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要 | “中国蒙古学与国学-古典学传统”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人民大学成功举办-米儿火

中国蒙古学学会与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联合主办、《西北民族研究》《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编辑部协办、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中国蒙古学的国学传统与学科发展研究”（批准号：23STA010）承办的“中国蒙古学与国学—古典学传统”学术研讨会于2024年5月1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举行。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高校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的26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发言。在京各高校相关专业部分研究生旁听会议。

开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黄维忠教授主持。中国蒙古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乌云毕力格教授在开幕词中表示，“大国学”是中国蒙古学一贯的立场、情怀和视野，从“西北舆地之学”时期以来，中国蒙古学界把蒙古学作为中国学的一部分来建设的；中国蒙古学的研究方法具有悠久的国学—古典学和语文学传统。20世纪初开始，中国蒙古学学者们把古典学和语文学方法用于中国学研究，拓展了传统汉学的学术空间。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包银山院长在致辞中介绍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的办院历史和组织机构、馆藏资源和学术期刊等，充分肯定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与中国蒙古学学会之间的紧密合作关系，希望双方在学术研究、项目合作、学术交流方面进一步取得丰硕成果。

学术报告环节，分五场进行。

第一场学术报告由内蒙古大学齐木德道尔吉教授主持。浙江大学中西书院刘迎胜教授以《有关早期蒙古历史多语种史料的源流问题》为题，基于前人研究，就《亲征录》中有关太宗征金的几个地名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黄维忠教授以《王国维国学视野下的蒙古史研究——以王国维与神田喜一郎来往书信为中心》为题，介绍了王国维以文献学为基础的国学研究传统。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馆长萨仁高娃研究馆员以《陈垣与》为题，介绍了陈垣的治学之道，探讨了其对《元朝秘史》进行的基础性和系统性科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乌兰研究员以《亦邻真先生蒙元史语文学课程》为题，介绍了亦邻真1979年在内蒙古大学开设的“蒙元史语文学”课程，提出蒙元史语文学知识是研究蒙古史的基础，并期待国内蒙古史研究事业能够在继承亦邻真等前辈学者的科研精神和研究方法基础上，不断取得更大进展。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白拉都格其教授在《蒙古史研究与国学传统：以成吉思汗生年讨论为例》为题的发言中指出，因游牧蒙古人的系年纪事文化缺位和不够重视人们生年岁寿而导致成吉思汗的生年有多种说法。随着耶律楚材等内地文人陆续成为蒙古大汗的近臣，史官按照中原国学传统编撰的历朝大汗“实录”，从而有了关于成吉思汗明确卒年岁寿的记载。

第二场学术报告由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胡日查教授主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党宝海副教授以《北京大学蒙古史研究与国学传统》为题，围绕柯劭忞、屠寄、陈垣、蔡美彪等四位学者的蒙元史研究，介绍了北京大学在蒙古史研究领域的工作。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院长吴英喆教授以《清格尔泰先生与契丹小字研究》为题，探讨了清格尔泰于1975-1985、1986-2002、2003-2013三个时间段对契丹小字的研究。他指出，清格尔泰先生带领团队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为我国契丹文研究奠定了基础。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米彦青教授以《制度·思想·文化：清代蒙古族汉诗研究》为题，提出从制度史、思想史和“新文化史”三个视角研究清代蒙古族汉诗的新思路。

第三场学术报告由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吴英喆教授主持。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乌日切夫教授以《国内发现的明代万历版及其学术价值初探》为题，通过对波兰藏万历版《甘珠尔》和国内发现的万历版《甘珠尔》具体规格、尺寸、材质、特点等方面进行考证，指出它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叶尔达教授以《托忒文多语种文献及其形成缘由》为题，介绍了托忒文多语种文书、多语种石碑、多语种典籍、多语种玛尼石、摩崖，并指出托忒文多语种文献形成与17世纪藏传佛教格鲁派在欧亚草原的传播、准噶尔部的崛起、清朝与周边国家、民族与地方政权的往来有关。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朝鲁副教授以《元代古典学的传统与搠思吉斡节儿蒙译著作新考》为题，以最近新发现元代《萨迦格言》的17世纪抄本为依据，提出了对搠思吉斡节尔编撰或翻译作品的新观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布日古德研究员以《大兴安岭地区多文种摩崖墨书题记考察与研究》为题，指出考察组通过多次的田野调查证实了我国为欧亚地区多文种摩崖题记最丰富的国家，并介绍了考察组到目前为止的调查过程以及部分研究成果。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正月教授以《试论和之联系》为题，提出贡噶坚赞、搠思吉斡节尔所著《心鉴》和《虚空宝》均受到《读咒法》直接影响。《读咒法》实属古印度梵语传统语言学理论语音学缩影，在蒙古文传统理论文献中得到了本土继承和发扬，《虚空宝》便是其18世纪代表性典籍。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北方多语种文献研究所树林研究员以《蒙古族高僧学术传统及学术成就谈》为题，从蒙古族高僧学术史概览、学术著作体例、学术思想等三个方面指出他们的学术成就，并强调他们的学术著作的内部结果、相互关联、学术思想需要进一步挖掘探究。

第四场学术报告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树林研究员主持。清华大学沈卫荣教授以《从Isaak Jacob Schmidt到陈寅恪：说初创时的蒙古语文学》为题，梳理了蒙古语文学从国外学者Isaak Jacob Schmidt、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Jacques Bacot到国内陈寅恪等学者的学术史。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胡日查教授以《划定清代内札萨克蒙旗边界的舆图与档案》为题，根据光绪以前绘制的蒙旗舆图与相关档案文献资料，就内札萨克蒙旗边界何时开始勘测、何时最后划定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内蒙古大学蒙古历史学系包文胜教授以《“索头”及其相关族号的新思考》为题，指出史料所载“索头”即“辫发”之说确凿无误，而“拓跋”以及其他相关族号很可能与其有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研究员以《蒙元史学科发展及多语种文献》为题，从编撰《蒙古史》及蒙元史组的成立、《元典章》读书班对元史学科的影响、多语种文献的挖掘及元史学科展望三个方面梳理了70年来元史学科的发展。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哈斯朝鲁副教授以《释迦端都布蒙译本另一份手抄本的新发现及初步探索》为题目，考证了蒙古国呈·达木丁苏伦故居博物馆未署名译者的蒙译本《西藏王统记》实际上就是释迦端都布蒙译本的另一份手抄本，随后对该译本的特征和价值进行了初步探讨。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斯琴巴特尔博士以《国学经典与民文翻译：以光绪十八年木刻版满蒙翻译为例》为题，对《四书》满蒙文本的直译内容和意译内容做了比较，提出了关于光绪十八年木刻版《四书》的新观点。

第五场学术报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乌云高娃研究员主持。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那木吉拉教授以《鸟居夫妇在中国“满蒙地区”的调查及其文献述评》为题，指出鸟居夫妇的两次调查以及后来完成的三部人类学著作对于了解和研究清末以及民国时期蒙古地区自然和社会、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古代契丹（辽）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民族志资料。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朝格吐教授和博士研究生鸿格尔珠拉以《在蒙古地区以胡仁·乌力格尔形式传播的路径与阶段》为题，指出《三国演义》在蒙古地区的传播有助于促进蒙汉两个民族文学和文化的交流和交融，对加强民族团结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意义。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与人类学学院萨出日拉图博士以《清代伊克昭盟七旗划定旗界与各旗游牧图的绘制》为题，通过伊克昭盟划定旗界的案例，指出田山茂、岡洋樹等学者提出的成立扎萨克旗的三条件中的“给地”其实并不是成立扎萨克旗的先决条件，而是清朝治理扎萨克旗的结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苏日朦助理研究员以《满文文献与清代蒙古史研究：以八旗察哈尔形成历史为例》为题，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满文档案，结合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以及官修汉籍史料对入清以后八旗察哈尔的形成历史脉络进行了详细论述。

闭幕式由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叶尔达教授主持。中国蒙古学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陈岗龙教授作学术总结。陈岗龙教授认为，中国的蒙古学是大国学的一部分，但不能局限于旧国学，而是要和语文学、古典学等学科相结合，国学传统中研究蒙古史时，应采用多语种史料语文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此次会议集中展示了蒙古学重大项目的前沿成果，多数学者的报告代表了该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

中国蒙古学学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蒙古族文学研究室主任纳钦研究员致闭幕词，向与会专家学者致谢，并表示，本次研讨会是国家社科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资助项目“中国蒙古学的国学传统与学科发展研究”的重要成果，希望通过研讨交流，能够提升对中国蒙古学及其与国学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与研究。

与会学者认为，蒙古学是国际性、综合性学科群，因学统绵长和大师辈出而颇具影响力。中国的蒙古学走过了一条在国学传统中孕育、在国际交流中发展的道路，尤其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提升，并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作出了独特贡献。中国蒙古学百余年的发展，是与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整体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韩儒林、亦邻真等学术大师走过的蒙古学研究道路代表了中国蒙古学的中国式发展道路。立足今天，面向未来，中国蒙古学需要继承优秀学术传统，也需要具有更广泛的学术视野，更为包容的学术胸襟，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作贡献。从大国学的立场出发，深入思考中国蒙古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道路，是今天中国蒙古学学者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