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办纪念王重民先生120周年诞辰活动，作为王老先生的弟子能亲身参与这次盛会，可谓深感荣幸。当我听到举办这次活动信息后，有一个感觉立刻在脑海里翻腾起来：人生一世，只要卓有建树，并且能为国家和社会无私奉献，淳朴善良的人民就永远不会忘记他。我们就以王老先生的诞辰为例，1993年北大信息管理系举办了王重民先生90周年纪念会，2003年更是隆重举办了100周年纪念会，2023年则再进一步，今天不仅在国图举办了王重民先生的120周年纪念活动，金秋10月还将在北大举办纪念会。活动规模越来越大，参加人数越来越多，尤其在2017年，“《王重民全集》编纂”甚至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无论是与王重民先生有过交往的前辈们，还是仅仅受惠于他的学术影响的晚辈们，年无分长幼，识与不识，见与未见，无不念之敬之。民间之缅怀与敬仰如此，国家之肯定与重视如此，这样的场景怎么能不令人萌发无限的感慨啊！

一、图书馆学园地生机盎然的常青树

每当提到王重民先生，我就总会很自然地联想起宋代文学家苏东坡的名言，他曾高度赞扬古代文化领域里的四位顶尖级的杰出人才：“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赞美的这些“罕见人才”毕竟局限于某一个领域，而王重民先生的研究方向不仅很多，并且在多个研究领域中均能登堂入室而位居高峰，可以说达到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前沿。

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简单回顾其成就：

（一）图书馆学教育

王先生在胡适先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历经多次申报和商谈研究，1947年终于实现了在北京大学开办图书馆学专业的梦想。由先生一手创办的图书馆学专业和图书馆学系，几经更名，成为如今的北大信息管理系。关于王先生在图书馆学领域的亲力亲为和卓越成就，我在《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这部著作“前言”中，曾以一定篇幅反映。

（二）目录学

文献目录学是王重民先生研究的重镇。他不仅发表了许多高水平文章和著作，在书目实践方面更是做出了极其卓越的贡献。仅以《中国善本书提要》为例，堪称前所未有之鸿篇巨制。王重民先生为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三馆所藏中文善本，撰写提要4000余种。在这些“提要”中，属于珍贵秘籍者俯拾即是。例如六朝唐写本、宋、金、元刻本、影钞宋元刻本、明钞本等等。为便于后人利用，还在《提要》之末，附有书名、编校、刻工等索引。

（三）版本学

王重民先生在版本学领域造诣极深，无人能与之比肩，堪称国内独一无二之国宝级大师。即便是学贯中西的胡适之、誉满学界的郭沫若两先生，每当他们面临不同版本而亟待决断时，必须请教之不二人选里，则非王重民先生莫属。

（四）专题研究

王重民先生有许多专题研究，最突出四个：太平天国文献、地方志文献、敦煌文献（现在早已称“学”）、徐光启研究。这里谈一下徐光启研究。

为什么要编辑《徐光启集》呢？王先生序言说，“徐光启不但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科学家，也是古代遗留给我们科学译著和文献最丰富的科学家。”事实表明了王老先生远见卓识。读过《徐光启集》，确实令人眼前一亮。以往常有人说，林则徐是我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但事实胜于雄辩：徐光启才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综上可知，王重民先生不仅担任过国家图书馆代理馆长，创办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还长期从事图书馆学教育。他身上光环固然很多，但均与图书馆有关，他是扎根于图书馆园地的国学大师，也是这块肥沃土壤里生机盎然的常青树。

二、“《王重民全集》编纂”的立项与进展

（一）“《全集》编纂”的立项是在学界拥护声浪中实现的，立项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2003年，在举办“纪念王重民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同时，北大信息管理系编辑出版了《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通过梳理，进一步提高了人们对先生各个领域贡献的新认识、新境界。在这次纪念活动中，已有不少人萌发了编辑出版王重民先生“文献集”的构想。这种构想，可以理解为以后编纂《王重民全集》的前奏和序曲。

2006年10月，从王平先生和台北学者处获悉海峡彼岸一则喜讯：台北胡适纪念馆计划出版《胡适王重民书信集》，他们很希望我为此写一篇宣传文章。不久，本人发表了拙文《慧眼识珠启宝藏，大师谈心遗佳酿》，阐述了出版《书信集》的重要意义。孰料几经辗转，原本由台大教授领衔的《书信集》，最后落在了我的头上。在北大诸多同志共同努力下，我们最终编辑出版了《胡适王重民先生往来书信集》。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由此也促进了《王重民全集》立项问题进一步浮出了水面。

当然“立项”的成功，还必须提到社会上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去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敝人拙著《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这部书倘若放到社会上或许萤火之光而无所谓，但对本人而言，它毕竟是历经半个多世纪、倾毕生精力的辛劳成果。故而在本书末尾，我特意提到应该由衷感谢两位师长，第一位就是恩师王重民先生。然而环视国内学术界，比我更佩服王重民先生者不乏其人，特别是郑伟章先生，他对王先生的崇拜，用“痴迷”和“五体投地”形容，可谓恰如其分。2014年，郑伟章先生在国内高端刊物上发表了题为《大师风范，伟业长存》一文，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尽快编辑出版《王重民先生全集》。”平心而论，他是国内鲜明提出编纂《王重民全集》的第一人。就这样，2017年“《全集》编纂”工作顺利立项了。

（二）编纂工作是在后学感恩情怀中前进的。

“《全集》编纂”立项后，我们马上开始了既务虚又务实的两项工作。所谓务虚，即落实我们之前确定的指导思想——“求全求真”基本原则。“求全”就是《全集》应该涵盖王重民先生已经出版和未曾出版的全部著述。“求真”就是尽量保持王重民先生原著的本来面貌，不随意删改；所谓务实，即我们从业务层面区分了五个子课题（文献学编，敦煌学编，古籍整理编，专题编，书信杂文编），并根据专家们特长确定了五个子课题的正副组长和相应团队编纂者名单。

“编纂”工作可谓是坎坷多艰。原本“五年”要完成的工程，有三年多是在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中度过的。编纂管理组的会议后来因疫情就只能在“线上”沟通。回顾五年多编纂工作，问题复杂，困难重重，实难一一尽述。当此之时，最令人欣慰和感动者，要数编纂组众人满怀着对先生深深的感恩和敬意，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种种困难，全身心地投入了《全集》的编纂中。经过大家共同努力，“《全集》编纂”工作目前已经基本完成，从现在开始的下半年将要进入结项阶段。

三、《王重民全集》的出版

（一）《全集》出版形式与规模

按照既定规划，《全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王重民先生生前与中华书局有良好的交往关系。关于《全集》的出版形式，是成熟一批，出版一批。关于《全集》的规模。由于王老先生在诸多领域皆有卓越建树，用“著作等身”形容王老先生成就并非过誉之词。根据基本内容考核和总体估算，《全集》的文字规模有千万字左右。

（二）《全集》质量与编纂者期望

关于《全集》质量，这个问题比较复杂。2018年12月，台北胡适纪念馆举办了胡适先生127周年诞辰大会。有一位曾出版过多部“全集”的学者，根据个人经历，提出了“全集不全”的理念。尤其是“初编”全集，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往往是《全集》刚出，所谓补正、订正之类的意见，便会纷至沓来。接下来还会有补正之“补正”、订正之“订正”，几乎没有穷期。但是，如果没有“初编”《全集》筚路蓝缕的奠基铺路，则令人满意的《全集》将永远不可能诞生。

最后，我代表所有编纂者表达我们的期望。诚然，在编纂《全集》过程中，全体工作者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但由于这项工程的艰巨性和我们水平的局限性，将来的《全集》里可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对此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但我们还是由衷希望：在听到批评之声的同时，更能看到富有建设性的建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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