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学课程的接踵开设，读经诵典和古装服饰的普遍流行，我们似乎正在见证并推动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

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几所重点大学已先后开设了国学院或者国学班。

有人不禁会问：中国的高等学府，也开始了“国学热”？

其实早在1925年，清华大学就成立了国学研究院，后因为各种原因，在1929年停办。

但在这短短4年中，清华国学院培养了70余位学有专长的国学学者，其中多数在后来成为我国人文学界的著名学者或国学大师。

2022年，复建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组织出版《清华国学人物小传》，讲述了6位清华国学大师的生平、学术特点，特别是其与清华的渊源，并以“小传”的形式展现出来。

“小传”不求“全”，而是期待能起普及、宣传之效用，让清华国学研究的特点呈现在世人面前，并期待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清华国学研究的传统当中。

梁启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其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正是清华大学的校训，沿用至今。

而这个校训来自梁启超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

1914年，梁启超给学生讲怎样培养“君子”人格。

演讲过程中，他引用《周易》中的这两句话，勉励学生要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完全人格”，做“真君子”。

所谓君子，应志愿宏大，具有坚忍强毅的精神，于逆境中不屈不挠，见义勇为；于顺境中宽以待人，气度雍容。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告诫留学生们要以本国学问为根柢，才有能力学习西方知识和文明，进而对国家社会做出贡献。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纵观梁启超的一生，从维新变法、逋日刊报，到参与立宪，再到讨伐洪宪及复辟，再造共和。

每一桩事件都格外精彩，引人入胜。

即使到了晚年，梁启超也总担心自己“志气消磨了”，不断告诉自己“要拿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唯有不断地警醒鞭策，才使其具有自强不息的源源动力。

正如他在《饮冰室文集》中所写：“十年饮冰，难凉热血。”

只要一个人志向远大，不管什么困难挫折，都不会将其打败。

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梁启超曾赞叹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之所以有此赞叹，是因为王国维通晓日、英、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均有不凡贡献，国内外影响颇大。

1925年，49岁的王国维被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

此时的他正处于学术巅峰时期，其《观堂集林》在海内外广受赞誉。

在教学上，擅长史学理论的梁启超，与以古史考证驰名学界的王国维，彼此相得益彰，配合默契，尤被传为佳话。

更重要的是，王国维从不做空头“名家”，不吃“学术老本”，不在学术以外渔猎名利；而是名愈盛则愈专注于学，在讲学之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然而在1927年6月2日，面对长子的离世、好友的断交以及时局形势的变幻，嗜好悲观主义哲学的王国维越发悲观。

他留下“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

陈寅恪在其纪念碑上撰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一代国学大师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至今仍然鼓舞着后人。

陈寅恪：教授中的教授，为学术的一生

历史学家傅斯年曾评价陈寅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从12岁起，陈寅恪先后到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学校就读。

留学与刻苦学习的经历，使他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最为精通。

即使出国游学二十余年，他也未获得任何一张高级学位证书。

因为陈寅恪完全是为了求学而读书。

学位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唯有把知识装进脑子里，才是真切所学。

陈寅恪在给学生上课时，就曾说道：“前人讲过的，近人讲过的，外国人讲过的，自己过去讲过的，我都不讲。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因此，他在任教清华国学院时，被师生冠以“教授中的教授”。

凡接触过陈寅恪的人，都对他惊人的记忆力钦佩不已。

“留心处处皆学问”，陈寅恪从小爱看书，许多典籍皆能背诵。

即使在双目失明的晚年，他备课、著文、著书时，依然能准确地指导助手查阅数十数百种资料，达到胸藏万卷之境界。

正如历史学家周一良对陈寅恪的评价，“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史家学术”。

这十二个字，正是陈寅恪一生的写照。

赵元任：“好玩儿”的“中国语言学之父”

语言学家陈原曾说：“赵元任不止是一个杰出的语言学家，还是一个最能接受新科学新工具新观念的博学多才的学人。”

赵元任从小随祖父、父母一家三代人生活。

几经迁徙，十多岁的他就已经会了近十种方言。

15岁在南京上学时，赵元任遇到了天南海北的同学，同学是哪里人，他就用哪里的方言聊天，一时间惊艳四座。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受邀来华讲学，由赵元任全程陪同翻译。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

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进行翻译了。

讲学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

1925年，清华国学院成立，年仅26岁的赵元任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同被聘为清华国学导师。

赵元任曾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

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

赵元任则认为：“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这种“好玩”其实就是学习时的兴趣。

当一个人打心眼里喜欢一样东西时，自然就有动力去弄懂它。

梁漱溟：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家

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曾说：“在梁漱溟身上看见了甘地。”

1916年，23岁的梁漱溟，在蔡元培的引荐下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印度哲学”和“儒家哲学”。

在讲“儒家哲学”时，听者十分踊跃，除一般学生外，还有许多前辈，甚至是当时以及后来的风云人物。

四年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出版，更使他享有新儒学先驱者的盛名。

因此，世人皆以“知名学者”来看待梁漱溟。

但他本人却一向不自视为学者，也一向不为了学问而做学问。

梁漱溟表示自己只是好发现问题而已。

有问题，就要用心思；用心思，就有自己的主见；有主见，就会从行动上表现出来。

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艾恺曾与梁漱溟有过十余次长谈，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者”。

1928年之后，他先后赴广东、河南、山东考察并从事农村建设运动，做得有声有色。

他也曾两度借居清华园从事思考和写作，并为清华学子发表讲演。他所关注的，依然是人生问题与中国社会问题，这一点在他一生中从未改变。

多年后，他在写给侄子的信中说：“我这里没有旁的念头，只有一个：责任。我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是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即所谓中国问题”。

在这样的信念驱动下，梁漱溟南来而北往，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他的“人生实践”之路。

李济：中国考古学之父

教育学家吴大猷说：“在李先生之前，作中国考古的都是外国人，李先生确是国人中第一个作中国考古的人，深受我的景仰。”

清华国学院成立时，梁启超担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他希望清华能开设现代考古学的课程。

时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地质学家丁文江听到消息后，推荐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好友李济前往清华。

其实李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科班出身。

在留美预备学堂时代的清华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一年以后又转念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生，随后转学到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

李济对考古研究的兴趣，主要还是在1923年回国以后，特别是在清华国学院时期确立的。

当时没有多少学生真正理解，掘一个坟墓，寻一块骨头，里面就会有学问。

李济曾在课堂上论述考古学之于中国学术发展的意义：“中国的地方，如果在考古学上讲，遍地是黄金，不过没有去捡罢了。如果有人去捡，则中国的历史，现在虽说五千年，将来或许比十二万五千年还要长呢!”

自始至终，李济都力倡“科学思想”，旨在为中国建立起“现代学术”。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展开，第一代考古学人的黄金时代也徐徐拉开了大幕。

写在最后：赓续传统，再现辉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清华大学国学院始终坚持着“学术第一、讲学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开创了清华大学早期人文学研究的黄金年代。

各位导师言传身教，弟子奉行不渝，精神一脉相承。

80年后，清华大学第二次成立国学研究院。

尽管“四大导师”和梁漱溟、李济已不能重现，其学术神话无法复制，但老清华国学院的精神和宗旨在今天仍然有不可磨灭的价值。

正如陈来院长所言，今天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依然承续老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也将以“中国主体、世界眼光”为宗旨传承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精神。

我们相信清华国学研究院能够赓续传统，再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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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人物小传：四大导师及梁漱溟、李济》

1925年，清华大学成立国学研究院，在四年的历程中，大师汇聚，成果瞩目；同时以国学研院为平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国学研究人才，为中国文化的持续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清华的国学成就，成为近现代国学研究的一面旗帜。本书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及梁漱溟、李济为传主，以简明扼要的文字，介绍他们的生平、贡献以及与清华的关系。本书的研究建立在翔实的材料与扎实的研究基础之上，是国学爱好者、清华校史研究者、清华校友和在校师生了解清华国学传统的一扇窗。

作者简介

《清华国学人物小传：四大导师及梁漱溟、李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