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勤曾说，林毓生这一代人后来之所以成名，除个人艰苦奋斗外，另一个历史性的原因，应该是当时的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待到大陆开放，朱学勤的上一代人也就是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的同代人出洋看世界，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者。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人成为大陆学者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难以绕过的桥梁，难怪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一学界名流初次访美归来，对另一位老先生曾感慨不平：“X公，林、余、杜在海外学界的地位，原来应该是你我的位置呀！”（朱学勤:《从一支烟到一本书》，载1997年第6期《读书》）

这是一声沉重的叹息，闻者若明了历史，定当能从中回溯到“天翻地覆慨而慷”的1949年。这一年，国民党败局已定，只好仓皇奔逃出海，据守台湾一隅。在抢运黄金、国宝之外，国民党还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抢救”走了胡适等大批学人，培养了一批年青学者，为台湾接续了文脉。反观大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折磨和摧残，许多原本具有深厚国学功底的学人的学术生命提前结束了，国学的传承出现了断裂。虽然“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陆续涌现从事国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但是他们已无法望前人之项背。这就是上述浩叹的由来。

然而，虽有浩叹，我们对于当年出海登岛的学人，了解仍不是很深入。就此而言，近日笔者翻阅过的《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一书，应当说是一个了解他们的方便门径。这本文字优美、内容生动的著作，选取了胡适、傅斯年、林语堂、钱穆、方东美、徐复观、牟宗三、陈鼓应、南怀瑾九位学人，讲述他们在历史转折之后的生活与学术活动。对于他们是否都堪称“国学大师”，读者自然可以存疑，不过正如作者所言，这一称呼虽然在当下颇为媚俗，却是向不限于这九位的那一代台湾学人致敬的最好方式。

他们的可敬之处，不仅仅是他们的学术成就，比如胡适晚年在台湾留下了约300万字、主要是研究佛教和禅宗史、《红楼梦》的文稿，钱穆完成了皇皇巨著《朱子新学案》……更是因为他们担当了传承学术的重任，培养了新一代的学子。前文所述的余英时，是钱穆的弟子，大陆无人能及；杜维明，则是徐复观、牟宗三的高足，享誉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林毓生，与陈鼓应同是殷海光的学生（因此笔者认为，本书《陈鼓应：为民主浪迹天涯的新道家》一篇实际上讲述的是殷海光和陈鼓应师生两人），在芝加哥大学师从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现在是世界知名的华人学者。

传承学术的代表，则非傅斯年莫属。傅斯年于1949年1月20日正式就任台湾大学校长，并继续兼任历史研究所所长职务。台大在他的领导、管理下，从一所经费短缺、管理混乱、师资良莠不齐、学潮不断的旧大学，革故鼎新，日新月异，成为台湾的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聚集了丰富的研究资源，树立了自由的校风。为了台大，傅斯年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最后竟身殉台大。对校长爱戴有加的师生悲痛不已，于次日停课一天，并下半旗志哀，学生自发地高举“国失桢干”、“痛失良师”白布横幅，前往殡仪馆瞻仰校长遗容。

如今，“大师”和“教授”一样，都成了一个贬值的头衔，谁都有可能被封为“大师”。至于“国学大师”，从媒体的有关报道来看，也成了被滥用的词语。事实上，人们对于何谓“国学”，尚且众说纷纭，又怎么可能准确地定义 “国学大师”呢？在笔者看来，我们所认为的近代以来的国学大师，其实往往是学贯中西的，并不像乾嘉时期重考据的学者那样不知西学。像陈寅恪自然是无可质疑的大师，其学术成就虽属古代史学，但是他的学养却不限于国学，当年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就已读过《资本论》。钱钟书，一生致力于打通和连接中西文化，留下巨著《管锥编》等作品。

笔者以为，要成大师，必须通古今、中西，而且还应担当成学术传承的责任，培养出新一代的大师。就这两点而言，《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所述的九位学人，堪称“大师”，也堪称“国学大师”。

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200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