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先生说：“近代中国久乱而不治，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文化、社会、思想的重心。西潮冲击下，整个中国发生着巨变，重心之失落，根本上还是国人已失其故，缺乏一个重建民族认同的文化基础。”（引自罗志田：《失去重心的近代中国》）考察中国百年以来的文化演变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国人已失其故”是一个普遍被认可的现实。虽然“已失其故”，但是，每个时代都有些致力于把已失去的固有之根基重新发扬光大的知识分子，民国以降的数次“国学热”就可以为证。相比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人从湮没已久的古希腊、罗马元典汲取了先哲的智慧，最终走出了中世纪，拉开了近代社会的帷幕。而发生在我们这个古老帝国的数次“国学热”终究不能给我们的文化注入一剂新鲜的血液，带来崭新的面貌。我想，这不得不值得人们反思。基于对此的反思，笔者针对当下的“国学热”做一个解读。

一、国学——一个变动不居的概念

当我们谈到国学的种种时，不得不首先追溯“国学”这一概念的历史。只有在国学从其生成到现在的历史中，才能更好的理解众说纷纭的国学两字的要义。然而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学的概念早已从“国家设立的学校和教育管理机构”（引自林蔺：《“国学”概念的历史梳理机当代定位》）转变为在学术界具有颇多争议且纷扰难辨的概念，至今也没形成统一的认识。对于国学概念的争论笔者不想一一列出先贤及时贤的观点，从所论述的论点可以窥知，其论述者大都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其国学概念最为核心的关键词，而“文化凝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引自楼宇烈：《国学百年争论的实质》）。从中亦可知国学的核心范畴也可认为是能体现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思维方法、生活样式、信仰习俗等”的诸多层面上。换言之，国学的概念至少是涵盖了前现代中国精神、制度、器物、习俗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概念。

对“国学”的概念做一整 体性的理解后，我们可以再考察一下不同学者对待国学的态度，从这些不同态度里我们可以从另一个维度来加深对国学的理解。“国粹派”的邓节、黄实与“西化派”的胡适对国学的态度可以为我们提供这种维度。若从“国学”产生的背景看，会发现国学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从日本东传而来的，是对“西学”的回应。最初对国学提倡、研究的“国粹派”邓实、黄节多是基于文化焦虑下的心态，怀着文化上救亡图存、重塑国魂的目的而加以阐述的，反映了学者对本国文化命运的思考。正如胡逢祥说的“国粹主义的出现，乃当时西力东侵和西化潮流逼视之下的民族文化的觉醒和自识的反映。目的在于通过保存民族文化反对外来侵略和民族压迫，以达到保国保种的目的，故实为种具有明显政治倾向的学术思潮”（胡逢祥：《社会转型中的现代国学思潮及其走向——兼论王国维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后来的整理国故运动，胡适把国学视为“国故学”，即“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认为“国故”只是一种也已过去的陈迹，本身没有任何现实的生命价值。“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只是为学术而工作，所谓‘实事求是’是也，绝无‘发扬民族之精神’的感情作用”（同上）。在“研究问题，输人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理念下，用科学、理性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在西学压倒中学的背景下，从学者对国故的不同态度中，可以窥知他们对前现代中国文化不同的认知的路向：精神价值与知识价值。前者国粹派肯定其精神价值与知识价值，而胡适则更倾向于国故的知识价值，正如其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表示，整理国故的具体目标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引自张越：《从提倡国学到再倡国学——国学与“国学”热刍议》）。当下我们对国学的理解则必会融人我们当代的思考痕迹和价值诉求，而非单纯的被整理的国故。一言概之，我们一方面坚持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学术品格，另一方面则亦秉持基于沉厚知识积淀上的价值阐发，无论这种价值是普世的还是有悖于现代价值观的观念。这样才会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个不偏不倚的整体上的认知。

二、“国学热”在沉沦与复兴之间的国学

在前现代的中国，国学作为一种知识与价值观念体系，适应了古代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随着旧的统治秩序社会结构的解体，以及新的知识及价值观念的传入，国学渐渐失去其整合社会的功能，更兼新文化运动、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激烈的反传统运动，使得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严重的断裂。正如周志强说的“国学之成方国学，并不是简单因为中华文化的强大传统，而是因为这个传统的突然被打断”（摘自周志强：《博览群书》）。国学的沉沦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而伴随的强烈的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及一些“多元文明论”及后现代主义种种思潮的激荡，在商业利益的驱动及现代传媒的推动下，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渐渐兴起了一股国学热。从《甲申文化宣言》到各大高校国学研究院的建立，从各种国学经典、通俗读物的出版到百家讲坛中的另类解读，以及民间各种私塾的涌现及儿童的读经热，还有一些大学生身着汉服、行古礼的热潮，种种眼花缭乱的现象，似乎昭示着国学的复兴。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思考或许要禁不住的问一句“国学热”是不是一个成熟文化体系发展的常态。所谓成熟，在自己看来，是指文化相对稳定且存在一个被大多数民众接受与实践的核心价值观念的状态。

从思想史上看，理学的兴起是在隋唐两朝及北宋前七十年文化的积淀下，吸收了宋以前儒学、佛学道家学说才慢慢的形成一种思想潮流，从而改变了中国的文化格局，并深刻影响着以后文化演进的方向。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也是在中世纪末，一批学者重新发现了隐藏在古希腊罗马典籍中的人文主义精神，用人的尺度代替了神的尺度，鼓励人们开始追求凡人的幸福，虽然基督教的伦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占据着统治地位，但依旧开启了现代社会之滥觞，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形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现代社会。至今，基督教信仰依旧是西方社会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以上可见，文化的转型大都是基于自己文化固有的传统并吸收外来异质文化，经过长时间的碰撞、吸收、交融而成一种有别于先前气质的文化。反观中国近代以来的文化演进，不难发现其路径正好相反，近代中国在废除科举制、建立民国及在激烈的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中把传统文化赖以生长的土壤、制度大都损毁殆尽，人为地把传统割裂在现代文明之外，希冀将西方的文明原本本的移植到中国。但事与愿违，传统文化不但没有完全被制裂，西方文明也没有健康的被移植过来。只不过传统文化失去了传承土壤，变得难以赓续，慢慢地游离于现代社会、日趋湮灭。在另一层面上，固有的风俗习惯则存留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失去了固有文化精神的引领，其风俗习惯在日趋商品化的潮流中也渐渐失去了自我校正的机制，也慢慢的沉沦起来。从长远看，当下的“国学热”可看作是在各种合力的作用下的一种文化现象，至少在知识阶层显示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而对于大众而言则更多的是一种没有经过深刻了解与反思的盲目跟风，而传统文化式微的现状在长时间内不会改观。

三、国学的复兴——启蒙理性下的自觉实践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认为生活在某一文化传统中的人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知道它的来源和意义，知道它的精华和糟粕、长处和短处。在翻阅时贤对国学热的论述时，大多提及应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而摒弃其中的糟粕的内容。此言不虚，但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上则不是纸上谈兵那样容易。精华与糟粕的取舍标准何以厘定我想就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其实，近百年以来对国学的整理研究，科学的方法是大部分学者共同认可的方法，但是对于国学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则很难达成共识。其中，对于精华与糟粕的区分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再者，对于传统文化深刻的认知更多的是来自于对元典的阅读。作为阅读的前提，则需要对古代的“小学”知识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就像古人所说的那样“圣人之道，譬如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人室乎”（摘自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小学”，是理解元典意义的不可缺少的工具。然而，在中国当下普通的民众中，能直接阅读先贤元典的人数毕竟还占少数。如果通过其他通俗方式的解读，则不免会形成一种普遍的误读，就像学者对于丹解读《论语》的非议（如解玺璋在文章里说的“尤其是现在，于丹的心得把《论语》、《庄子》弄得面目全非，国人以为她在推广国学”）。

不能否认于丹等学者通俗讲解国学经典对大众的积极影响，但对于大多数听众而言，这种获取知识的方式是没有基于元典阅读上的和缺乏自己的思考而盲目的接受的。再者，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生命体验的学问，其最终的指向是回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践行自己的文化信念，而非是一种简单的知识吸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现代国学的技术性走向”，即是偏重于技能的培训与知识的吸收而非理想人格的完善。以上诸多问题，皆是制约复兴国学所不能绕过的。在另一个层次上，国学的复兴只有在国学所蕴含的普世性价值、观念被大多数民众所身体力行的情况下，才可以说的上是真正的复兴。当下的中国普遍缺乏一种启蒙理性的精神，如康德所说的“启蒙就是人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不成熟状态即没有别人的指导就无法运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摘自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我想，对待国学的态度也应该抱有一种启蒙理性的精神，勇敢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对于国学的种种做出自己的评判。在某一时间里，或许这种评判还不太成熟，我想随着阅读的深人和基于实践的反思，最终会形成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看法。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国学或许才能实现真正的复兴。

四、结语

当中西两种文明在近代遭遇以来，“国学”的命运可谓跌宕起伏，相对于西方的强势文明，一直处于式微的地位。在当下的时代，我们或许应该摆脱所谓“西方中心论”的语境，来反思我们的固有之学术。但是，我们仍然需要“西方文明”做一参照（注意，不是以“西方文明”做为中心而是做为参照，“参照”意味着彼此地位的平等；若言中心，潜在的意思则是另一方处于边缘的位置。）来反观我们的国学。只有在深刻的比较彼此的“同”与“不同”的基础上，才能较为理性的选择吸收与转化，最终实现文明间的“和而不同”，以有益于人类文明之进程。