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民国大师，不妨从陈寅恪先生说起。

近些年，网络上很多写陈寅恪先生的文章，我就不写详细生平了，而是作为引子，挖掘一点民国大师的历史脉络。

这篇文章不写鸡汤，而是从历史的角度实事求是。

下面是正文。

陈寅恪是典型的中国公子。

祖父陈宝箴官居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晚清著名诗人，和谭延闿、谭嗣同并称“湖湘三公子”，母亲俞明诗是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姑姑。

而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孙女。

当年的中国，家世显赫基本等于家学渊博，陈寅恪生于这样的家庭，跟着父母熟读经典，十几岁就能出口成章。

1910年，陈寅恪在复旦公学毕业后，开启长达16年的西洋留学之旅。

16年间，他先后入读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哈佛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虽然没有得到一个文凭，却把西洋的理论和做学工具，全部学到脑子里。

吴宓在哈佛大学认识陈寅恪，发出长叹：“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傅斯年在欧洲认识陈寅恪，发自内心佩服：“寅恪之学问，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那时的陈寅恪素衣白身，就以渊博的学识名满文林。

1925年，中西合璧的陈寅恪学成归国。

正是这一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胡适建议使用导师制，以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

清华校方和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为导师，研究院主任吴宓想聘请陈寅恪为导师之一。

校长曹云祥不认识陈寅恪，梁启超便极力推荐：“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起来，也不如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

有了吴宓和梁启超的推荐，陈寅恪顺利就职国学研究院，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导师。”

5年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陈寅恪辗转于西南联大、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尤其是在香港期间，以渊博的中国学问结合西洋研究工具，写出《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陈寅恪在书中提出“关陇集团”的概念，成为唐史研究绕不开的话题。

仅凭这本书，陈寅恪足以称为大师。

何况，他的成就还不止于此。

二、

从陈寅恪的人生履历中，可以看出一条很清晰的民国大师成才路径。

第一是家世好。

即便没有显赫的家族，必然要有知名的老师。

比如陈寅恪是“公子中的公子”，林徽因是参议院秘书长林长民的女儿，梁思成是文化旗手梁启超的儿子，胡适出身绩溪的书香门第。

比如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季羡林是陈寅恪的学生。

在文盲率高达80%的民国，家世好代表有文化传承，只要生下来努力读书，起步必然比80%以上的人高。

不论读大学或者出国留学，这些家世好的人都是主力军。由于教育没有普及，做官和任教，只能从他们之中选人。

实在是没人啊。

至于穷苦老百姓，努力搬砖就行了，千万不要想入非非，读书是穷人能想的事情？

第二是圈子。

有资格读书的，每个地方往往只有几家，他们在家族产业中深度合作，并且联手影响地方政治，为了巩固奋斗成果，他们又世代联姻。

于是，一个荣辱与共的圈子成型了。

这种圈子越往上走成员越少，地域越来越分散，只有某省最顶级的家族，才有资格和外省的顶级家族合作，他们共同组成全国性的圈子。

《让子弹飞》里的鹅城两大家族，就是地方性圈子，做了刘督统大腿的黄四郎，才有资格参与全国性圈子。

一个圈子内的人，必然互相提携。

梁启超说：“我所有著作加起来，也不如陈先生的300字有价值。”梁启超的著作真的没有价值？恐怕未必吧。

他只是利用自己的身份，为陈寅恪做背书。有了梁启超的背书，陈寅恪以素人的身份出任导师，就会顺理成章。

高晓松曾经说过：

“硕士在我们家基本等同于文盲。”

他的外公张维是院士，外婆陆士嘉是流体力学家，舅舅张克潜是清华系主任，母亲张克群是教育家，父亲高立人是清华教授。

张克群还有个身份，她是梁思成的学生。

生活在清华大学的高晓松，随便踹开一家门，进去聊聊天就能长知识。

如果生活在民国，梁思成在高晓松求职的时候说一句：“晓松的才华胜过梁某人10倍。”那高晓松马上就是清华教授。

这就是家世和圈子的威力。

第三是出国留学。

陈寅恪拜访过历史学家夏曾佑，夏先生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

陈寅恪当时很年轻，以为夏曾佑老糊涂了：“书怎么能读的完呢。”等到自己年老以后，才想起夏曾佑的话有道理：

“中国的书不过是几十种，真的能读完。”

到底是哪几十种，陈寅恪没说，别人也不知道，不过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

中国的学问发源于《易经》、《尚书》、《诗经》等等，到春秋战国时衍生出诸子百家，以后就再也没有大发展。

此后2000多年的书，大部分是解读上古经典，或者注释名人著作，独立发明新学问的不多。

比如袁绍家族，靠解读《易经》吃饭。

比如千家注杜，就是数千学者以注释杜甫的诗为生。

所以各种古书看起来烦乱驳杂，其实内在有脉络联系，而做为联系网络关键点的书，不过就是几十种，读完也就没了。

在世界不发达的年代，中国是文化繁荣的灯塔，可进入近现代，只有古书的中国显得特别落后。

于是，有志之士纷纷出国留学。

他们在国外学习先进理念和科学工具，回到各种学科一片空白的中国，立刻拥有知识的稀缺性。

那些学问整个中国的人都不懂，只有留学生懂，当然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凡是涉及外国的东西，只要他们说不对，别人根本无从反驳，这就掌握了评判知识标准的话语权。

比如张三说：“美国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

留学生马上回应：“您去过美国吗？”

“没有啊。”

“那你瞎逼逼什么，我在美国留学多年，真实的美国是......”

所以民国大师都拥有知识的稀缺性+标准的话语权，他们把外国的理念用在落后的中国，属于降维打击。

而本土派和留洋派互不服气，经常写文章论战，只有学贯中西的陈寅恪，才能压住两派的争论。

因为中西方的学问，他都懂。

这就是民国大师。

三、

民国的留学生回国以后，往往会把外国学问复制到中国，然后在大学开设院系，成为中国某领域的开山鼻祖。

陈寅恪用外国理念分析中国历史，开启隋唐研究的新征程，他关于“关陇集团”、“胡汉血脉”的研究，成为后来学者永远绕不开的门槛。

不论谁想研究随唐，必须沿着陈寅恪走过的路前进。

冯友兰在北大哲学系毕业，然后到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哲学博士，经过多年苦心研究，写出学贯中西的《中国哲学简史》等著作。

现代学者研究哲学，冯友兰必然是绕不开的。

胡适在外国读了十几个博士学位，学术著作没多少，反倒学会“民主自由”四字，回国后就靠这四个字，混成青年导师。

在一片蛮荒的国度，只要做到简单的复制粘贴，便足以开辟一方天地。

当然，生活在那个蛮荒年代，大师的学问已经很高深了，但他们能流芳百世，时代机遇是不可缺少的助推器。

这就是赶上历史进程的丰厚回报。

民国大师做为中国大部分学科的创始人，只要科技和文明没有更新换代，他们的名字必然与世长存。

中国数十年来的毕业生，理论上都是他们的学生，而祖师爷的名字，当然是一门学科的丰碑。

后来的学者不管做出多少努力，写出多少著作，都不可能在历史地位上超过祖师爷。

我是学新闻的，祖师爷就是邵飘萍。

百年来的新闻记者，即便写出名震天下的文章，也没有人敢和他们并肩而论。只要新闻行业存在，邵公的地位就无可取代。

家世让学者能够出国留学，圈子让他们谋到职位，学问+职位让他们成为学科创始人。

民国大师，就是这么来的。

四、

那为什么民国大师特别耀眼呢。

时至今日，他们的名字已经超出学术范围，大有封神的迹象，更有很多人用民国大师多，来讽刺现代没有大师。

我们要知道，永远是物以稀为贵。

民国是文盲率80%、人均寿命只有35岁的社会，在现代看来是相当落后的。

那时候的轻工业不发达，重工业更是相当于没有，火柴钉子、机枪、飞机、坦克都造不了，钢产量只有可怜的5万吨。

在万马齐喑的时代，文化大师就是暗夜里最璀璨的明星，只有他们，才能说明当时的中国有希望。

而产生璀璨明星的，往往是黑暗时代。

只有越黑暗时代产生的明星，才显得越发明亮，越发可贵。因为其他方面都落后，只要有一丝光亮，就显得照耀古今。

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同样是这个道理。

只有乱世，才需要天降圣人出来救民于水火，苦难的环境也锻炼着人们的能力，所以圣人只诞生于乱世，乱世才能产生圣人。

在这样的年代，可不是大盗不止么。

而盛世社会特别稳定，有什么麻烦大家齐心合力就处理了，基本不需要力挽狂澜的圣人，于是大盗就消散了。

所以喽，大师耀眼是建立在黑暗时代的基础上。

我们读历史往往崇拜英雄和圣贤，但是产生英雄和圣贤的时代，往往对平民不够友好。

什么时候没有圣贤和大师了，才说明社会进步了。

五、

现代想做大师太难了。

民国粗糙初创的学科，已经细分成无数领域，想把某个细分领域学透学深，足以耗费学者一辈子的精力。

像陈寅恪一样，研究魏晋到随唐之间800年历史的学者，已经没有了，历史学者已经埋首魏晋、南北朝、随唐、宋朝等细分领域。

那是不是现代学者不如陈寅恪的学问高？

不是。

陈寅恪的历史学问广博，但不是很深，他可以纵横800年，但对于某个朝代的研究没有现代学者深。

比如唐长孺先生提出“唐朝后期南朝化”的说法，已经让唐史研究更进一步。

张广达先生接触到很多出土文书资料，在西域史领域深度挖掘，写出63万字的《大唐西域记校注》等著作。

还有青年学者荣新江的《归义军史研究》、陆扬的《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仇鹿鸣的《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李碧研的《危机与重构》。

他们的名气都不如陈寅恪，但在细分领域都研究的很深。

陈寅恪的功在开创，后继者的功在继承......没有高下之分，只有前赴后继。

这么多当代学者，毕生才能在细分领域做出成绩，怎么可能做到深度研究800年的历史？

而且他们已经在细分领域做出成绩，下一代学者想继续出成绩，只会难上加难，也就是说，红利被前辈吃掉了。

现代社会承平日久，各个学科体系建立起来，可以源源不断的培养人才了，大师的知识稀缺性就会降低。

而教育的普及让知识不能垄断，学者的话语权就被稀释，根本不可能一言九鼎。

大家的学术水平看起来差不多，便是没有大师了。

大师，就是这么稀释的。

在学科复杂、人才济济的现代社会，只有天赋禀异的牛人，把某个领域做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才有资格称为大师，比如袁隆平、屠呦呦、南仁东等。

这就必然提高了大师的门槛。

当年出国留学回来，对于国内学生来说是降维打击，现代出国留学回来，嗯，外国的饭好吃不？

当年把国外的东西复制回来，史书上必然有此人的名字，现代谁要是敢复制，哼，我不会上网查啊。

我以前听老人说，40年代后期有个前辈同乡参军，跟着解放军打到内蒙古，因为是小学毕业，没几年就做了县长。

现在的小学毕业，能实现排骨自由吗？

国家越进步，社会越复杂，出头越困难，教育普及和行业细分，已经把诞生大师的土壤铲平了。

大师，就是这么没的。

六、

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

诞生大师的时代未必好，没有大师的时代未必不好，厚古薄今真的不是好习惯。

陈寅恪等大师赶上历史的进程，成为名留史册的人物，但随着时间推移，当大师的学术研究成为常识的时候，地位会一步步的降低。

虽然是祖师爷，已是神庙里的符号。

能在历史长河里熠熠生辉的，永远是有关全人类共同的东西。

与其仰望大师，不如铭记他们的风骨和担当。

我觉得，陈寅恪著作等身，也不如写在王国维纪念碑上的两句话：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