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种求新的世界眼光，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得以取得如此成就和如此影响的根本原因之一。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在大学成立国学研究的院所，清华并不是第一家，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尤其是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人员多，在当时影响广泛；但最终还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后来居上，声望和成就超出于其他国学院所，成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标志。究其原因，除了王国维等人本身是当时我国国学研究冠绝一世的大师外，主要有二，一是清华国学研究院以中西文化融合的文化观作为基础，在中国文化的研究方面，沉潜坚定，不受反传统的文化观念所影响；二是把国人的国学研究和世界汉学的研究连成一体，以追求创新和卓越的精神，置身在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前沿，具有世界的学术眼光。陈寅恪曾提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为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关注新的材料、新的问题、新的学术潮流，其所谓“新”不止对中国人是新，也是世界范围的新，所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们真正能够“预流”，这是20世纪学术史所证明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