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孤身当百毁，往事已成尘

民国有一批的大师狂潮，尤其在国学方面，至今少有人出其右，王国维、陈寅恪、黄侃等人，一波波潮涌般地影响国人至今。

沿至新中国，学古汉语的定知王力，喜欢戏剧的必爱曹禺。喜欢外国文学的，必然知道李健吾；喜欢看中国小说的，那钱钟书的《围城》爱不释手是很自然的，学语言的不能不知道吕叔湘，不能不知道许国璋。这些都是名满天下的博学之人，但奇怪的是，上述这些大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老师，现在却很少为人所知，那就是曾经大名鼎鼎的吴宓。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编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

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

以上是季羡林先生对自己的老师吴宓的评价，他给吴宓的有一个很精准的定位，说他“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

吴宓，陕西泾阳人，1894年生，字雨僧，少年天才，七岁便读《史鉴节要便读》和《唐诗别裁》等古文。后考入以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在北京设立游美肄业馆，也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在入学复试中，他以全国第二名成绩入校，可见其才华了得的程度当是令人惊讶万分的。

毕业后吴宓去美国哈佛留学，他在校期间，研究兴趣广泛，涉猎文学、哲学、新闻学等，之后又求学英国，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回国后先后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文学院、西南联大等校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1941年被民国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

解放后他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可惜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又被下放到平梁县劳改，以至眼睛失明，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受尽苦难。后被胞妹接回老家泾阳安吴堡，1978年病逝，终年84岁。

陈丹青先生有一幅很著名的油画叫《国学研究院》，从左至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前四人都是1925年清华成立“国学研究院”时，由时任筹备处主任的吴宓被聘为研究院教授的。由此也可见吴宓的影响力。

后来他转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并兼任大学部国文系主任至1928年。他紧随世界教育的发展方向，努力培养学生成为“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的“博雅之士”。

他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国学界，经他的培养，清华大学涌现出很多“汇通东西”的“博雅之士”，至于名字就不罗列了，那是长长地一串名单，而且都是后来国学各个领域的领军之人，这也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他还在美国留学之时，国内五四运动正如火如荼，其主要内容是打倒孔家店，提倡白话文。吴宓虽是研究西洋文学，但对新文化运动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全盘否定的做法很是气愤。他在日记中写道：“目今，沧海横流，豺狼当道。胡适、陈独秀之伦，盘踞京都，势焰熏天。专以推锄异己为事。” 他感叹：“呜呼，安得利剑，斩此妖魔，以拨云雾而见天日耶！”

从他的这些记述来看，吴宓当时还真是个愤青哈，时人皆以紧跟潮流为荣，而他却大反其道，坚持自己内心所思，绝不随波逐流，他在美国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自己的看法，也使得他将自己推到了潮流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