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用一个词来形容黄侃的一生，我觉得“传奇”二字再适合不过。

作为章太炎最得意的的门生，能与老师章太炎、刘师培并称“国学大师”足以彰显其不凡。

黄侃出生于湖北书香世家，其父黄云鹄是北宋黄庭坚第十七代世孙，晚清时期有名的进士，但他的母亲却只是黄家的一个佣人。

在封建社会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下，黄侃庶出的身份就决定了他是不幸的。与那些庶出身份低微，发奋读书，衣锦还乡的逆袭故事不同的是，黄侃一出生就受到了父亲黄云鹄的重视。

黄侃出生时，黄云鹄已经67岁，老来得子的他将黄家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黄侃的身上，考取功名，光耀门楣。

自出生起，父亲的希冀便注定了他这一生的使命。

黄云鹄与黄侃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黄云鹄亲自教授黄侃学业。幼年时便要求他通读唐诗宋词，四书五经。

而黄侃自幼便展现出他过人的才气。《汉书》《史记》倒背如流，可谓是：“日逾千言”，当世人称“神童”。

黄侃7岁那年，其父黄云鹄因不与官场之人同流合污，得罪朝中权贵，被贬离乡做官。

一日，因家中入不敷出，嫡母让他写信给父亲，他提笔洋洋洒洒写下二十字：“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调和天下计，杼轴任其空。”

恰逢黄云鹄的好友王鼎丞前来拜访，读过此诗，连声叫好：“令郎7岁便能写出如此诗作，堪称奇才，日后必有所成。”当即便提出要与黄家结秦晋之好，将女儿王采蘅许配给黄侃。

就这样，黄侃凭借一首诗就解决了终身大事。

黄侃

王鼎丞也并非是什么心思单纯之人，他之所以决定将女儿许配给黄侃，是在赌，赌黄侃他日必成大器。

事实证明，王鼎丞赌赢了这场赌局，没想到却断送了女儿的一生。

黄云鹄回信告知，并谆谆嘱咐：“尔负圣童之誉，需时时策励自己，古人爱惜分明，勿谓年少，转瞬即壮志矣。”

此后，黄侃将父亲的嘱托时时记在心上，也融进他日后做学问当中。

常常读书到深夜，和衣而睡，次日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温习功课。

可天有不测风云，还未等到功成名就，在黄侃13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

没了父亲的庇护，庶出的黄侃和母亲在家中受尽了委屈，甚至被嫡母剥夺继续学习的权利，要求他们同仆人一同吃住，每日还要做各种杂物。

但他内心一直都记得父亲的嘱托，他知道只有努力读书，才能改变自己和母亲的处境。

自此之后，他每日除了干活，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担心母亲的身体吃不消，常常抢着把母亲的杂物包揽，偶尔从厨房偷来的肉食也留给母亲。

15岁那年，黄侃不负众望考中进士，在家中的地位也不可同日而语，嫡母将他与母亲安置在府中最好的厢房，还安排了几个下人伺候，并大张旗鼓的将王采蘅迎娶进门。

喜中进士的黄侃本应继续参加乡试，可不料朝廷废除科举，兴办起了学堂。黄侃便转而考取学堂的入学资格。

备考期间，黄侃曾在家乡兼职私塾先生补贴家用，在众多学生中有一个叫黄绍兰的女学生，或许两人都不曾想到，他们的后半生会纠葛不断。

1903年，黄侃考入武昌湖北普通学堂继续学习。

黄侃

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但黄侃却担心，他一旦走了没人给母亲撑腰，母亲会受到嫡母等人欺负。

出发半月前每日都要母亲坐着黄驴，由他牵着在黄家走来走去，以警示家中众人，直到母亲都觉得难以忍受，他才停止了这一行为。

临行前，他唯一放心不下的还是母亲，嘱咐妻子一定要好生照顾。

王采蘅是一个典型的封建传统女性，只想相夫教子，侍奉公婆，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只要自己尽心侍奉好婆婆，终有一日，丈夫一定会回来接她。

进入学堂后，黄侃结识了董必武、宋教仁等人，他们受到新思想的启发，一起宣传民主革命，因为抨击时政被开除学籍。

青年黄侃与同学

后来受到父亲生前挚友张之洞的赏识资助他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

1905年，黄侃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在《民报》等刊物上发表数篇文章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

也是在日本，黄侃遇见他的恩师章太炎。说起来两人的相识也颇为戏剧。

恰巧二人同住一个公寓，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日半夜，黄侃突然尿急，来不及去厕所，便顺着窗户解决。

楼下的章太炎正倚窗夜读，兴致正浓，突然被溅了一身，气不打一处来，便对着楼上破口大骂：“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好事？”

黄侃楼下的骂他，便也不服气地骂回去，又是引经据典，又是指桑骂槐，两人你来我往，毫不留情。骂着骂着，倒互相佩服起对方的才学来。

得知对方姓名后，不仅不骂了，话锋一转聊起了对国学的见解，还互相谦虚了起来，相谈甚欢。章太炎还邀请他明日来房中一叙。

章太炎

翌日，黄侃准备了歉礼到章家，一进门便行了个大礼：“早就听闻您的大名，盼望有幸能与您一见。昨夜晚辈多有冒犯，还望您海涵。”

章太炎早就听说过黄侃，知道他年纪轻轻才学过人，在国学方面造诣极高，自是会有些许狂狷。

章太炎招呼他在家中用饭，两人一见如故，午饭过后，黄侃提出：“我有一个不情之请，不知您能否答应，我想请您收我做您的学生。”说完便行拜师礼：奉上红纸封套装十块大洋，跪下磕了三个响头。

章太炎本还在犹豫，见他如此诚心拜师便答应了。

黄侃虽做事不拘一格，但对待长辈和做学问却是十分的恭敬周到，一丝不苟。

1908年，黄侃因母亲病重回国侍奉，虽然对于母亲的病王采蘅也很是忧心，但听说丈夫要回来，她的内心还是十分开心的，毕竟这是两人时隔五年第一次见面。

她换上陪嫁时压箱底的新衣服，戴上结婚时的首饰，翘首以盼丈夫回来。没成想，黄侃回来后对她多年的辛苦付出只字未提，反而当着全家的面斥责她没有照顾好母亲。

面对丈夫的指责她一声不吭，眼泪却浸湿了整个衣袖。

黄侃遍寻名医也没能治好母亲的病，母亲去世那天他悲痛不已，甚至大口大口地吐血，直至晕厥。

丧礼过后，山西大学曾邀请黄侃任教，黄侃以要为母亲守孝三年不能离家为由拒绝了，还特意请苏曼殊绘《梦谒母坟图》以悼念母亲。

孝期一过，各高校向黄侃抛来了橄榄枝，原本就对蔡元培敬佩不已的黄侃选择去北大任教。

蔡元培

王采蘅想丈夫此行应该会带她一起去北京。

不料黄侃临行前的唯一嘱托是替他照顾好嫡母。

王采蘅想要开口说些什么，但自小父亲就教育她夫为妻纲，自己是万万不能忤逆丈夫的，还是忍着委屈说：“你放心。”

这次一别，直到去世王采蘅也没等到黄侃回来接她。

对于黄侃的孝心，章太炎是十分肯定的，毕竟古人认为百善孝为先，常常以“孝”来衡量一个人的品德。

但她的师母汤国梨则评价他：“小有才适足以济其奸。”

有才无德，不过是助长了小人无耻行径罢了。

黄侃

黄侃一生在学术上的成就可圈可点，唯一受人诟病的就是她的婚姻，一生结婚9次，令人瞠目结舌。

师母汤国梨回忆当世纸媒称他：“黄侃文章走天下，好色之甚。”

到北大任教不久后，恰逢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举办“国丧”，学校强制要求所有学生必须参加。

有位学生在“哭临”仪式时流露出不满情绪，被学校张挂虎头牌开除学籍，黄侃听闻，砸烂虎头牌，大骂一顿，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京师女子学堂的黄绍兰也对这一举措感到不满，“国丧”当日，她背对灵牌，席地而坐，这一作为在当时广为传颂。

黄绍兰的所作所为令黄侃刮目相看，一个女子竟有勇气做出这等惊世骇俗之举，不由得令他生出一丝敬佩和欣赏，便主动结交。

黄侃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黄绍兰，她和少时迥然不同：个子小小的，穿着一身中式的学生装，留着齐肩的学生头，大大的眼睛呼哧呼哧的眨着，笑起来弯成了一道月牙。

浑身上下都散发着阳光朝气。黄侃被这种气质迷住了。

由于是湖北同乡，还曾有过短暂的师生情谊，黄绍兰对黄侃亲近不少，两人渐渐地成为了志趣相投的朋友。

黄绍兰偶尔会和黄侃提起自己恋爱的心事和烦恼，黄侃常常安慰她，一来二去，黄侃渐渐对她生出了不一样的情愫。

黄绍兰毕业后前往上海开办博文女校，临行前，黄侃向她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可黄绍兰知道他早有家室，便婉拒了，即便她心中有些遗憾，倘若两人早些遇见，或许结果就不一样了。

黄侃仍旧不死心地追到上海：“我与王采蘅并无感情，这桩婚事是7岁时父亲定下的，我不得不从。

黄绍兰提出：“如果你与她离婚，我就和你在一起”。

“我若是同她离婚，便是忤逆了父亲，更何况，这么多年，她在家中侍奉母亲还算尽心……你我都是有着新思想的有志青年，怎么能受封建枷锁的束缚，爱情才是婚姻的前提，我们应该勇于冲破封建的桎梏在一起。”

黄绍兰动摇了：“可即便是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一起，如果我们结婚，就犯了重婚罪，于你我都是没有好处的。”

“只要你不介怀，我可以用别名同你登记结婚，这样就不会犯重婚罪了，我们俩也能好好在一起。倘若我用了真名，算是犯了重婚罪，你作为知情人明知故犯，也脱不了干系，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好。”

在黄侃的说服下，黄绍兰同意了。只要他的心里是她，那一纸婚书不过是个形式。

之后两人在上海度过了一段蜜月时光，但她还是隐隐担心。

直到黄侃的原配妻子王采蘅去世，她才放下心来，觉得两人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阻碍了。

蜜月过后，黄侃以回北大教书为由独自回到北京，黄绍兰继续留在上海，黄侃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到上海看她。

日子久了，黄绍兰怀孕了，提出想让黄侃到上海来，或是自己去北京，可这两项提议都被他拒绝了。

“你现在身子不便，从上海到北京路途遥远颠簸，你若是路上出了什么事情，可怎么办？若是我来上海，先不说我照顾不好你，其次工作什么的都要从头找起，也不比我在北京挣得多，孩子若是出生了，需要花钱的地方多了去了，我拿什么养活你们娘俩？”

一番话将黄绍兰说得哑口无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黄侃在北京教书，黄绍兰在上海养胎。

毋庸置疑，黄绍兰是黄侃在感情上不负责任的直接推动者，在明知他有妻子的情况下，还愿意妥协，这种本就畸形的感情关系注定了他们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刚分开那段时间黄侃隔周就会来看她一次，但怀孕后渐渐地半月也不见来一次，每次询问他都说学校排得课多抽不出空来。

慢慢地，黄绍兰便起了疑心，托北京的朋友帮忙打听，却得知黄侃前些日子与北师大的一个彭姓女学生秘密结婚。黄蕙兰一怒之下顶着七个月的身孕杀到北京质问他。

黄侃觉得很没面子，索性回应：“本就是你情我愿，何来责任？”

黄绍兰不是王采蘅那样的旧式女子，只知隐忍，二话不说带着婚书告他重婚罪。可由于结婚时黄侃用的是假名，罪名不成立。

自知理亏的黄绍兰不得已独自回到上海，后因为情绪不稳在医院小产。

黄绍兰的父亲闻讯从湖北赶来，却见女儿怀中有一女婴，弄清原委后怒斥她与有妇之夫在一起，如今还诞下一女，实在是有伤风化，辱没了黄家的世代清白，毅然与她断绝了关系。

众叛亲离的黄绍兰不甘这样被骗婚，找到章太炎的家中，恳求师父师母能为她和孩子作主。

自此引起了师母汤国梨的强烈不满，怒斥他“有文无行，为人所不齿”，是“无耻之尤的衣冠禽兽”。

汤国梨

章太炎则觉得黄侃这等至纯至孝之人，虽然有些时候玩忽礼法，但内心还是善良的，不是这么残忍的人。

碍于师父的身份，章太炎还是把黄侃叫到家中一叙。师母汤国梨心中有纵万般怒火想要发泄，但想着还是要先解决黄绍兰母女的问题便都忍了下来。

汤国梨提出：“即便你与黄绍兰没有法定的夫妻身份，但孩子终归是你的，你得出抚养费，将这孩子养大成人。”

可黄侃则觉得黄绍兰将此事捅到师傅这里，分明是逼迫自己就范。不仅不以为然还大口地吃着肉回了一句：“没钱！”

这样的结果，章太炎也束手无策，此事只好作罢。

后来在汤国梨的帮助下，黄绍兰拜入章太炎门下，专心致力于学问的研究，可以就无法走出黄侃带给她的心理阴影，最终自杀身亡。

黄绍兰事件没有引起太大的风波，最终不了了之，无疑助涨了黄侃的气焰，导致他更加肆意妄为。

1921年，黄侃的女儿黄念容考上了武昌高等师范，黄侃便转至该校任教。学生们仰慕他的才学，常常到办公室求教，黄侃便在门上挂了一个木牌子：座谈不得超过五分钟。

一次女学生程俊英、舒之锐到黄侃那里请教问题，见时间差不多准备离去，黄侃说：“问题还没讲清楚，你们去哪？”

两人指了指门上的木牌，黄侃则说：“女学生除外，可以多坐一会”。

对此虽然校方颇有微词，但黄侃的课十分受学生欢迎，这样的学识不当老师太可惜，也就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黄侃与同事

黄念容在学校有一个非常要好的同学黄菊英，常常放学后到黄家写作业。

黄侃对于这个年轻漂亮，活泼可爱的女孩子格外地关注，他常常单独在办公室替她辅导功课。

不出所料的是，黄侃很快抛弃了为他生下两个儿子的彭姓女学生，转而追求黄菊英。与之前两次不同的是，这次更加的明目张胆。

彭氏相较于黄绍兰来说更是无权无势，对于她的遭遇更是无人问津。

一时间黄侃成为了武汉的笑话，人们都说：“堂堂黄大教授，枉为人师，居然将手伸到了自家女儿的同学身上。”

黄侃却不以为然，自顾自写下一首《采桑子》给黄菊英：“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黄侃凭借诗才和三寸不烂之舌终于抱得美人归。两人在度蜜月时，黄侃还让人将讥讽他的话抄下来读给自己听，以供消遣。

1935年，49岁的黄侃饮酒过度而身体每况愈下，临终前曾悔悟留下遗言：“黄某枉过一世，脾气太坏，汝等万勿学我。”

黄侃作为一代国学大师，能够将尊师重道、孝敬父母做到极致，又怎会不懂得在婚姻的担当和责任。

纵观黄侃的一生，在做学问上有父亲黄云鹄、恩师章太炎这样的长辈谆谆教导，在感情上却从未有人真正过问。

世人大多只看到他的才学大于他在婚姻上犯下的错误，功过相较取其重。对他的错误多加宽容，倘若有人站出来指出他的问题，也许今日也不会如此遭人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