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被陈水扁赶出去的国学大师-米儿火

29年前的今天，1990年8月30日，台北风雨交加。

一个老人在台北杭州南路的一所房子里去世，享年95岁。

这所房子，他只住了两个月。在这两个月里，本来已目不能视的他几乎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生命的最后，他偶尔会迷惑地望向窗外。只有妻子知道，他在找窗外的南竹——那是他之前最熟悉的风景。

南竹是故乡也有的植物，他细心地选择了那些花木，种植在之前的家里。而那个家，他永远回不去了。

他被赶出了那栋房子。

这个老人，叫钱穆。

到外双溪参观的游客，绝大多数是奔着台北故宫去的。但其实，这附近有许多值得拜访的名人故居。

比起蓝得特别醒目的林语堂故居需要开车盘山而上，

比起每天限量15名参观者的张大千故居，

我总喜欢安利东吴大学西南角的“素书楼”——钱穆故居。

沿着学校的主干道一直往里，穿过大片小区，沿着右侧小山坡慢慢走上去，隐约可见的是一幢红砖外墙的小楼。其他的景色都忘了，就记得许多如巨伞撑开的榕树下，门是大红色的，在阳光下特别醒目，据说这是钱穆指定颜色——所谓“朱门”也。

朱门上有黑色三字，曰“素书楼”，正是钱穆遗墨。

《八十忆双亲》里曾经讲过，他少时得伤寒，误用了药，是母亲日夜精心照料，他才从鬼门关里逃脱。起这个名，为的是纪念母亲，也是怀乡：

五世同堂之大门，悬有“五世同堂”一立匾。第二进大厅为鸿议堂，为七房各宅中最大一厅，淮军讨洪杨驻此，集官绅共议防守事宜，因名。第三进为素书堂，后四进堂小无名。西弄堂五叔祖分得素书堂之西偏三间为其家屋。不知为何，一人亲自登屋拆除，惟素书堂，及堂匾尚保留。拆下砖瓦木石，尽以出卖。——《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是把我看哭的一本书，而在素书楼，你可以处处感受到这种来自钱穆的家国情怀。

客厅里供着朱熹像，我记得还有“静神养气”“读圣贤书，立修齐志”，都是朱熹的话。这些都是钱穆夫人胡美琦捐出来的原物。

图片来自新华网

钱穆的名字是哥哥钱挚改的，这个名字和他的字“宾四”都出自《尚书・舜典》：“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有意思的是，钱挚的长子出生，取名字的是钱穆。建安七子里，有一位徐干，“轻官忽禄，不耽世荣”，但擅长辞赋，其五言诗妙绝当时，徐干字“伟长”，钱穆给侄子取名钱伟长。

对，这就是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名字的由来。

钱穆送别侄子钱伟长（右一）留学美国时，在上海与钱伟长等人合影

钱穆的学历，不过是高中——而且没毕业。

写学术类文章，投稿屡屡不中，后来打听了才知道——他投稿的时候说自己是乡村小学老师，编辑一看，立刻弃之不用。

还好人间尚有伯乐。在燕京大学教书的顾颉刚，看了钱穆的文章，立刻写信：“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乡村教师钱穆在顾颉刚的推荐下，成为燕京大学国文讲师。一年后，顾颉刚给胡适写信，推荐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这里的“他”，说的就是钱穆。

年轻时的钱穆在讲课

因为这个原因，我一直对于迅哥儿叫顾老师“红鼻子”耿耿于怀。

胡适和钱穆的学术见解颇不同，但这并不妨碍胡适吹钱穆的彩虹屁——他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

两个人曾经争论老子和孔子的地位，胡适觉得老子在孔子之前；钱穆不同意，两个人在课堂上吵架。于是学生以为两个老师闹崩了，胡适说：

“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燕大还建了奇功——园中一湖未名，大家集思广益，起了各种名字，钱穆说，不如就叫“未名湖”。

对，这就是北大未名湖的由来。

我们应该叫钱穆老师“起名专家”。

钱穆讲课特别好，西南联大诸位学生的回忆录里，一说到钱穆，都说座无虚席，盼望他讲课：

我们在昆明西南联大一年级时，钱师在昆华中学大课堂里讲中国通史的情景，虽时隔近五十年而我们至今记忆犹新。那时一般是晚上上课，吾师精神饱满，疾步按时来到课堂，从未点过名，但同学们都自动踊跃参加，还有一些人旁听。讲课前，课堂里早已挤满了二百多人，座无虚席，迟到的人只得挤在室外窗台旁或大门口听讲。钱师当年正在四十多岁壮年时期，讲课声音洪亮，结构性、逻辑性严谨，趣味性浓，哲理性强，节节有独到之处，引人思考入胜。课堂内除老师的声音外(间或有记笔记的微音)，大家都全神贯注，鸦雀无声。

——姚渠芳《怀念在台湾的钱穆老师》

当时教中国通史的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是他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据说上个世纪末特赖齐克(Thlchke)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经常吸引大量的听众，对德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的想象里，或许钱先生讲课庶几近之。据说抗战前，钱先生和胡适、陶希圣在北大讲课都是吸引了大批听众的，虽然这个盛况我因尚是个中学生，未能目睹。钱先生讲史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加之以他所特有的激情，常常确实是很动人的。

——何兆武《上学记》

讲课时的钱穆

在西南联大期间，钱穆每周五、周六去昆明给学生讲“中国通史”，上完课之后，从昆明坐小火车返回宜良的岩泉寺。在寺庙里，钱穆完全用一种隐士的生活态度研究学问，单枪匹马完成了《国史大纲》。我至今还能背出这本书开头里，钱穆先生写的几段话：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自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

这几段话，是我做学问至今时刻铭记的座右铭。

1949年的南渡北归，钱穆和胡适一样，被点名为“反动文人”，他没有退路，去了香港，创建了新亚学院。

钱穆在新亚书院的活动中行拱手礼

初创时期，经费不足，钱穆为了钱，总是要去台湾找经费。有一年暑假，钱穆得了严重的胃溃疡，余英时去看他，发现他孤零零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余英时问：“有什么事要我帮您做吗？”钱穆说：“我想读王阳明的文集。”

钱穆和他的两大弟子严耕望、余英时

1952年，钱穆到台湾淡江文理学院演讲，屋顶掉下的大水泥块一下子把他击晕，他被送到医院急救，新亚学院的学生、在台中师范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胡美琦听闻消息，立刻赶去照顾。四年之后，钱穆与胡美琦在香港结婚——钱穆一生婚姻有三，原配夫人和新生婴儿同一年去世；续弦张一贯1949年留在家乡，夫妇再也没有见到面。钱穆的四子两女都是和张夫人所生。

1967年，钱穆打算前往台湾安居。胡美琦卖掉了他们在香港汇丰银行的股票，打算用这笔钱在台北盖房子。一个朋友推荐了外双溪，胡美琦后来回忆，那个朋友说，这个房子很便宜，手续也简单，但之前是坟地，问钱穆是不是忌讳。两个人去看了实地之后，钱穆很喜欢，于是马上订下，由胡美琦的哥哥胡美璜介绍工程师来负责一切。

钱穆搬家之前，和妻子的合影

安排妥当之后，钱穆和妻子回到香港，打算搬家。就在这时，蒋经国来访。

蒋经国当时对钱穆呼之以老师，胡美琦后来回忆，蒋经国登门拜访，直接就提了房子的事情：

就在我们动身前两天，经国先生衔命来访，表示老总统得知宾四准备在台建造家宅，认为应由公家负责。宾四告以一切已准备妥当，请代报告并致谢。临别时，经国先生再三说，总统是很有诚意的，也是政府应该做的，当时宾四并没有接受。我们返港整装，于十月正式迁台。抵台后，方知就在返台几天前，经国先生直接命家兄将屋子设计图呈上，并嘱他不要过问，此外什么也没说。事已至此，也就无从推辞，素书楼就由政府兴建完成。——钱胡美琦，《钱穆逝世20周年》，《联合报》

在蒋经国的督办下，小楼很快建成，这便是素书楼。

钱穆在素书楼

钱穆在这里住了二十三年，可以说，这二十三年，是平静的。胡美琦把钱穆照顾得无微不至，据说，每逢有月亮的晚上，夫人喜欢关掉家中所有的灯，让月光照进整条的长廊，盘膝坐在廊上，静听钱穆在月光下吹箫。

直到1988年。

1988年，台湾当局开放了大陆民众赴台探亲。不过，虽然开放，手续超级复杂。

得到消息的钱穆仍旧欣喜若狂——他和自己留在大陆的子女，终于可以在台北见面了。

钱穆晚年终于和子女团聚

当时钱穆的长女钱易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进行学术访问，于是从“第三地”前往台湾探亲——钱易也成为两岸分隔40年来第一位赴台探亲的大陆人士。

已过耄耋之年的钱穆得到了最大的幸福，他让女儿就睡在自己旁边的床上。女儿给他搓澡，他特别高兴的说：“哎呀，这是第一次我的女儿给我洗澡，给我擦。”

但很快，民进党中常委陈水扁率先发难，称钱易在入台的时候，没有说自己曾经是共青团员，而后又进一步“揭发”，称钱易是中共党员，曾经在大陆的“叛乱组织”（其实就是政协）任职。这样一来，连带着钱穆也有罪名—— “知匪不报”。

那段日子，素书楼每天都会聚集着大批的媒体记者。

1988年底，虽然台湾“高检署”决定不起诉对钱穆的控告，但长女钱易只能马上离开台湾。

钱易后来回忆，钱穆当时生气地说：“这些人都忘记了中国人的这个道德、情谊，他们不知道家庭的亲情是多么重要，他们不能想像这个女儿会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看我。”

而这不过是一个开始。

1989年5月13日，时担任台北市议员的周伯伦掀起“钱穆霸占公产之素书楼房舍风波”。周伯伦在台北市议会中提出，钱穆所住的素书楼属于公共财产。素书楼是当年蒋经国委托阳明山管理局所建，产权当属阳明山管理局，现在属于台北市政府的“市产”。钱穆不应该依仗国民党的权势“非法霸占公共财产”，必须迁出素书楼。

周伯伦

“立法委员”陈水扁马上跟进，以书面质询方式强烈要求台北市府收回素书楼。

同时，国民党领袖和“总统”李登辉对这一事件保持了全程沉默和不作为。而钱穆说，当时国民党政府曾经有契约，但“总统府”依旧保持沉默，死活不拿出契约来。

更可笑的是，民进党方提出，钱穆搬出素书楼之后，可以把素书楼改为“钱穆纪念馆”——“钉子户”钱穆，对这个建议觉得哭笑不得。

胡美琦回忆了夫妇俩就搬不搬家的问题进行了谈话：

搬家前，宾四当时正在病中，我不敢详告，有天夜里，我独自坐在廊上，宾四忽然起床走来对我说：“要是我再年轻几岁，宁可到国外去流浪。唉！可惜我现在已经太老了。”紧接着一声长叹。停了一下，他又说：“我有一句话要交代你，将来千万不要把我留在这里。”又是一声长叹。我的泪水随着他的长叹而长流，我为他感到无限辛酸。我对宾四说：“我们自己该要辨明的是民国72年以前没有契约时的两点理由，一是为两位去世的蒋总统争清名。我们认定素书楼是国家宾馆，不是台北市政府的宿舍。当年两位蒋总统是公开兴建素书楼的，二十年来不是没有民意代表，但从没有异议，这一段时期自属合法。时代变了，这表示礼贤下士的时期，在台湾已经结束。所以我们只有搬出素书楼，才能替两位去世的蒋总统表明当年建宾馆并不为私。一是为你，人活着必该要有尊严。借用契约于81年一月到期，报上说某议员表示到期还要再议论。那时你九十八岁了，难道还要再受一次他们呼名唤姓的羞辱吗？素书楼再好，也不值得了。”那天我们夫妇谈到半夜，宾四称赞我所说的话是得道之言。——《联合报》钱穆逝世20周年，钱胡美琦

钱穆与夫人钱胡美琦

1990年5月，这位已经接近全盲的国学大师搬出了素书楼，临走前，他把素书楼内的藏书捐献给各学术单位，只说了一句：

“活的不许住，还没死就要做纪念馆。”

两个月之后，钱穆去世。对于他的死，当时的媒体是这样报道的：

余英时先生给他写的挽联，是这样的：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在他去世前一年，即使他已经深陷素书楼事件中，钱穆还是将自己的著作稿费，全部捐献出来，创立了素书楼文教基金会。

1994年，当“钱穆纪念馆”在素书楼开幕时，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到场讲了这样一番话：

今天我特别指定要来钱穆宾老纪念馆素书楼，以吊唁这一位“一代儒宗”，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和责任来向我们宾老说一声：“宾老不死，不是隐入历史，而是活在历史。”所以向他献花、致意，在心里我是这样来默祷，我是亲自来向宾老表达歉意和说声“对不起”。政府，特别是台北市政府，在过去做得不够，也许是由于一些杂音和压力，忽略了对一代儒宗所应该要有的特别的礼遇，我一直觉得当初让我们的宾老迁出素书楼搬到杭州南路的住宅，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离开我们，并且在八十一年（即1992年）归葬中国大陆的江苏太湖之滨，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宜，但是这样的事实终究还是发生了。现在我有机会担任台北市行政首长的工作，我唯一能做的、应该做的、最想做的就是今天特地来宾老的铜像面前来跟他致歉，来跟他说一声“对不起”，我希望未来类似事情的处理一定要非常审慎。

胡美琦说，人死了，道歉还有什么用呢？

又过十几年，在钱穆去世二十周年的2010年，时任国民党主席 “总统”马英九也来到素书楼参加追思会，他说素书楼风波是对文化的暴力，希望台湾再也不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追思会上，82岁的胡美琦这样回答了当局的道歉：

每一想到搬家前两年的种种经过，真如噩梦一场，至今我尚无法从噩梦中完全清醒过来。今天「台湾式的民主」，很像台北市的交通，你虽守法，也难保自身的安全。所谓的「民主政治」，成了无轨的车，可以任意横行。在经历了一连串椎心的痛苦后，我不得不加倍地谨慎小心，再不能让死去的丈夫受到另一次伤害了。对于今天的我来说，余生的意义也仅在此。

今年春节，参加台北书展的我站在素书楼的客厅里，看着钱穆在家授课的照片——这里就是他讲课的讲堂。1986年6月9日下午，91岁的钱穆在素书楼讲了最后一课，他穿白色的中国褂子，脸色微黑，眼睛虽然不好，却炯炯有神。来听课的人，和从前西南联大时期一样多。他讲完课，忽然站起来，对学生们说，送给你们最后一句话——

“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