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派众多学子东渡日本留学，以图为国效力，最终却推翻了清廷-米儿火

1901年，清政府将留学日本作为一项国策来加以执行，民间自费留日也多了起来，中国的留日学生数量开始激增。中国早期的留学，往往有“镀金"和“镀银”的说法。所谓“镀金”是指留学美国，“镀银”是指留学日本。在中国留学史上，从清末一直延续到民初，众多中国学子纷纷东去日本“镀银”，形成一股留日浪潮。“镀银的一代”不仅有着众多不为人知的求学逸闻，而且对于中国社会也影响深远。

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与中国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不过在古代，日本是作为中国学生，向中国倾心学习的。最为著名的，便是日本的遣唐使，当时的日本，可以说完全唐化或者中国化，日本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都带着极强的中国特色。

但这样的情形，到了近代，却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日本在明治之后走向维新之路，也走向了对外扩张之路。其中主要侵略目标，便是腐败的清朝。1894年，日本终于挑起了蓄谋已久的战争。战争结果让人大跌眼镜，中国遭遇惨败，号称东亚第一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装备新式武器的湘淮军也大败。

东方巨大老帝国败于“东夷小国”，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震惊、沉痛之余，开始关注日本的近代化，“向日本学习”逐渐成为一时风气。

最早提出向日本派遣留学生的人，便是后来“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洋务派领袖张之洞也曾发出留日号召。他们认为，去外国留学，“西洋比如东洋”，因为日本与我们只有一海之隔，路途比较近，旅途时间短，路费也经济；另外日本与我们“同文同种”，日本文字与我们差不多，学习之中的语言问题相比于欧美要少得多。最为关键的是，日本与我们风俗人文情况相近，既然日本能够学习西方走向成功，那么与其学习西方，不如直接学习日本。于是，1896年第一批13名官派留学生奔赴日本，开留学日本之先河。

而后，从中央到地方都陆陆续续向日本派出留学生。1901年，清政府将留学日本作为一项国策来加以执行，民间自费留日也多了起来，中国的留日学生数量开始激增。到日本去，向日本学习！成为一时间最为流行的口号，中国也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留日潮”。

中国学生留学日本，最初进入一些语言学校和速成班，因为他们发现，日文虽然有汉字，但全不是原来所想象的那样“差不多”，而是“差很多”。为了让中国留学生更好地学习，日本方面特设了一些学校，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较为详细地听懂所讲内容。当时专门招收中国留学生的院校有：宏文学院、经纬学堂、政法大学速成科，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当然，面对这样的留日热潮，日本方面一些人为了赚钱，开办了很多技术学习的速成班，有些根本就是工棚，挂出一块“大学”牌子，专门招收中国学生．此外也有很多“野鸡大学”、“草台班子”充斥其间，以致被讽刺为“学商”、“学店”。

中国留学生所学习的专业也五花八门，像军事、文史外语、音乐、美术等，但总体来看，学生最为热门的专业是法政和军事。如1904一1908年，日本法政大学专为中国学生开办了“法政速成科”，5年间．共开办了5期速成班，吸纳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先后进入该校的中国学生合计达1885人，毕业1215人，仅次于宏文学院、经纬学堂。1907年，该校有中国留学生1125人是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这其中很多都是著名人物，如陈天华，宋教仁、胡汉民以及新中国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都毕业于法政大学“速成科”。

如此众多的中国留学生选择学习法政和军事。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之所以失败落后，就是因为政治和军事方面与列强存在差距。中国要想走向富强，政治方面必须实行宪政，军事方面要建立新型的陆海军．于是，很多热血青年在选择专业时，都倾向法政和军事。如民国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宋教仁在国内起义失败之后，逃亡日本，本想学习陆军，后来转而学习法政，他的目的就是专心研究法政、经济诸学科，为将来建设时代之需。

清王朝热衷派遣学生留学日本，本来期望这些学生学成归来后，能够成为维系其统治的支柱，可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学生大部分倾向革命，反而成为推翻清王朝的骨干力量。

留学生在日本耳闻目睹的，都是先进的现代化制度。再回头看看国内，却是腐朽、不思进取、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清廷。特别是1904年，日本与俄国在中国东北交战，结果清廷竟然宣布武装中立，在留日学生组织“拒俄义勇军”准备回国抗击沙俄的时候，清廷照会日本，将“拒俄义勇军”解散。

凡此种种，使得大部分留学生对清廷彻底失望，纷纷以“不言革命为耻”，学法政、新闻的人，都投入宣传革命。当时脍炙人口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就是留日学生邹容、陈天华所写。黄郛、李烈钧、唐继尧、阎锡山等学习军事的留学生，更是组织“铁血丈夫团”，着意回国后掌握军队，在时机成熟时发动起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无论是武昌首义的领导者蒋翊武、孙武，还是后来响应起义的蔡锷、唐继尧、阎锡山，都是留日学生出身。

就军事方面而言，这些留日士官成为后来中国军事力量的中坚。在民国十年前，中国军队中，位居中上将者，有三分之二都曾留学日本。当时在民国军事舞台上风云一时的人物，如蒋介石、阎锡山、蔡锷、何应钦、孙传芳、蒋百里、程潜、李烈钧、徐树铮、杨宇霆等，概莫能外都是留日“海归”。这些人构成了与后来的保定系、黄埔系鼎足而立的“士官系”，成为中国军事派系的鼻祖。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8名校长中，就有5人出自日本士官学校，著名的蒋百里校长便是其中之一。至于黄埔军校，最初自校长蒋介石以下，包括教育长王柏龄、总教官何应钦以及教官熊雄、钱大钧、方鼎英等，都有留日背景。

当然，这些人一方面为中国军事现代化作出贡献，但在当时的社会大情势下，多数也成为军阀渊薮。当时执掌各地军权的军人，十之七八都来自日本士官学校和振武学校，以至研究留学史的著名学者舒新城先生愤激地说：“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

在军事以外，留日学生在政治、社科、文学艺术等方面，对当时中国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如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两位著名领导人，号称“南陈北李．的陈独秀、李大钊以及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李达、艾思奇、王亚南、邓初民也都有留日经历。民初盛名一时的学者如刘师培、黄侃、章士钊、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杜国庠等无一例外都曾在东瀛三岛度过一段求学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