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学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基本上是分三大块

原创：熊春锦 德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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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国内的国学复兴已经十多年了，正从儒学经典诵读的复兴逐步延伸，接近道学经典诵读了。在这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共同研究中华民族的伟大国学，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中国国学包含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基本上是分三大块，就是以道德根文化为主根，而以儒学文化和佛学文化为辅根的三大文化脉络构成的一个整体，才称为国学。

当然，“国学”一词，是在二十世纪初，也就是五四运动期间诞生的一个特殊的名词。一批有志之士在西学东渐时期，为了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为使民族文化的特色免受西方文化的侵蚀和践踏，而提出来的一个名词。概括起来，“国学”就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别的国家和民族而表现的思维方式、哲学观、文化、艺术、科技、信仰等等各层面上的各门类学说的一种总和。这样来给“国学”定名，就比较丰富和全面。

国学包括道德根文化，包括儒学文化。有些社会观点认为，儒学就是国学。实际上，儒学还不能囊括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神髓，没有凸现出中华民族根文化的真正特色，因为它只能突显出两千五百年以来的特征，而两千五百年以前到八千年无文字和有文字这个历史区间的文化特征，它无法承载，无法表现，那么它也就只能构成一个辅根。到了魏晋时期，从印度进入中国的佛学，它是吸收了中国的道学文化和儒学文化的精华，而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所形成的一种文化。所以，我们应当整体把握住“国学”这个系统。

我们的国学，承上启下的这个层次性非常清楚。比如说，孔子曾经五次问道于老子。其实，问道于老子的这个承传，也就涉及到文化承上启下的继承问题，说明中国文化是道学诞生出儒学。所以，以道德文化为主根、以儒家文化和佛学文化为辅根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也就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国学。

国内学术界的一些争论，特别是在几十年以前，我们国家很多学者普遍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摇篮。其实，春秋战国的文化并不是中国文化的摇篮。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怎样定义才准确呢？它应当是“中国智能文化的助产婆”。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轴心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由慧性文明向智能文明转化的一个转折期。经过五百年的战乱，而使整个中华民族远离了道德根文化当中的慧性文明，转向了纯粹的智能文明，是一个转折时期。所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诸子百家并不是中华文化的缔造者。真正的缔造者，应当是伏羲、黄老，也就是黄帝和老子才是真正中国根文化的缔造者。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百家思想，全部都是解析、吸取、分流伏羲、黄帝、老子思想产生自己智能认识的学派，所以他们不能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缔造者。这些概念，我们要重新解读。

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诸子文化遗产，并不是中国最真实、最善美、最地道、最优秀、最古老的那一部分，并不是中国文化之根。中国的文化之根应当是什么呢？应当是春秋战国两千五百年以前，由伏羲的易道文化、黄帝的法道文化，再经过老子五千言全面的“转录”和“翻译”，以德道文化加以系统化而共同构成的道德根文化系统。要完整去解读中国的文化，解读中国的国学，那么就要远溯到初创于伏羲的易道文化，以易阐道，河图演绎；成形于轩辕的法道文化，以法论道，四经修治；成熟于老子的道德文化，以德证道，五千言论之。这三个系统脉络，共同构成了根文化，是中国国学的缔造者诞生出来的。我们只有把这个全面掌握后，才能掌握我们的国学，深入展开国学的研究。

两千五百年以来，整个西方和中国，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西方智能文明，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愚智文明，都是一个近取诸于身、远取诸于物的实践过程。在西方来说，就是逻辑推理、实验真伪的外求法；唯独中国，还保留着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的内求方法。正是因为内求方法远远超越于外求方法，能够把握事物的灵魂，把握事物的本质，所以也就构成了中华文明史当中道家文化的无穷生命力，这是当前世界各国科学家都在研究中国老子五千言的重要原因之一。

像德国，虽然人口不多，但它是哲学家的摇篮，人们都非常热爱哲学研究。在中国，我了解过，恐怕一千户人家里也难以找出一本老子的五千言；但是在德国，通过电视调查，每四个家庭就有一本《老子》。这个普及率，几乎接近了唐朝时期中国老子五千言这本书的普及率。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在唐朝贞观之治时期，才达到了每家每户都有一本老子《道德经》这样一个史实，所以唐朝才创造了贞观之治的辉煌。到如今，这个文化仍然在世界各地流传，唐人街遍布世界各个角落，包括美洲、欧洲到处都是唐人街，人们都以中国的唐人而自豪。到如今，南朝鲜和日本人同样以唐文化为骄傲，但是我们自己却淡忘了，并不知道为何会诞生唐文化的这个昌盛时期，那就是因为老子思想的入世应用和五千言在社会教化中的展开。

配图：玉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