最有钱的资产阶级，于是其追求“平等认可”的初衷逐步被追求“优越认可”代替），此乃一切理想化的社会变革运动总不免令人失望的原因。

从社会结构进化的轨迹看，“平等认可”的民主政体之所以竟然成为趋势性潮流，不是由于生物学人性发生了变化，而是由于社会学人性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就是越来越残化的个体需要更多的依赖他人、依赖社会才能生存，于是转而追求自由、平等、博爱。而且，正因为个体越来越残化，所以那种“人人平等、个个相同”却“没有理想、没有抱负”的“最后之人”根本就无由出现。“最后之人”的相同，“同”在其残化程度，“同”在其对社会的依赖度，即他必须更积极的参与社会、体现自我的社会价值才能求存，由此不得不追求卓越。也就是说，“最后的人”能够同时实现“优越认可”和“平等认可”的表象，其“优越”在其残化方式的与众不同，其“平等”在其残化程度的个个相同。这是解决了两种认可之间对立矛盾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最后的人”在互联网、大数据等人造网络系统的致密编织之下，绝然没有“越轨动弹的丝毫余地”，福山所担心的“最后之人”还想回转为英雄主义的“最初之人”，是不可能的，没有其退路；相应地，其平等而又优越的心理满足态也在主观上杜绝了这条退路。

注：本章用自然哲学的概念重新解读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