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2006年09月11日17:53 科学时报
本报记者 易蓉蓉
“星级不低的宾馆，门口热烈的横幅；会议厅里硕大无比的背景板，鲜花盆景簇拥的主席台。主席台上最中间坐的是领导，两边紧接着是院士；如果院士多了，则以院士有没有头衔定座次。有些同志如果没坐上去还不高兴。开幕式上，首先是领导们按照头衔大小依次讲话，大多念讲稿，稍有自己发挥。长长而空洞的讲话之后是照相，照完相后领导或院士
就匆匆走了，因为实在太忙。”
按照这种套路拉开序幕的学术会议，在中国比比皆是。
科研人员为了开会“满天飞”
“应该讲，这几年还是有进步的，以前更是不得了。我们科研人员开学术会议，要些不相干的人插进来干什么？国外学术会议的开幕式都是简洁而有效率，中国的则变成各级领导和大家的见面会。最夸张的一次，我们在一个小地方开会，当地五套班子的领导都来了，都要讲话，不着边际，扯了半天，冗长的讲话把大家郁闷得不行，真是莫名其妙。”电话那头说这番话的是上海某重点大学一个研究所负责人，他强调说中国的会风普遍如此，如果公开自己的身份反而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我们这样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按规定每年必须召开一次国际性学术会议或全国性学术会议。这个规定的初衷是要大家多交流，但现在变得很复杂，因为学术会议过滥，质量不高。全国像我们这样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有70多个，与我们专业相关的有十几个，几乎每星期都会收到相关基地学术会议的邀请函，我几乎目不暇给，不要说去参加，甚至都没法回复。现在桌子上还有一堆信件，不用拆，肯定是邀请我去开会的。”
记者在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管理办法》中找到了详细的规定：各重点研究基地每年须主办一次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借以组织科研队伍、研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发挥全国专业研究学术交流中心的作用。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用于研讨的时间不少于2天；会议代表不少于30人，会议代表在地区分布上应有广泛性；国际性学术会议至少有两个及以上国家的学者参加。全国性或国际性学术会议应在境内举行。
“如果我要接受所有的邀请，我必须上午9点在北京某大学，11点转到北京某会议中心，下午2点出现在大连某饭店，晚上赶往昆明准备出席第二天的会议。我不是在开会，就是在打‘飞的’去开会的路上。我哪有时间做科研？！”一位学者说。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认为现在会议很多，有些根本开不过来，有时就看看题目而已。他的回答很坦率：“会议多，并不代表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也多，主要原因在于组织方的动机不纯。如果会议是与经费申请有关的，不得不去。去了不一定分到经费，但不去肯定分不到经费。”
不仅学术会议邀请函“满天飞”，科研人员为了开会也“满天飞”。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中国之所以学术会议多，部分是因为国家拨款的各种基金中都有会议专项经费，不用白不用——除了开会，就是买电脑、吃饭和报销所谓的“办公用品”。
中国的学术会议到底是多还是少？也有采访对象认为真正的学术会议少，多的是各种“乱七八糟的会”——各种学习、座谈会、评审会、鉴定会、项目开题会、中期评审和终期评审、答辩会。北京某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员因为近年学术成果卓著，被有关部门认定为“创新先锋”，经常参加类似会议。“当然，邀请一线科研人员参加科技体制改革等一些会议，体现了管理部门重视专家意见，但也暴露了分工不明确的不足。国外的科技管理人员既懂科技又懂管理，科技管理方面不需要科研人员分散精力。科研人员就可以专心科学，较多脱离科研管理工作。这需要一个过程，应该会慢慢过渡。”
“‘满天飞’的学术会议实际上水平并不高，这与中国科学水平整体较低有关。就好像篮球比赛，一个球队输了，有时板子应该打在教练身上，因为他的战略战术不对；有时板子应该打在球员身上，因为实力不够，阿斗的水平怎么打得过姚明？”
在网络、电话等通讯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法国科学家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典范——他们认为现在可以借助网络来交流，而且一个学科一两年发展不大，三四年开一次会比较合适。蒋高明介绍说，去年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尝试召开了一次网络会议，身为理事的他也参加了。
中国研讨会往往“研”而不“讨”
中国的学术会议“官气十足”：
官员们一般在开幕式上露一面就走，不参加后面的学术研讨，尽管有些学术研讨内容很精彩；
论资排辈的观念根深蒂固，报告人大多按照报告人是否院士、名牌大学博导等身份排序，而不是报告的重要性、新颖性。
有人戏称，大学里已经出现了“上级皇帝化、下级奴才化”的现象。论据之一是大学开会都严格按照级别说话，哪怕是学术会议；小人物如果抢了话头，大家都会对你侧目而视。开会时只要校长或者副校长说了话，下面的教授们发言，都会自觉地引述校长的“指示”。好像不这样引证一下，自己的话就说不出来。因为普通教师的收入高低、职称评定，基本上是领导说了算，他们掌握了体制内的所有资源。
“领导、院士等学术权威高高坐在主席台上，这本身就和学术会议的初衷——平等交流——背道而驰，也不符合质疑、争论的科学精神，科学应该不论出身，不论英雄，只论学问。”蒋高明介绍说，在国外，科学家里的“大腕”(如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美国科学院院士等)，与一般会议代表一样，认真听会、认真思考，并提出问题。
国内研讨会“大腕”发言不守时间，尤其是个别资历高些的人，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占用了别人的时间，主持人又不好意思阻止，这样交流的机会是不平等的。蒋高明讲述了自己的一次尴尬经历。“2001年，我组织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请了一名院士作报告，考虑到该科学家的名气，我们安排了30分钟的大会发言，一般代表是15分钟，给了这位院士一倍多的时间。结果这位院士讲了1个半小时，将后面澳大利亚学者的时间(15分钟)都挤占了，气得这位‘老外’马上就退房间离会。那情景好不尴尬。”
学术会议的初衷是交流、展示以及得到同行的认可。可糟糕的是，很多学术研讨会“研”而不“讨”，实际上是宣传自己的东西，很难引发听众兴趣。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直言不讳：“中国的学术会议很少是为了交流、掌握最新思想动态、学术成果，要么是为了了结课题、成果论证，要么是为了政绩、为了出书、为了宣传，要么干脆是为了旅游，而为了讨论学术思想对错的不是很多。”
研讨会“研”而不“讨”，部分是因为中国人的尊重师长、照顾别人面子等观念；部分也因为中国知识产权现状，害怕听众盗取“精华”，报告人往往心存戒备，不敢将最新研究成果、数据展示出来。《科学时报》记者曾在南京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因为写作需要想拷贝一些报告人的PPT，国内报告人往往谨慎地不肯松口，而一些外国学者则慷慨大方地答应。因为在国外，如果通过学术会议公然盗取他人思想，这人肯定落得臭名昭著，没法在学术圈里“混”了。
“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也有可能是他认为自己报告的内容尚不成熟、不确切，没有经过同行评议，没有正式发表，可以讲但不愿过早给出文字材料。万一不确切会贻误别人。”王志珍院士补充说。
可想而知，研讨会后结成的厚厚的论文集，有分量的没有几篇。蒋高明说：“这样的论文集还不如一篇SCI杂志论文呢，这是公开的秘密。因为科技评价体系不承认学术会议论文，因此没有人认真准备。有的‘老会议工作者’多年都是一样的会议文章。”
对于会议论文算不算成果，王志珍院士的意见是，如没有经过同行评议不应该算，至少在她所在的生化与分子生物领域是这样。“因为只要交注册费，交一个论文摘要，就可以参加会议，在生命科学领域大概大多如此。会议主办方一般不会拒绝你来参加会议，与会者多了至少他们不会赔钱。但是邀请报告就不一样了，在简历中你可以写上你曾经是什么国际会议的什么级别的邀请报告者，这种经历也是对一个人学术水平的一种衡量标准。据说计算机科学的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很严格，要经过专门的委员会评议挑选才有资格参加会议，他们的会议论文是算正式成果的。但很多领域的学术会议不会这样，没有经过严格同行评议的论文大概不能算正式成果。”“一般来说，邀请报告者十分重视被邀请的荣誉，都是极其认真地准备报告的，因为讲不好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各种会议的宗旨和水平是很不同的。美国的Gorden Conference非常有名，最早都是被邀请才能参加，而且参加者一定要讲新的尚未发表的东西，鼓励不同看法的争论，因此不出论文集。能被邀请参加Gorden Conference也是一种不小的荣誉。至于中国有‘老会议工作者’拿着一个摘要到处去开会，我相信他不是开会，一定是到处去玩。也有人没钱做研究但总有钱开会。这些都是我们的问题。”
从学术会议窥出中国学会的官办性
学术会议的主办方一般为会议的召集人，挂靠到某学会，并请与会议内容相关领域的知名科学家“出山”做主席。在每个学术圈子里，科学家的座次都是大家比较认可的，如果第一候选人有事不能参加就请第二候选人。报告人和分会的主持人，也是由相关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担任，或邀请他们作大会发言。有时会议组织者找到了资助，还会请国外的学者来中国作报告，会议出一切费用。听众就是会议代表，他们也会作会议发言。如果会议人数实在太少，尤其大会开幕式，大会议室里“人气不足”，组织者就会提前到大学或研究所找一些本科生或者硕士生来“捧场”，成了“会托儿”，会议组织者要出车费和提供午饭。
组织学术会议的大多为学会。“中国的学会名义上是民间的，但民间人士有保证金吗？能筹集到学会活动经费吗？有银行账号吗？没有挂靠单位能成吗？所以，会长一定要能筹集人财物等资源，有学术实力的人不一定具备这样的活动能力。所以学会的会长、理事长、常务理事和秘书长等各种职务，都按照部门、单位的利益进行分配，不是真正的民间组织。久而久之，随之而来的恶果就是把有学术实力、热心于学术发展的人关在外面，而由一些水平不高的‘非学术人士’来主宰这个学会的发展。”有学者指出。
旅游成为会议主题
因为大城市安排起来方便，所以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会议最多。如果会议规模小、会议内容不吸引人，组织者就会将会议地点安排到旅游城市或者旅游点。以前是大城市，现在是偏远的地方，或者气候适合的地方——冬天要下海南，夏天喜欢去海边、内蒙古草原或者新疆。安排旅游是一些会议代表极其热衷的，因为他们出差的机会少，所以他们盼望这一天，甚至会议都不参加而先行旅游去了。
蒋高明给记者讲述了一次这样啼笑皆非的经历：“前年，我参加一个在海南召开的会议，有些代表报到之后就不见人了。由于代表太少，连开幕式都开不起来。会议组织者只好将几个分会‘合并同类项’，让领导讲讲话、记者拍拍照，勉强‘胜利’地召开了一次学术研讨会。”
在大城市里，就餐流行自助餐，小规模的会议则大桌排坐。胡星斗介绍说，外国的学术会议都用自助餐，中国的多是豪华宴席，食物浪费非常严重。
学术会议为碰撞火花提供平台
毋庸置疑，学术会议的第一要义是交流。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寿武近日接受《科学时报》记者专访时，一再强调交流对于数学专业人士的重要性。“数学家需要什么素质？一要聪明，二要耐心，三要能和人交流。就我见过的学生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第三个素质。中国的教育一贯不注重交流，课堂上下都是一言堂，班级人数太多，中国学生缺少交流的机会，以致部分不具备交流的素质。像我们数学专业人士，一天工作12个小时，8小时是做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至少要有4小时是在吸收别人的想法和意见。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经常会发现自己的结果是和别人的结果融在一起的。”
“做数学和做其他的科学差不多，同事同行的水平高低对你的影响大得不得了！你做的题目、做题的方法和风格都受他们的影响。数学也讲究团队精神，很好的交流可以弥补个人的不足。”
张寿武说自己哥伦比亚大学办公室的门在白天总是开着，“学生随时都可以进来，一块很大的黑板，5分钟讲完你的想法就赶紧走”。“有时候我讲课，故意留一点儿错，让学生来挑。”“我反对国内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总喜欢关着门，潜台词是不欢迎别人进来交流。有的大楼装修得很好，数学是个活的东西，重要的是人，不是大楼。”
张寿武的学生田野，刚从国外回到中科院晨兴数学中心做终身教授。他说经常讨论问题让自己受益匪浅，在讨论过程中，好的导师指导学生做数学中最重要最艰难的题目，而且时不时提供新的思维和方法。
田野说交流不一定限于学术会议，比如研究所可以自己组织一些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每月学术交流会、tea time等等，从而了解这个领域最新的发展和最重要的工作。
一滴水中见太阳
从中国学术会议的会风可以看出中国学术的什么特征？
蒋高明的回答是四多四少——形式多，内容少；搞人际关系多，交流学术少；关注利益多，关注科学少；演讲多，讨论少，尤其争论少。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的回答是：一、官本位；二、政绩化；三、商业化；四、浮躁，急功近利；五、追求真理的氛围不浓。
我们需要如何改变现在的会风？
蒋高明建议说学术会议要认真组织，有明确的会议主题，要有新意，避免老生常谈；不要太频繁；鼓励争议；承认重要会议论文的价值。
胡星斗则建议说：还科学以独立、纯洁，建立民间主导、隔离行政权力、铲除学术腐败、保障学术自由和学术平等、促进产学研结合同时保护纯学术研究的现代科研制度。如此才能真正改变会风。
那位北京某研究所“创新先锋”在回复给记者的电子邮件中再次抱歉说不能公开自己的名字。“很抱歉，由于一些话敏感，自己胆小，这次不能用自己的名字。衷心希望这篇文章对一些人有些触动。说实话，昨天的会就没有意思，十多个院士，四十多个研究所所长，还有其他专家，没有什么名堂讨论出来，倒是一些院士对这次会议的组织形式直言不讳地进行了批评。当然，我也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
就在记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在读者您读这篇文章的时候，不知道有多少类似的学术会议正在召开。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改变我们的会风？什么时候我们才能还学术会议以未来面目？
(易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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