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说，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此前中国的旧学在现代文明面前一败涂地，曾国藩继承明儒传统，身体力行，通经致用，后来又有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力图调和传统与现实的阴阳关系。，后来学术界兴起“整理国故”的热潮，虽然与当时历史条件看似不协调，实则是有深刻的历史理性的。提出学习西方“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当时不但提出学习西方文明，同时又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这看似极为矛盾，其实正是魏源的高人之处，此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了中西交流的合理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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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人有一种全盘否定国粹的形象，认为外国来的就是梅毒也是好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中西文化冲突的进一步加剧，中国文化更加弱势，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为了保国保种，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而新文化运动闯将之一的胡适，则在介绍杜威的实践主义时同时讲授中国哲学史。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国学概念产生后，其意义内涵自然较复杂，包括传统，官方，民间，各种学问、艺术、技艺等，但在狭义上，国学之范围，不脱经、史、子、集四部，同时四部中又以经学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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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又可称国故。现在一般提到国学，是指以先秦经典以及诸子学为基根，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和同时期的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并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整的文化、学术体系。因此，广义上，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文化和学术，包括历史、思想、哲学、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书画、音乐、数术、医学、星相、建筑等，都是国学所涉及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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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学，鲜明国学之一，所谓必也正名乎，善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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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关于传统文化的书写，好像走向了两个极端:要么过于通俗，要么过于玄虚。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国学的弘扬，需要摆脱这两个极端，走一条中间道路，做到深入浅出、微言大义。虽然“文化热”、“儒学热”、“国学热”的浪潮此起彼伏，但真正将自己的文化看作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却少之又少。为什么要学国学？因为国学对我们有用；为什么要读国学？因为里面有智慧，有技巧，有升官发财的门路。于是在金源的眼里，国学已经蜕变成为赤裸裸的经世致用之术，成为彻头彻尾的“用经”！仅求其“用”，不见其“体”，将是最大的无用。仅求其“求”，而对国学的“道统”视而不见，将是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哀。为此，国人已经做过许多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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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后，随着西学东渐，我们在呼吸外来新鲜空气的同时，也注意到传统文化的流失。过对东西方文化进行冷静思考，明确了传统文化不可动摇的根基地位，沿袭先辈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是可以弘扬中国民族特色文化，进而促进当下时代的进步和发展的。在此，我们只有安身立命、谋求维新。《尚书》中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但是周邦所谓的新命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靠人不断的去探幽发微、阐明心意。阐发新意，不是凭空想象，不是一味模仿，而是要推陈出新。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要“接着讲”，不能“照着讲”。而“接着讲”，并不是凭空臆想、随意揣摩，而是要以“照着讲”的方式和姿态去“接着讲”，不如此就无法做到，“阐旧邦以辅新命”。国学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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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故，是为了获得长足长进。只有长足长进才能延续，才能生生不息。当然，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着深刻的两面性。所谓的精华与糟粕，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所以目前最迫切要做的，仍然是平心静气的去了解我们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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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贵力行圣贤文化的学习，贵在把它落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才能从中得到真实的利益。读读国学才能领略传统国学风景的同时，与圣人促膝对话，能够聆听到圣贤的教诲；在聆听圣贤教诲的同时，把圣人的教诲贯彻到生活中，落实到一言一行中。“多识前言往行，以自蓄其德”，我们也希望借这伟大文化的指引，提升我们的生命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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